星期六, 九月 24, 2005

郑贻春:统治中国的十大制度性谎言

中国大陆的谎言社会化问题十分严重,导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万马齐喑的局面。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弥天大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也是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1)制度性谎言是社会主义社会腐败的根本标志。制度性腐败导致整个社会进入空前腐败的不可自拔的沼泽地。所谓的制度性腐败,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自身所呈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和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成风。

制度谎言,既是制度性腐败的标志,又为遍布于整个社会的腐败增添了亮丽的光彩。比如,极权专制就是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腐败。极权专制主义者为了保持其窃国大盗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出浑身解数地大撒其谎。从某种意义上说,谎言乃是极权专制主义政体大搞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文化腐败等的遮羞布。

(2)制度谎言使腐朽的极权制度愈加僵硬。极权专制制度本身就是缺乏弹性、缺乏灵活变通特性的僵硬制度。它通常像花岗岩似地顽固,既不易接受外来的良好刺激,也难于应付来自多方面的强大压力。所以,它总是顽冥不化,像患了晚期脑血栓一样,但却偏偏把自己七老八十的昏庸当成少女的天真烂漫、如花似玉或年轻小伙子的朝气蓬勃。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3)制度谎言是非文明的野蛮制度的充分表现。作为阻止民主自由的堡垒,极权专制政体从来都以谎言招摇过市。比如,袁世凯和江泽民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窃国大盗都煞有介事地说,中国大陆不适宜于搞民主,中国人民都享受不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所享受的民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他们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大行其地道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并把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只能对他们顶礼膜拜且山呼万岁的奴隶。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下毒誓,坚决反对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流氓道路。于是乎,又是反对所谓的和平演变,又是反对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又要大搞无德、无耻、无道的三个代表。总之,红色王朝极尽土匪恶霸之能事,公然与浩荡的民主潮流相对抗。

(4)制度谎言完全或基本上照搬前苏联斯大林主义那一套。由于制度谎言的横行霸道,整个中国大陆就陷入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灾难中而无以自拔。可以说,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恐怖主义之害,根本就没有任何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民主和自由。人权都被剥夺净尽,生活处在幻想复幻想、绝望连绝望的悲惨境地。

斯大林主义罪恶不但导致了前苏联三千万──四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而且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大陆的专制主义集大成。其直接引发的灾难后果就是导致了一亿左右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运用的暴力革命学说,是根本无益于中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的,是不能使中国现代化的各项事业走向繁荣昌盛的理想境界的。

毛泽东思想只能把中国人民引向无穷无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苦难,只能把中华民族引向充满沉静的棺材,只能把中国大陆引向缺乏人性、弘扬兽性的死胡同。

(5)谎言制度是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是欺诈整个社会的骗术。制度谎言流毒甚广,搞得神州大地满目疮痍,致使中国人民无端消耗的代价十分巨大。对所有的谎言制度,我们都必须加以完全彻底地揭露和批判,都必须实行适合于现代化要求的旧有社会系统的全部改造,这就是说,要把统治人民的工具变成服务于人民的工具,把欺诈社会的骗术转变为实现人民诉求和愿望的现代文明的制度力量。

要达成此种目的,就必须深刻地了解现行社会主义的制度谎言究竟是些什么贷色,它的本质及内容究竟有哪些。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反人类的制度弊端,我们才能够制订好改造这些制度弊端的时间表,我们才能够为创建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而做出既对得起我们自已,又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的应有努力。

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谎言委实多矣,一言难尽,本篇只是择其要者,归纳十项,以做抛砖引玉、广纳良策之利用,目的就是要风卷残云地扫荡遍及于神州大地过多的政治尘埃,以开创出中华文明与人类普世价值逐步接轨的好风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字都不真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这是在宣布: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谎言已经制造成功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的红色王朝终于在二十八年的血腥征战之后于世界的东方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一场暴烈而残忍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无穷无尽的内耗之中。封建制加奴隶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将把人变成非人。中国人民将与自已的本质发生惨不忍睹的异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肆意割裂民主自由的方式,全面而深入地取缔人权,无所不用其极地诽谤并毁灭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积聚而成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从此以后,中国大陆将沉沦到以皇权压迫人权,以共产党君主的意志统领整个社会全部资源的状态,并中国人民成为被极权专制政体随心所欲地役使的奴隶和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字都不真实,都是令人扼腕兴叹的谎言。每一个字都包含着至少一千万个中国人被肆意宰割的头颅,每一个字都充满着鲜血淋漓的累累白骨和啼饥号寒的无尽哀叹,每一个字都渗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草菅人命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腐朽没落的本性。

中国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如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遍及于神州大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中华优良传统几乎是荡然无存。由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封、资、修以及半个多世纪每时每刻变本加厉地搞成的大大小小的无比惨烈的文字狱 ,几乎把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彻底地围剿并毁灭殆尽了。用外来的马列邪教实行全方位的极权统治,使得中国大地上根本见不到任何鲜活的思想。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从根本上遭受到全面的洗劫,老祖宗留下来的文明传统都已统统地荡然无存。在红色王朝肆虐横行的这片凄惨的大陆上,何有中华文明之踪影?难道说,中华就是通过共产革命而进行自我毁灭的巨大的可耻证明吗?

关于人民。毛泽东把人民分成三、六、九等,更用阶级斗争的敌友来泾谓分明。凡是卑躬屈膝于听命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就被称为人民;凡是具有独立思想的直言进谏者,就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人民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反对共产极权的人都不是人民,都没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而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既然不能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定为人民而只能被认定为敌人,那么,这些人就必不可免地和顺理成章地受到共产屠刀肆意妄为地迫害、肆意妄为地宰杀。他们的命运,何其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登基为红朝皇帝的二十七年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达八千万之多。可见,这八千万业已化为冤魂的人民,就是红朝国里的丰功伟绩!须之,这是多么无耻之犬的共产暴行啊!以人民的名义镇压人民,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把人民斩尽杀绝,这就是红色王朝半个多世纪以来欺世盗名、妖言惑众、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

是到了为人民正名的时候了!人民应该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人民,才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像毛泽东所说的人民,不过是代表了他自已以及他的那帮共产权力者而已,只不过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小集团利益而已。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能代表任何中国人民的利益。

人民不过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用来欺诈整个社会的冠冕堂皇的幌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我标榜的剥夺少数人权利而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说辞,纯粹是一种不值一驳的狡辩、是造成人类悲剧的胡说八道。

须知,少数人哪怕是极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当他们或他的利益被肆意剥夺时,那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同样不保,也同样处在被肆意剥夺的危险之中。当一个人的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时,那么整个人类的基本人权就都被统统地加以藐视、加以忽略,甚至被同样地加以剥夺。

人民只有以每一个人为基础、为前提,为内容,为本质,才不是毛泽东之流、邓小平之流、江泽民之流的胡言乱语,信口呲黄。人民才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人民才决不是一种被极权专制主义者用来肆意强奸民意的御用工具。

再说共和国。共和国是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是与以往的封建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是与封建制加奴隶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截然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它以分权为特色,从而排除了独裁的极权专制;它以尊重人权和实现人权为宗旨,从而实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取缔封建君主制的基础上,共和制政权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即通过全民的大选而为投票箱里统计学意义的绝对多数所赞同,从而使政权来源非法的密室政治消解于无形。

共和制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但直到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还没有见到共和国的一丝踪影,但却不乏冠以共和名称的各种各样的王朝制。变换着花样地、循环不已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君主的红色王朝,是与共和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极权专制政体。

要实现共和,就必须打破任何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就必须推翻耀武扬威于神州大地几千年之久的极权架构,就必须破除现行的官爵分封制而确立人民竞选制,就必须实行已为二百多年来(例如美国)人类文明的实践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三权分立制,就必须实行文化多源、思想缤纷、舆论民营等现代化的良性机制。

以此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个货真价实的弥天大谎。对于这个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共产王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作以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十三亿红朝奴隶得到应有的自由解放。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名称应该是:共产君主专制国。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其组织结构而言,乃是遍布于中国大陆的各级相应的组织机构。各县、各市、各省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一直到北京所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各县开完县一级人大会议之后,推选出一定名额的代表参加各市的人大会议;各市在召开市一级人大代表会议之后,组成一定数额的人大代表参加各省的人大会议;各省在召开省一级人大会议之后,推选一定数额的人大代表,参加每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及全国人大代表都是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成为所谓的代表呢?这些代表是否能够代表他所处地区人民的利益,并切实地反映当地人民的普遍诉求呢?换言之,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是不是为人民所认定、赞同并支持的呢?如果他们并没有被人民所认同,那么他们又如何成为决不真实的虚假的人民代表?

须知,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所谓人民代表,只能是不知道代表谁的利益而行诈骗人民之实的理所当然的骗子。进一步说,人民代表骗人民,人民代表只能是赤裸裸的谎言。

从程序上看,人民代表也像模像样地经过等额选举或差额选举而煞有介事地荣登人民代表的会议之中。其实这些代表一没提出独立自主的、颇有见地的代表方案,也没有经过竞选的争辩。既没有提出自已反映民意的纲领,更没有把自已的纲领交由选民们进行众说纷纭的评判,他们只是秉承中国共产党主席或总书记的指示,千人一腔、万人一腔地做出献媚邀宠的表态。在毫无独立见解、更谈不上任何思想的情况下,这些代表就被各县、市、省党委圈定为代表当地人民的木偶式的工具了。

这些木偶式的工具所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同样是毫无思想、更没有任何独立见解的一帮乌合之众,哪怕有个别的独立见解者,也早已被淹没在一片歌舞升平的亦步亦趋的鹦鹉学舌中,也终于难以成就什么像模像样的气侯。这帮乌合之众,即参加一年一度的通常在三月份召开大约半个月之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木偶们,除了捧一捧昏庸无道的中国共产党君主的臭脚之外,再不就是激动万分地表决心:“一定要紧跟XXX领导”、“坚决要落实XXX重要讲话”,等等。除了带着一双木榆疙瘩式的耳朵之外,就是带来一张鹦鹉似的极尽夸耀的玲珑小巧的嘴巴。

每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数达三千之众。这三千之众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着极其无聊的思想与言词都双重贫乏的假大空充斥、油嘴滑舌的同一腔调。他们除了举手赞同之外,是不会发出任何不同声音的,更谈不上什么反对的意见和建议了。他们头脑当中的人民,就是红朝皇帝的最高指示和共产王朝的红头文件。他们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而只能代表他们自已使出浑身解数极力献媚邀宠的可耻嘴脸。他们只能代表他们的一己私利,而决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普遍诉求。

这些代表只是各级党委的派生物和任命物,因而他们只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君主的利益,他们只能代表由红色王朝这个封建小朝廷──中央政治局的红头文件所颁发的统治指令,他们只能代表红色王朝来欺骗倍受压榨的十三亿红朝奴隶。

在没有任何代表方案的情况下,由各级党委所指定和派出的各级人民代表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1)、各级官员,尤其是党委一把手,他们通常自动地成为人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者向来是代表人民无商量,他们由于拥有了统治人民的权力,也就自然地拥有了被统治人民的代表资格。对此,他们毫无廉耻地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代表得理直气壮、气壮得如虎似牛。2)、由所谓典型人物或劳动模范乃至出名的精英所组成,有时所谓英雄的母亲也能充当人民代表。那么,这些人真的能够代表人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于这些典型、英雄或英雄的母亲或出名的精英根本没有或匮乏思想,因而只能人云亦云地充当举手机器和赞同工具,他们是不可能为人民提出应有的良好建议和意见的。3、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对代表的推选也采取所谓与时俱进的政策。由党政机关的头头们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民代表毫无人民的气味,而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御用工具。

由此看来,遍及神州大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派生物而已,也只能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意志马首是瞻。这是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欺诈人民的另一类党的外围组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派出组织,根本就不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外延,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意志的外延。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就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它却常常是中华民族实现自我意愿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因此,必须对这个非人权的反中华民族的所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坚决取缔其欺诈全国各族人民的现行名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实事求是地改为: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也是个弥天大谎。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类似于红朝政府的职能。它通过了由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所谓的共同纲领。它推举了所谓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它推举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各政府部门的重要成员。总的来说,它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利用一些民主党派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抱有的幻想而欺骗全中国人民实行社会主义独裁专制的罪恶作用。

第一届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确立了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红色王朝。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不久,它的部分权力便移交到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使自身蜕化为所谓的参议和咨询的花瓶角色。换言之,它逐步演变成一个中国共产党实行专制独裁的冠冕堂皇的陪衬。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基本上从来都是一个唯唯喏喏的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的婢女,它从来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颐指气使和居高临下的训诉与指挥,它无可逃脱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魁和红朝君主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玩物。作为结果,它以为中国共产党君主们歌功颂德为职业,以吹捧极权专制为特色。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为拢络人心而设置的统一战线的牌位,同时又成为欺诈整个社会决不光彩的但却十分可耻的幌子。

在每一次政协会议上,到处都是无耻吹捧的颂歌,而没有或匮乏建设国家、提升民族素质的真知灼见。如果确有真知灼见者,也将被撵出政协。因为这样的真知灼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乃是一个毫无疑异的、或大或小的威胁。

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都必须经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通常是党委一把手的认定。其代表主要是社会名流,包括歌星、演员、经常出头露面的电视播音员、各部门党政军负责人等,一言一蔽之曰,这些政协代表都不过是各级党委所任命的、为中国共产党作装饰物的门面而已。

由县级政协推举市政协代表,由市级政协代表推举省政协代表,由各省政协代表推举出来的人员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常也是在三月份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期召开。虽然从县到市到省到全国的各级代表也写提案,也发表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和建议,但大都是纯粹技术性的,即涉及一些行业和部门的问题或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无关痛痒的一些问题,而通常不涉及有关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例如:它不研究国家社会制度的改造,对于极权专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各种灾难之原因的探究等等,也不可能,更不敢提出任何独立自主的见解。因此,哪怕有一千个、一万个提案、意见和建议,都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造成深远而广泛的良好影响。

作为参政议政的机构,政协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当中国共产党需要它来为自已摇旗呐喊、摇唇鼓舌时,政协就被极其有限地重视一下;当感到这个花瓶没有什么用处时,共产党竟把它一脚给踢开。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政协就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彻底地摧毁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瘫痪了十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才从垃圾堆里爬出来并逐渐恢复了体力。

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都必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担当其职务一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也是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担任的。从周恩来、李先念、李瑞环到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担任的。

现任的政协主席贾庆林是政权上海帮的主要干将,是江家帮的重要成员。他之所以当上全国政协主席,仅仅是因为他与江泽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甚好,他受到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庇护和重视。贾庆林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巨贪,虽然他的任职招来了政协内外广大干部的强烈反对,但由于红朝圣上江泽民大力保护,贾庆林也仍然力排全中国人民的众议而恬不知耻地稳坐政协主席的铁交椅。

可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多么地反人民,它根本就不可能与人民搞所谓的协商。各级政协会议直到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真实名称应该是: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或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欺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已达半个多世纪的谎言。

中国大陆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控制整个社会的红色政权。这个红色政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首脑,通常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五十年代初的政务院到后来更名的国务院,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华国锋,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李鹏、无论是朱熔基还是现在的温家宝,他们都分别担当中共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政府总理不是来源于人民的认同,不是来源于投票箱里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不是来源于施政纲领的竞争,不是来源于管理社会的有准备的努力,与之相反地,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内几个熟人之间的相互吹捧,甚至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首脑的一句话,一个批示或一个命令。从这种意义来看,国家政权的来源实在是荒缪绝伦的,是没有任何人民性可言的,是完全彻底地非法的。这是中央一级所谓人民政府产生的基本模式。

省一级所谓的人民政府,例如:省长(相当于古代王朝的巡抚、督抚),通常都是中央政府的委派。委派的方式是既根据红色王朝的统一部署,又或者根据各省党委的提名而由中央予以认定。各省省长只要效忠红色王朝并依赖于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基本原则,就可以顶戴花翎、走马上任。各省政府的组成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也同样没有经过投票箱里出政权的竞选。各市市长也按着同样的方式成为各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各县也是如此、各镇也是如此。

由此观之,所谓的人民政府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操控的密室政治和宫维政治的阴谋活动之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官爵分封制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君主制个人的小集团的意志和利益的产物,因此是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异化、相反对的,是根本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卑鄙龌龊的政治架构,是专制极权野蛮的政治制度。

中国大陆所谓的人民政府本质上是个军政府。虽然现在的政府首脑已经脱下了军装,换上了西服领带,有点人模狗样,但军政府的本质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时,领兵打仗的军事首脑都纷纷担当这个新生红色政权的首脑。周恩来担当政务院总理,他以前是红军总政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曾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担任新四军政委,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指挥淮海战役并在建国后被钦定为十大元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由原中国人民自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由贺龙担任,贺龙是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历任红军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也是后来被钦定的十大元帅之一,等等。如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基本上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官组成的,因此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容置疑的彻头彻尾的军政府。

各省政府的组建通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长担任省长,省政府由军人组成;各市市长通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级干部(师长)出任;各县县长通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团长出任。故此有县(团)级、市、地(师级)、省(军)级之说。

军政府对整个社会实行军事化管制,以高度命令体制把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甚至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都统统地纳入到大一统的兵营式的军事战车上,而向着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开足马力地狂奔而去。请问,军政府究竟是以什么方式代表人民的?它除了代表赤裸裸的暴力和自上而下的格杀勿论的命令体制之外,真的能够代表全社会的人心之所向吗?这种具有斯大林主义真传的兵营式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除了代表中国共产党小农经济的暴力革命的落后思想,除了代表毛泽东、邓小平等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的和小集团的利益之外,是根本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尽管它口号上喊的是为人民服务,尽管它名义上是什么人民政府,但它根本上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人民的军政府,是个地地道道的伪政府。

这个骑着毛驴打天下,也骑着毛驴坐天下的伪政府,又采取宫帷政治的密室方式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私与相授,又形成了变换着花样的但在本质上却没有任何变化的遗旨相传的政权交接方式,也就是说,打天下者通过十分诡秘的内部交易和分配,竟把国家权力交给了他们的子孙或亲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太子党现在把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国家权力的政治现实。

除了太子党把持权力之外,秘书帮也开始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舞台。这与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重视并提拔秘书等近臣或仆臣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是保持其肮脏无耻的专制主义一致性的;

除了太子党和秘书帮执掌国家政权之外,团派也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继承权力的强大力量。这几股非人民、反人民的势力纠集在一起,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资源实行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超垄断态势。

由中国共产党的太子党、秘书帮和团派这三股势力所组成的所谓的人民政府,又哪里有一点点人民的气味,又哪里有一点点人民的影子?这样的政府是人民的吗?这样的不是人民的、非人民的、反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叫人民政府?这难道不是欺世盗名的赤裸裸的谎言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只能叫:伪人民政府。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谎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都以八月一日作为自已的建军节。在一九二七年的同一天,在江西省会南昌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军事叛乱。这次叛乱是以周恩来作前敌总书记,以朱德、叶剑英、贺龙等人为前敌总指挥,举行了以推翻国民革命政府为目的的武装起义。

这支起义部队在被大部歼灭之后,所剩余部逃窜成寇。在第二年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于罗霄山脉的井岗山,史称朱毛会师。这支公然与国民政府对抗的叛军,即朱毛会师后所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被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朱毛共匪。

国民政府随后对朱毛共匪展开了连续五次的大围剿。由于山高地远,环境险峻,国民政府军在前四次战役中或遭埋伏或受阻击,均以溃败而撤。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军对朱毛红军所统治的所谓的苏维埃红色根据地展开了第五次战役,史称第五次围剿,国民政府军采取了国民政府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稳抓稳打、步步为营,终于收拾了大片红色根据地。

红军由于采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而不是采取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逃跑主义加游击主义的战略方针,在与政府军力量悬殊,即国军势力强大、武器精良,共军人困马乏、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以胜利而朱毛红军以失败而告结束。一九三五年秋,从中央苏区瑞金等地出发,共军及中共首脑机关开始了四处流窜,东一榔头西一扫帚、像无头苍蝇一样地四处乱撞,撞着南墙回北墙,撞着北墙到西墙,千方百计地要杀出一条生路来。在国民政府军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几乎处于全军覆没的状态。仅湘江一战,共军就血流成河,损折兵将达三万之众。中国党史记载,血战湘江之后,所余残部继续向荒无人烟的大西北进发,这实际上是毫无目的地逃窜。当时指挥整个红军的首脑为三人团,周恩来为三人团之一,是中央红军的主要负责人。打来打去、逃来逃去,红军伤亡惨重,差不多都快要混不下去了,即将死路一条了,所以才有后来史家们所说的红军要逃往苏联一说。

红军来到遵义这个小县城时,开了个会,研究如何与国民政府军周旋的问题。由于毛泽东一路上装病,在担架上与王家祥、博古等当时党的负责人进行了秘密的协商并获得了他们的认同之后,就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摊牌,最后遵义会议确立了让毛泽东参与红军作战的指挥与调动,史书上称之为确立毛泽东地位的遵义会议。

自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大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才逃过了一劫又一劫,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庞大的国民政府正规军,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作为与合法的国民政府作违法斗争的所谓的工农红军,既不代表工人,也不代表农民,而只是代表与国民政府对立的破坏性力量。虽然打出的口号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但实际情况却是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象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一样。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构成了极大的破坏。

仅仅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从一堆收缴的旧报纸中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则消息,说是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毛泽东大喜过望,终于找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于是便毅然决然地命令正在南下或西逃的红军,调整部署,立即北上抗日。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红军出发之时的五、六个月,由此看来,红军北上抗日决不是它的初衷,而是它半路上杀出的一个程咬金,后来党史所云,共军长征为抗日,这纯系胡编乱造,乃无影之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已脸上贴金的一个令人不齿的贻笑大方。

红军长征准确地说,是因失败而做出的逃亡,而红军北上抗日只是个子虚乌有的、天方夜潭的故事。北上抗日这个大方针的谎言确定之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把目标瞄准了当时刘志丹、高岗所部活跃着的陕北高原。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仍然采取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战争中的战略方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毛泽东把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自我扩张的大本营,但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就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这个八路军,吃的是国民政府发的粮饷,办的却是壮大共产武装力量的私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实行游而不击的战略方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极尽虚与委蛇之能事。因为毛泽东给自已的部队──工农红军所发的内部指示称,在抗日战争中,共军要“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泽东及其所率领的工农红军,即八路军基本上是见了日寇就撒丫子逃跑,立即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但在宣传上却不遗余力,把自已打扮成无比坚定的抗日力量,对正面战场上英勇抗日的国民政府军和国民政府,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从来就不合作,一心一意地谋求自已的发展。

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如此地置中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而大力发展自已的武装?

一九三六年末,出了个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主谋是中国共产党,受蒙蔽者为张学良、杨虎成,深受其害者是当时的和之后的全体中国人民。

西安事变,千古之罪!它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是罄竹难书的。因为有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就可以实行合法化的武装割据了,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从此就陷入了永恒内战的悲惨的境遇之中。

利用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深入到没有任何日寇侵略的大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招兵买马地扩大根据地,建立所谓的抗日武装和听命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国民政府军在正面战场英勇抗日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其目的就是要按着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政府军激烈战斗之时,要渔蚌相争,渔翁得利。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做这个得利的渔翁。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包括民兵在内,已达到三百万之众。整个国土已有半壁江山划入共产党的红色势力范围,这些势力于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国民政府相抗衡的强大资本和与国军势均力敌的基本力量。为了显示自已的独立性,也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把抗日战争时第十八路军集团军和流窜于江南一带的新四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落后的情况下,从当时为苏军所占据的东北四省获得了大量的军需物质,并用这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武装了各解放区的军队,从而为赢得全面内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一林彪为统率的第四野战军共有九个纵队,装备精良,武器先进,是毛泽东、共产党打内战的最佳资本。所谓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仗,就是打锦洲。死的是人山人海、血流成河,几日内就攻克了锦洲,俘获了城防司令范汉杰,致使整个东北都陷入共产军的手中,亦即史称的东北全境解放。时值一九四八年秋季。

紧接着,四野挥师南下,以共军精锐之师的名义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横扫过去,直到拿下海南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内战中今天歼灭一个旅,明天歼灭三个团,但回想一下,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表现又是如何?两相比较,就可以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即,共产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杀自已的兄弟来劲,抗击外侮日寇无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前的历史不过是从叛乱而来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流寇历史。说的不客气一点,基本上是个土匪加流氓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是个谎言?因为经过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到今天的历史,通过回顾,我们应该了解到,无论红军也好,八路军也罢,无论叫解放军也好,还是叫中国人民自愿军也罢,这个军队主要是或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当炮盔、作替死鬼的军队,是损害人民利益的军队。它既不是中国人民的,也不是以解放中国人民为目的的。它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军。

作为共产党的暴力集团,在建立红色王朝之前,它是夺取合法政权的非法工具。从合法的国民政府那里把权力夺过来之后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君主,即红朝皇帝毛泽东大帝或主席。在夺取政权之后,它就是保卫极权专制政府,即红色王朝的有力工具,是刺刀。

它是中国共产党党魁的而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要说它是杀害中国人民的暴力工具,这还差不了多少。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它跟希特勒的纳粹党党卫军具有毋庸置疑的一脉相承之处。举例来说,建国初期的镇反,各地共产党的军政府以无比残暴的杀戮而令人胆战心惊并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大恐怖。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三支两军直接进入内战,明目张胆地杀人。再比如,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三十万大军用坦克、军车、旋飞的子弹荡平了整个北京市,搞了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永志不忘的震惊世界的屠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确实是解放了人民,即把活人解放成死人,把几千年的古城解放成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地狱。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准确名称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党卫军、奉红朝君王之命镇压人民的私家军。

六、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即俗称的公、检、法,是共产极权专制的刀把子而不是保护人权的工具。因此其自我标榜的所谓人民,乃是可耻的谎言。

(1)人民公安,即红朝警察体制。有一句话说的好,警匪一家。在红朝的极权体制下,被赋予绝大权力的警察,既是极权专制政体的鹰犬,又是与各种犯罪集团相互勾结的准黑社会组织。这个准黑社会组织,按照大陆民间的说法就是,披着警皮(制服)的狼。

既然是狼,显然它就是与人民相敌对的残暴贪婪的形象。公安内部的腐败且不用说,它对外欺压百姓、执法枉法的胡作非为,简直就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尤其是公安系统内的有一个专门掌控并镇压人民的思想与言论的类似于前苏联臭名昭著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组织的政治保卫处,即俗称的政保部,就更是一个残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黑社会组织。

政保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秘密警察组织,是由周恩来、潘汉年等中共早期的特务头子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手创建起来的。它以黑暗而阴险的谋杀手段,以杀人不眨眼的暴烈和黑社会的运行方式肆意妄为地草菅人命。政保部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但却是坏事做绝。它就像狐狸一样狡猾地辨认任何真实的声音,任何鲜活的文字以及任何真实的思想和行动,然后就必然地大搞恐怖主义杀人活动并美其名曰地标榜为“红色恐怖”。

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政保部在内的人民公安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君主的命令而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红色政权所依赖的所谓的人民公安,乃是中国共产党一小撮阴谋家威胁全体中国人民的明晃晃的刀把子,是悬挂着千百万颗头颅的鲜血淋漓的刀把子,是歼灭人权、屠杀人民、保卫红朝皇帝的残忍暴虐的刀把子。直到现在,这个刀把子的形象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刀把子始终悬挂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头上。说是人民公安,实际上却是红色君主的公安,是压迫人民并巧取豪夺民脂民膏的公安。

(2)检察院是监督并负责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专门机构,它并且是对法院判决实行监管的重要部门。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相应的监察部门,用以控制和监督庞大的官僚体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红色王朝里,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古代的封建王朝所设立的相关部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现行的红色监察机构更加人浮于事,规模更加庞大而臃肿罢了。监察机关在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了反贪污受贿局,即所谓的反贪局。然而,这个反贪污受贿局却常常发生监守自盗的职务犯罪,甚至可以说,整个监察机关由于其所处的司法权力中心地位本身,竟变成了一个贪污腐败的集散地,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县、区检察长所拥有的职务权力,每一年少说也能在工资之外搂它个几十万,甚至把上百万揣进兜里,也几乎不成什么问题。

贪污腐败盛行与掌握着司法权的检察机关脱离不开干系,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不公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俗话说的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清,代表了清正廉明。连清正廉明的小小知府,一年都能贪污个十万雪花银,那么不那么清廉的知府一年又能够贪污多少?那就可以尽情地想象了,恐怕怎么想象也不为过。

现在中国大陆的各级检察机关,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个情况。污秽一片的司法不公,导致了整个社会根本就没有正义可言,至少很难见到正义的真正实现。邪恶占据了法治和正义所应占据的位置。如果要恢复人人向往的公正与正义,检察机关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改组,即它自身首先要进行改革或革命。不这么做,那是无法形成清正廉明的检察机关应有形象的。

(3)法院。中国大陆的法院是从镇压反革命,肃清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的革命法庭演变过来的,是无往而不胜的血淋淋的刀把子,也是毛式革命政权为了与国民党作斗争、镇压一切所谓反动势力的尖锐武器,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毛式运动,法院几乎陷于瘫痪。但经过改革开放,法庭才逐步地发展起来,并形成现在这样庞大的机构。

法院与公安部门、检察机关一样,也是明目张胆的贿赂公行,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审判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公正、不正义。

法庭审判仍然按照建国初期军事化的方式来进行,即审判长上面还有审判长,法官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审判权,另外,法庭审判还受到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各种干预,同时也受到新闻舆论的干预。简言之,法庭几乎一点也没有适合于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必需的独立性。

相应级别的法庭受制于同级政府的政治领导。吃的也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饭,请问,法院又焉能不听命于同级政府的命令与指挥?由于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所谓人民法院就不可能按照社会正义的要求实行公正、合理、客观的判断,即不能进行独立自主的判案。于是出现了打官司不是打谁有理,而是打谁有关系,打后门硬不硬,打有没有金钱或其它方面的实力。这样一来,法院就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作出符合人性的正确判断。换言之,作为社会道德底线维护者的法院,它自身就常常冲破普遍正义的原则而使蒙冤受害者走投无路地告不了状,喊不了冤,那么倒霉,并且是普遍的倒霉,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必然面临的悲剧景观。

另外,目前法官的素质也很成问题,基本上算是不及格,大部分人都应该重新回炉,都应该得到全面而彻底的培训。像现在这样的低水平、低素质的法官状态,像现在这样极不理想的法院领导组成以及办案方式,像现在这样毫无判案的独立性、自主性等等,都是可耻的,都是应该按照法治社会的严格要求加以迅速而根本的改变的。

要创造一个没有任何冤屈或者有冤屈而可以得到申斥、可以得到宽慰、可以得到补偿的人权保障机制,这既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目标,也是各级法院义不容辞的任务。

现在的人民法院毕竟是一个虚词,要把人民这个词给去掉,单提法院就可以了。中国大陆的各级法院及其运行方式、包括司法程序等等,都要向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学习,要大胆地吸取他们几百年来业已成形的司法制度的一切优秀成果。

上述的公、检、法三家,都归中国共产党政法委部门的直接领导,因而中国大陆的司法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按照普遍民意的反映,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判断。司法由于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肆意干预和颐指气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冤、假、错、罪案的大行其道而充分地无能为力、无所作为、莫衷一是。此之谓,黑云压城城欲摧,无可奈何花落去!

司法与党政一体并常常受制于后者,就必然形成冤狱丛生的政治现实,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普遍的无望乃至绝望的凄惨景象。这既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后遗症,同时又是深受马列主义邪教,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所搞的政法一体到处挥舞屠刀所进行的残忍的杀戮等罪恶行径。

党法必须分离。一部人所组成的党是不可能指导并统领普遍民意反映的法律的。现行的党规代替法律的现象,是对法治社会的固有内容所造成的威力巨大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却要用党票或用其职务、地位等来减刑或抵罪,这是破坏法律公正的可耻现象,这也为整个社会树起了极其恶劣的范例。

警察就是警察,而不是所谓的人民警察;检察官就是检察官,而不是所谓的人民检察官;法官就是法官,而不是所谓的人民法官。难道说,用人民的毛式虚词来形容某个警察、某个检察或某个法官,他或她就可以有什么虚了套冒的光彩了吗?当某个警察大搞镇压人民的活动时,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流氓警察?当一个大搞权钱交易的检察官或法官胡乱判案而导致司法不公时,请问,这样的检察官或法官该是多么无耻?

由此看来,毛泽东式的这也人民、那也人民的痞子学说,纯粹是胡诌八扯、信口呲黄的诈骗活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路推下去,搞抢劫活动的就是人民抢劫犯,窃国大盗者就是人民大盗,肆意强奸民意者就是人民大救星。这也许有其社会主义极端无耻、胡作非为的道理,然而这种人民的骗子学说不过是愚弄全体中国人民的货真价实的幌子,是毫无意义的而只能有其负面意义的强盗逻辑。因此,应该把人民从所谓的公安中摘出去,人民检察院也要恢复其原本的名称,直接叫检察院,法院也应如此这般地把人民这个虚假的草帽扔进历史垃圾箱。

对毛泽东式的流氓加痞子的人民,必须加以彻底否定,以恢复并实现以每一个人的应有地位为标志的人权全面保障的现代化制度。这样,而且只有这样,中国大陆才能够从专制主义的谎言中挣脱出来,从无穷无尽的欺骗中惊醒过来,从绝望的深渊中爬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踏上一条走向人类普世价值的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政法必须分离。司法吃政府的财政饭,就必不可免地听从政府的摆布,就没有办法复归于自身,就必然丧失自身的独立地位而趋炎附势。一句话,就肯定没好。由司法不独立所导致的司法不公,由司法不公所导致的社会灾难,就必然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惨不忍睹的社会现实。因此,司法必须从与政府纠缠不清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中国大陆未来的议会应该为司法制度的独立花销做出客观的决算,从而彻底根除司法依赖于行政并与党政机关勾打连环的令人可怕的恐怖局面。

检察官、法官要独立判案,要从根本上改造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的兵营式的组织架构。要根据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于各级司法部门进行逐渐的和全面的清理与整顿,以使现行的司法系统逐渐地转入纯技术性的司法轨道。这将有利于中国大陆实行真正的人权保障。这将是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

检察官、法官可以采取终身制。这是使司法系统走向纯粹的司法技术之路的重要步骤。中国大陆现代化有赖于独立检察官、独立法官的智慧、能力和水平,也需要他们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干扰地为建立法治社会,推进法治社会并真正地实现中国司法体系的全面现代化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七,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不能代表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

据说这个机构是工人阶级的正宗组织,因为它自称为工会。按照字面的理解,工会是工人们自发组织的一个为自已说话的地方,但实际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弥天大谎。

(1)它从来没有聆听过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意见和建议,它也不屑于去听那些无权无势的工人们的申诉。这个自命为工会的党的外围组织只听从于它的主子──中国共产党并奉后者的一切指示为马首是瞻。首先,这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从来都不是被全国工人所推举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任命的。你说它能代表谁的利益?谁给他戴的乌纱帽,他就代表谁,他就为谁负责、为谁说话。结论是:他就只能为共产党说话而不可能为工人说话。(2)官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根本上漠视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兄弟有了难处找工会,除了徒作无用之功以外,除了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之外,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性帮助的,是不会从这里获得任何回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说的客气一点,它不过只是一个牌位而已;说的实事求是一点,它也就是一个十足骗人的幌子。(3)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来没有关心过工人阶级的实际利益。在毛泽东时代,它强行代表工人阶级为无耻的毛式政治流氓运动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在邓小平时代,它也不过是一条违逆工人阶级意志并代表工人阶级无商量地向邓小平献媚邀宠的哈巴狗;到了江泽民时代,哈巴狗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而且还变成了一条恶狗,由于江泽民的无能,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产而导致了几千万工人下岗,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什么一声也不吭?它为什么像死人一样地不能发出一点点声音,不能做出一次或两次深呼吸或浅呼吸?(4)工会难道仅仅是个收收会费、发个电影票、组织个什么歌咏活动,就算是完成它的本职工作了吗?中国大陆的各级工会乃至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不过是组织娱乐活动的意义十分渺小的类似活动组织者而已,根本就没有起到保护工人利益,维护职工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等等的应尽责任。

如上所述,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会组织,都是党政权力的一条哈巴狗。不但毫无自主权可言,而且也更谈不上什么代表工人阶级的任何利益。这个组织应该叫:伪中华全国总工会。

八,中华妇女联合会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幌子,因为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为了实现共产党君主的意志而设置的欺骗中国大陆全体妇女的一个决不真实的妇女联合会。

妇女的权益在红朝建立之时,名义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实际上政治地位仍然处在十分可怜的状态中,经济地位也不能说是提高了多少,文化地位也不能说是达到了理想的程度。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中华妇女联合会并没起到它的名称所赋予的应有作用。换言之,中华妇女联合会只是共产党用来拴狗的一条绳子,目的是把中国大陆的所有妇女,即没有多少自主权的全体妇女紧紧地给拴在一起,让她们听命于党的领导,让她们在社会主义的羊肠小道上一条道跑到黑。

妇联既不是广大妇女选举的结果,又没有经过定期的淘汰而更换其领导。它是中国共产党授权的产物,因此它就不一定能够为广大的妇女提供应有的保护,这当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数的蒙冤受屈的妇女到妇联去投斥,常常吃的是闭门羹或者被弄得个一推六二五,有很多交给妇联的申诉信原封不动地给退回到被控诉的权力者手中。可见,妇联乃是一个欺骗广大妇女,损害广大妇女权益的毫无意义的组织。

九,信访办,招摇撞骗的谎言机构。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红朝政府大搞极权专制,在没有经过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实行残酷暴烈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以种种胡作非为的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收刮人民的利益,因而造成了基本上无可调和的官民对立。作为必然结果,广大人民的怨声载道、无边无际的愤怒滚滚而来,不可遏制的上访大军,几十万、上百万地涌向各级党、政机关、检察机关等。

为了穷于应付这种铺天盖地的强大民怨,于是乎,就在各地的党、政机关外面或附近设立了大小不同的信访办。从县到市到省乃至到北京,信访办以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解民怨的方式,每一天都接待无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蒙冤受屈者。信访办俨然是解决上访人所反映问题的正宗的办案机关。但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信访办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各级党、政机关花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又建信访办公楼,又安排一定级别的领导负责处理信访办的相关事宜。

(1)信访办起到了为党、政机关所面对的强大民怨分洪或泄洪的作用。要是上访的民众找到某一级党政领导要求解决问题的时候,党政领导不好直接否定民众正常合理的诉求,常常是不屑一顾也极不耐烦地用手一指,极尽推脱责任地说:找信访办去。

于是,有冤屈的上访人员就不得不到信访办哭诉一通,信访办里的工作人员听完了上访者的申诉之后,几乎是千篇一律地用这样的话来打发:好了,知道了,你把材料留下来,我们把你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反映,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如果上访人员听信了信访办,把材料留了下来,就好象找到了主心骨似地满怀希望地回家了,那么,慢长的、永无尽头的等待就是上访人员别无选择的凄惨命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这还是比较理想的结果;把上访人员所控诉的某位领导的材料直接转到被告的手里,那可就有很多好瞧的了:雪上加霜的悲剧命运,遭到各种各样打击报复的例子,简直就是层出不穷。

信访办就是如此这般地以无所作为的方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阻挡民众申诉和控告的挡箭牌,也每时每刻分担着强大民怨的泄洪的可耻责任。

(2)信访办是诈骗人民群众的虚假部门,准确地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骗机关。它本身毫无处理问题的能力,但却又要装出一把大权独揽的样子,煞有介事地接待层出不穷的上访人员,它实际上是一点作用也不起的、完全是徒有其表的机构。向这个所谓人民的信访办去申诉或控告,纯粹是一种浪费吐沫星子的毫无意义的举动。有这个工夫,还不如走向大街或广场举一下或两下拳头或胳膊为好。

(3)信访办是人浮于事的机关。遇到棘手的事情,它就给你来个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它就说它不能越权处理这件事,它就让你自已想你永远也想不出来的辙。小来小去的问题,它听一听,然后就当成耳旁风,甚至随后就忘得个一干二净。对于信访办来说,这么做都是十分正常的胡作非为。上访人员还有什么希望可以寄托于它的呢?与其对信访办有信心,还不如对自已的绝望有信心,还不如对自已的泪水有信心,还不如对自已所面临的极权专制政体接近于完蛋加零蛋的命运有信心。

除了毫不吝啬地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并肆意妄为地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之外,信访办只不过是红色王朝为了遮掩自已的罪恶累累而给自已浑身上下贴满了的花里胡哨的狗皮膏药而已,这是中国共产党哄小孩一样地欺骗十三亿人民的大大小小的鬼把戏。

所谓的人民信访办应该叫做:反人民的信访办或伪人民信访办。

十,以单位所有制为特色的公有制,是一种产权不明、职责不分、内耗不断、胡搅蛮缠的非人性的公有制,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长期以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什么国营的、集体的,什么干部、工人,就像在社会上把广大的农民打入了另类一样。大集体的不如国营的,只能沦落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二等公民;个体的不如大集体的,是名副其实的三等公民。

各单位的建制都是以军事建制进行划分的,例如,县团级单位、营级单位、连级单位等,而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按相应的森严的军事级别进行划分。在各个单位,一切以单位一把手的意志为意志,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必须听命于这个一把手。没有经过人们选举的一把手,竟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单位所有制的极权专制,而整个社会的极权专制正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具有大一统特征的、密不透风的、大包大揽的单位所有制的基础之上。这是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背道而驰的社会制度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单位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必须经过适合于人权的现代化改造,方能够产生继续存活的可能,否则,走向穷途末路的死亡,可能就是单位所有制必然面临的别无选择。

上述的十项制度性谎言,业已对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造成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无比深刻的、也是一言难尽的危害,并以其程度不同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堕力,极其严重地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从而使中国远远地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中国不仅仅是面临着被开除地球球藉的危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开除了球藉。这就是:我们前所未有地落后,我们前所未有地贫困,我们前所未有地可悲,我们前所未有地可怜。我们之所以有如此的苍茫的悲哀与浩叹,是因为我们有全部社会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即中国共产党自吹自擂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如上所述的十项劣根性的总根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根据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政治局服从常委会或书记处,常委会或书记处服从中国共产党党魁的意志或君主的圣旨这一雷打不动的极权专制的严格规定,因而就形成了如下的状态:一个红朝帝王脑袋发昏,全国就必定陷入不可救药的迷迷糊糊状态;一个核心流氓,整个中国大陆的山山水水、沟沟叉叉、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闻风而动地流氓起来。这种毫无制约的不流氓不行的极权专制,以其无孔不入的制度性谎言,把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的聪明头脑牢牢地捆死了,捆成了普遍愚民的状态。

如上所述的制度性谎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君主制一以贯之的和与时俱进的无耻号令与领导批示以及各种各样的胡诌八扯的红头文件,致使普天之下被逼无奈地形成了谎言社会化,这,正是造成中华民族卑躬屈膝奴隶地位的根源之所在。

如果中华民族要实现自身心向往之的全面现代化,就必须对上述十项的制度性谎言及其总根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寡头体制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乃至于革命,必要时要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和精确打击。无论渐进似改革还是激进似革命,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腐朽制度向着合人权的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制度进行大规模的迁移。

这是人心所向的大趋势,这是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希望之所在。非此,我们又如何面对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自由民主的历史狂澜?

二零零三年七月下旬书成于中国大陆民主自由战略高地。

刘军宁:宪法是防范谁的?――兼论为何公民的义务不能写入宪法

宪法教科书中对宪法分类多种多样,有刚性宪法、柔性宪法之分;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之分;钦定宪法、民定宪法之分;也有资产阶级宪法、社会主义宪法之分等等。若要我来对宪法进行分类,我看世界上的宪法只有两大类:一类宪法是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另一类宪法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

在宪政国家,宪法是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在专制国家,宪法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在宪政国家,宪法是人民的大法,是人民用来束缚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大法。在专制国家,宪法是国家的大法,是统治者的大法,是统治者用国家机器束缚人民的大法。那么,区分这两类的宪法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要看,宪法把权利授予给谁,把义务强加给谁。要看宪法是防范谁的,其矛头是对准谁的。

在作为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的宪法中,包含的是一部政府必须奉为圣明的《权利法案》。在作为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工具的宪法中,零星的、残缺不全的权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取《权利法案》而代之的是未冠名的\"义务法案\"。所以,公民的义务是否入宪是区分这两类宪法的关键。

在宪政之下,宪法是针对政府、国家、公共权力的。在实行宪政的国家,所有宪法只适用于政府,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宪法的任务之一是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使私人和民间组织获得自由。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推动个人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如果公民有什么义务的话就是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自由。宪法是公法,其矛头只能对着政府。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只是到了宪政时代,人类社会才首次有了专门针对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特殊法律,这就是宪法。在宪政日益成为世界潮流、人类的政治的发展方向的今天,如果把宪法的矛头重新对准公民个人,这无疑是回到了前宪政时代,而且常常是回到秦始皇时代。不信,你看看1975年的中国宪法,那是一部宣称要从上对下进行全面专政的宪法。

那么,把宪法作为规定公民义务的场所有什么危险呢?宪政的宗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宪政之下宪法也应当符合这一宗旨。在宪法中罗列很多义务会改变宪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文件的性质,宪法的目的既然是确立有限政府,其矛头当然是针对国家的。如果在宪法中大量规定公民的义务,其结果必然是调转了宪法的矛头,把它对准了公民,而不是本应对准的政府和掌权者。这样的宪法便是反宪政之道而行之的宪法。

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宪法中,人们会看到种种义务条款,如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等等。这类义务条款把宪法变成了公民对国家的无条件的义务的陈列室。这些义务条款出现在宪法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类条文的出现扭曲了宪政之下宪法的本来目的与功能。

宪法的目的是避免国家走向专制,宪法是落实国家与政府承担对公民的义务的地方。宪法约束的对象是国家与政府的权力及掌握这些权力的人,而不是用来约束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人民。宪法列举公民的义务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开辟了一个先例:宪法有权限制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恰恰是反宪政的根本宗旨而行之。

说宪法不应该给公民规定义务,并不是在主张公民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公民不应该承担任何义务。公民应该承担义务,但是这些义务只能从公民所享受的自由与权利中产生,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权利与自由之外的自在的义务。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义务,是要求人民承担的对统治者的义务。这类的义务越多,给公民剩下的自由就越少。因此,在宪法中也不存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问题。宪法中应该把对公民的义务的规定尽可能降至最低限度,而且所规定的任务只能直接派生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宪法中加入公民义务的动机也可能是担心公民不清楚自己的责任。但是,这类义务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为统治者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惩罚那些要自由争权利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借口。通过这类义务条款,宪法就变成了国家束缚人民的最高级的锁链,把宪法变成了否行宪政的工具。

如果人民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代表在议会中立法,如制定规范普通人行为的刑法、民法、婚姻法、赔偿法等,如制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等。如果一个国家有健全的法治,即使不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义务,也无碍这些义务的履行;如果一个国家的法治阙如,在宪法中列举再多的义务也是枉然。例如偷税现象,绝对不会因为宪法中有纳税义务的条款就自动消失。

一些宪法一方面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如私有财产权、人身权利、结社权、迁徙权等闪烁其辞,另一方面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却不厌其详。这样的宪法一方面授予国家与政府干预私人生活方式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把各种义务左一道右一道地绑在公民身上。所以,要想辨别宪法是束缚谁的锁链,看看宪法中所嵌入的是权利法案还是义务法案就一目了然了。

宪法是为了防范谁的?其矛头应该针对谁?这是立宪法、行宪政过程中永远值得追问的问题。

星期一, 九月 12, 2005

吴嘉: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



十月里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S—21的大屠杀现场,导游站在陈列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向我们讲述着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期的杀人故事。纪念塔共十七层,密密麻麻按性别、年龄排列的8000颗头盖骨,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不只一处,S—21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杀的人最多,且多为「政治犯」。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俄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中国政府曾与波尔布特(Pol Pot,也译「波帕」)有一段特殊关系。波尔布特仿效毛泽东打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推翻美国扶持的朗诺(Lon Nol)政权以后,全国上下重演了一场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期间,中国是红色高棉(也称「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中共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若无中国的大力扶助,今天的柬埔寨恐怕就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美国也有难言之隐。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西哈努克的拒绝后,美国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法国时发动了军事政变。罢免西哈努克后,朗诺本人出任总统。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哪里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况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时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柬共趁机坐大,这是美国料始不及的事,美国本指望通过朗诺打击红色高棉,实际结果却相反,朗诺政权恰恰给柬共打爱国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于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越战时,美国在轰炸北越的同时,为阻断红色高棉的增援,曾轰炸过柬埔寨领土,柬埔寨平民的伤亡更激起人们的反美情绪。因而柬共扛起的抗美救国的大旗,对于仇恨侵略者的柬埔寨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议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帜。而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 Zero)。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几昼夜间,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柬埔寨人Loung Ung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取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灾难降临之际,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我在金边结识的Vattanac银行总裁、柬籍华人江女士告诉我,她母亲不仅携带了金银首饰,还临时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做手纸用。

  与江女士一样,Ung一家属于金边的富有阶层,离开金边时,全家九口还开了一辆马自达,免了最初几天的跋涉之劳。当第三天汽油耗尽时,他们意识到没处加油,只好将车子丢弃在路旁。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倒退到连石器时代也不如!

  金边沦陷之后,波尔布特掌权,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他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取舍,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长袍或毛式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它比中国的红领巾更实用,因为它还能用来擦汗。

  「吃」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Ung说,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由干变稀。Ung在书中生动地描述她本人——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女孩——怎么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咀嚼的情景,还有那刻骨铭心的饥饿。没想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幽灵十几年后竟然又在柬埔寨现身。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成了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由当地村民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最后有人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很多人死于误食有毒蘑菇。

  至于「住」,这些城市「新人」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他们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难遮风雨的吊脚楼里,家徒四壁。他们白天要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红色高棉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他们不能存下,被告之要拿去与中国换武器。自家允许在院子里种蔬菜瓜果,但是收成归公。江女士告诉我,每天都有人到她家数瓜果个数,少了便被定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因为劳累、饥饿,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弄得人心惶惶,生灵涂炭。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据美国的柬埔寨问题专家David Chandler调查,这期间,有一百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

  「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The Killing Field)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故事,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柬共杀人如麻,光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十万。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我参观的S—21杀戮场,就是在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尸体。听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向导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幼儿妇女。对儿童,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绕过死人的衣服碎片、牙齿、和人骨,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头上黑云盖顶,没多久雨点打落到脸上,顷刻间细珠化为瓢泼,向导快速领我们来到一个草棚下,继续着他的控诉。暴雨带来了一阵风,我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突然,我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啦,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但因为尸体太多,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从杀戮场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彷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



  导游接着领我们去S—21犯人集中营参观。这是当时由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罪恶馆对外开放。这里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座集中营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生还者总共才七人。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

  每一位囚犯死去前必须拍两张半身照片,供红色高棉存档。馆里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可以肯定,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和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对,站在他们饱经折磨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毛发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对于这场革命,法国学者Francois Bizot曾亲身经历。当时他生活在柬埔寨,专门从事佛教研究和吴哥窟修复工作。1971年,他被红色高棉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在俘虏集中营里渡过了一段九死一生的岁月。30年后,他打开封存的记忆,写了一本书《大门》(The Gate)。书中除了详细叙述他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还对关押他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Kang Keck Ieu,又名杜克Douch)做了生动的勾画和研究。此书的可读性极强。这个杜克原是教师出身,加入柬共的特工部门后,亲手组建了柬埔寨的盖世太保。正是他把这座高中改造成代号为S—21的监狱,并亲自任指挥官。难以相像,这个曾经为人师表的书生竟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波尔布特才是大屠杀的元凶。早在柬共上台前,波尔布特就师从中共。1965年波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与毛泽东的见面则在文革初期,毛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正是豪情万丈的时候。毛的一番「谆谆教诲」,使波尔布特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把毛的极左思想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毛只是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波则强行把所有城里人赶到农村搞合作化、接受再教育,极力镇压不愿服从的老百姓;毛利用群众斗群众,波索性把军队开来杀人。「大跃进」、「千里马」、「青年突击队」等名词也被波尔布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柬埔寨。假如红色高棉不倒,波尔布特肯定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列名于马恩列斯毛之后的不二人选。

  就是这么个倒行逆施的政权,还照样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扶持。虽然,在后期中共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何况中共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中共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还不得不继续捧着它。邓小平东山再起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首倡「发展是硬道理」。先专后红的同时,邓不忘为柬埔寨的难弟拔刀相助,于1979年打了一场再荒唐不过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来以解赤柬之围,二来教训越南。那一年,我的许多同龄人不明真相,戎装上阵,捐躯流血在猫耳洞前。徐良的一首「血染的风采」,赚了多少不知情人的眼泪!邓小平一生功高于天,向来大彻大悟,发动了这场中越战争真是聪明一世,胡涂一时。邓为什么在百废待兴、财力不支的国情下武力进攻越南?有人分析邓想借军事行动扩建嫡系部队,并以此举在国际上「扬威」。究竟为什么,恐怕只有老人家自己有数。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谜。红色高棉垮台后,他逃到泰国隐居起来,直到1998年离开人世,17年没露面。美国学者David Chandler先后采访了许多波尔布特身边的人,试图解剖波尔布特的内心世界,最终写成政治传记《第一兄弟》(Brother Number One)。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留学法国接触马克思主义,直到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这一点倒是和他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极为相像。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作者写完书也没吃透波尔布特这个人,「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痾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就在行将被缉拿归案之时,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死去。波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拉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受审。树倒猢狲散,波尔布特死后半年时间,他的左右手乔森潘(Khieu Samphan)及农谢(Nuon Chea)便向当局正式投诚,算是给红色高棉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接受审判。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1979年越南的入侵,现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Hun Sen,现译云升,又译韩森)起了关键作用。我在金边期间,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洪森的高级特别顾问、加华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华侨方侨生先生。方先生送我一本有洪森本人亲笔签名的中文传记《柬埔寨三朝总理》,由中国学者邢和平撰写,方侨生作的序。这本书为研究柬埔寨政治的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了洪森对推翻柬共起到的作用。

  文学才子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洪森因拒绝屠杀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联合越军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对于这一段历史,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这块伤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为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

  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越南没有出兵,红色高棉不会在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只会更深重,美国今天要对付的,恐怕就不只一个北朝鲜了。

星期二, 九月 06, 2005

孔之见:早安,高棉

  盘踞梅莱山区之热带丛林长达十三年的红色高棉,终于分裂,以英萨利为首的四个游击师,与幽灵一般的共产魔头波尔布特割袍断义,投向和平。而宿敌韩桑林则调拨政府军及种种物资,支援反水的英萨利派。据传,乔森潘也在彷徨观望之中。眼见骠悍凶顽的柬共武装已告分崩离析,高棉民族史上血渊骨岳的恐怖岁月,依稀绽现出第一缕晨曦。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向往和平的人民,都为之举手加额!

  笔者想起一部美国越战片《早安,越南》,它描述的是美军最后的大溃退,南越山河破碎,漫天弹幕,连湄公河也映成悸动的红色……越战是美国人的恶梦,而他们的梦醒时分,恰是印度支那冗长恶梦的开始。

  如今,该对高棉说一声"早安"了。印度支那这块脓血淋漓的溃疡,总算愈合有望。它留下的伤疤,将会成为"共产主义"至为丑陋的标本。

⊙ 红色高棉之杀戮场

  1970年,朗诺将军和施里玛达亲王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国。这个安宁静谧的佛教小国从此堕入了佛经所言的"魔劫"。

  事变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出访苏联,克里姆林宫却拒绝收容这位亡国之君,他走投无路之下,潜往北京,宣告成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原在丛林里与西哈努克作对的柬共三巨头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均在流亡政府中挂衔。

  西哈努克的复国运动,五年有成。他得到了中共不惜工本的援助,而最具实质性的支持却是来自邻国北越,他们不但向高棉友军派遣了下达班、排一级的军事教官与顾问,更出动几个精锐师在柬埔寨国土上作战。然而,中共、越共下注都往红色高棉那头押,西哈努克系的游击队(由他的王子率领)及"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宋双的军队,都弱不禁风,徒具象征意义。于是,原来寂寂无闻的红色高棉便一跃成为最大的武装力量。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摧枯拉朽地攻陷金边。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重返国都宫阙。不过,这种虚幻的光荣如云烟过眼,亲王"梦里不知身是客",柬共已君临高棉全境。1976年,波尔布特宣布取消货币,停止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配给制;工厂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老百姓凭"劳动券"领取基本生活用品;取消家庭,人民按军事编制建立新型组织,成年男女不能在一起工作与生活,夫妻只许一周团聚一次;城市开展"不吃闲饭运动",金边数十万市民一夜之间被发配到野山僻壤垦荒种地;禁绝一切传统文化,只准放映中国的八个样板戏影片;同年,柬共"愉快地接受了"西哈努克的"退休请求",亲王被递解出金边,送到洞里萨湖畔幽囚起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关于这段赤色恐怖时期,美国奥斯卡金奖影片《杀戮场》(又译《战火屠城》)有逼真的描写,知识分子因泄露身分而就地枪决……教导孩子仇恨父母……稻田里漂浮着大屠杀的遗骸……这一切都绝非捏造,实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名胜吴哥窟在历史上曾因为瘟疫而湮没在热带莽林里,如今它竟再度迷失,神佛无言,其悲悯慧目已无法穿越重重藤萝和烟瘴,给自己的信徒送来苦海慈航的慰藉了。

⊙ 越共侵柬的历史悬案

  高棉的民族灾难还不止于此。

  东盟各国不识赤柬党魁是何许人也,只认西哈努克亲王,偏偏亲王生死难卜,连赤柬的最大施主中共派邓颖超来访,再三请求也无法见上亲王一面。1976至1978年之间,高棉王室共有14人被杀害和失踪。赤柬同时实行锁国政策,与东盟诸国关系极僵。至为过份的是,它跟意识形态的战友、一同浴血抗美的越南、老挝也反目成仇。这给高棉人民招来了万劫不复的大灾祸。

  面对越共侵柬之既成事实,世人都指越南人早有吞并高棉的野心。其实,细阅史册,就可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初,即驱逐在国境内援助他们的越共军队,层层清除越共顾问——这还罢了,偏偏他们又发起了"深挖越南代理人"的运动,稍有越南族裔与文化背景的都视为阶级敌人。赤柬对内对外的残暴与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引致邻国的反感,倘若某邻国本来就不是善良之辈,情形将更为糟糕。

  1977年,越共中央已决议用武力挤去赤柬这股脓血。同年底,越南文进勇大将亲自策划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出动五个师,分头进攻柬埔寨国境的突出部"鱼钩地区"和"鹦鹉嘴地区"。不巧的是,骄横轻敌的越军遇上的是赤柬游击名将宋成,他一面固守阵地,一面派出奇兵突入越南国土,袭击越军补给线,还出动了唯一能飞起来的军用飞机,单机轰炸了越南西宁市。越军大感意外,仓皇撤退。此战之险胜,令赤柬自我膨胀至不知天高地厚,于是每逢边界冲突,必纵兵杀入敌国疆域大掠一番。后来越共全面侵柬,历数对方如何如何滋扰和施暴,倒也不全是战争贩子之"恶人先告状"。

  浮躁飞扬的波尔布特面对强邻之大军压境,竟然以为打过几十年恶仗、武功深不可测的越南人是小菜一碟,一切战前动员都搁诸脑后。无怪乎,后来乔森潘沉痛地指出:1977年边界战斗的短暂胜利,实际上后患无穷!

  1978年还有一段小插曲。秘密访华的波尔布特被中共婉言训诲了一番,其时文革已结束,中共也在摸索改革之途。党主席华国锋对波氏说,他"受中共中央委托"向柬共同志介绍"极左路线对革命的危害性"。波氏素来唯北京的马首是瞻,他接受了这一强烈暗示,回国准备逐步恢复商品流通,并委托中共为其印刷货币。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赤柬与民众结下的血海深仇,已无从化解;连党内军内也离心离德,红色高棉的师长韩桑林已和越共暗通款曲……

  1978年12月25日拂晓,20万越军兵分八路,全面入侵!

⊙ 高棉抗战与中越战争

  战争骤起,赤柬竟指示各军区"拒敌于国门之外",又急急将西哈努克及其眷属接来金边,以为危城可守。1979日1月3日,是战事决定性的一天。越军飞机出动400架次,狂轰柬军阵地,湄公河大桥也被炸毁。柬军防线已告撕裂,黎德英中将指挥的两万越军一天之内就攻克距金边仅75公里的桔井市,次日向金边发动突击。柬共中央这才慌了手脚,命令各路部队收缩,誓死保卫首都,以赢得时间撤退党政机关、外国使节及援柬专家团。

  这幕情景,影片《杀戮场》已有惨烈的展示。其时驻金边使馆只有中共与北韩两家,中国使节与专家团多达600余人,在柬埔寨军民的拼死掩护下,无一死亡或被俘,全部撤退到泰国境内,这是一个奇迹。值得一提的是北韩,金日成当初不知为何押错了宝,支持红色高棉,可能又在大撤退时流了血,失了面子,此后北韩一直与丛林中的赤柬共进退——这是一个异数。

  1月6日,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及眷属乘飞机逃往北京,飞机刚起飞,波成东机场就被越军炮火所笼罩。1月7日,金边陷落。

  柬埔寨军民却没中国使团、专家团那么幸运。十几万人向着柬泰边境溃逃,头顶敌机,尾追坦克,一路死伤枕藉……

  同年2月17日,中国军队分东西两线,向越南发动突然袭击。东线攻克谅山,此去河内已是一马平川;西线荡平越军重重永久性防御阵地,并彻底摧毁了法国援建的大磷矿,从矿道到地面设施都用炸药来个玉石俱焚。据知,越共党魁黎笋到现场视察,面对满目创夷,都流下了眼泪。

  中越之战,可从更纵深的层面去检讨其悲剧意义。但就直接的军事目的而论,并没能使越南人撤出高棉,却毕竟迟滞了越军的行动,侵柬空军几乎全部调回北方本土。各路突围星散的赤柬军队与民兵趁机逃入豆蔻山、扁担山、象山等荒野丛林,正好雨季降临,越军的重武器都无法行动,红色高棉有了一线生机。

  中越边境的中国军队虽已退兵,却打打停停,保持着威慑高压。中共整个行动因早已通报美国并获得默许,故有恃无恐,根本不瞧越南的强盟苏联的脸色。东盟由憎恨赤柬转而惧怕越共,都宁可支撑红色高棉去挡住滔天祸水——亚洲的格局为之一变。

⊙ 焦土上的民族悲歌

  1979年雨季,赤柬在梅莱山总部开了耗时仅一天的紧急会议。波尔布特宣布柬共放弃阶级斗争,废除1976年社会主义宪法,全党全军投入一场捍卫国土和种族的战争。他任军委主席与军队总司令,由乔森潘任国家主席与政府首脑,英萨利掌管外交,抗越名将宋成任军委秘书长。他们致电北京西哈努克,请他出面领导抗越统一战线。亲睹红色高棉之暴行的亲王却拒绝接受。但亲王号召忠诚于高棉民族的人士起来抗战。王子拉那烈组成了宗室弟子为核心的"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资深的前朝首相宋双组织了"高棉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前朗诺政权的著名人士也放弃在国外优裕的"寓公"生活,回国竖旗抗战。朗诺本人在美国宣称:现在的头号敌人是越南。

  西方与东盟均鼎力支持各路非共游击队。赤柬眼见积怨难消,遂于1981年宣布解散共党,这才为"联合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西哈努克任主席,宋双任总理和军委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抗越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战场主动权随着旱季雨季的更迭而轮流易手。越军的军事巅峰是1984年旱季采用苏联顾问制定的"K—5"作战计划,一举攻克了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军、宋双等三派的游击总部,但他们终于逮不住各系游击队的主力,更无法封锁蜿蜒720公里的柬泰边界,终于悻悻退军。

  随后,苏联政局渐变。戈尔巴乔夫主政,谋求从阿富汗和柬埔寨脱身,越军侵柬一天军费就要600万美元,全由苏联支付,如今没人付帐,这仗就难打下去了。越南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别的不说,光是与中共交恶,他们实际上也犯了与赤柬一样的"横挑强邻"的绝大错误。1986年越共"六大"推行了政经改革,新总书记阮文灵对黎笋时期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88年越南宣布从柬撤军,承诺次年底撤完。虽说越南留下了若干换穿高棉军装的部队(3—6万人),也只是暂保傀儡洪森不至于一夕倒台。按说,三派抗越力量加起来要比洪森军要强大不少,不幸的是,强敌甫去,他们之间就打起来了,为的是争夺未来谈判桌上的筹码。这么一轮混战,又成了拉锯均势。1991年,眼看谁也吃不掉谁,四方都丧失了打仗的兴致。同年10月由安理会牵头,共18国外长会同高棉各方在巴黎签署了柬埔寨问题的五个文件。和平曙光依稀隐现……

  这时的柬埔寨,国土上埋有1000万颗地雷,而且各方都没有埋雷图,共计国民人均一点五颗地雷;现在因触雷而截肢的计有三万人;武器大量遗留民间,柬埔寨的社会新闻经常报道:夫妻吵架出动冲锋枪,邻居吵架出动火箭筒!至今,国内有60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另有100万在入侵期间涌来圈地置业的越南移民。

  诚然,最头痛的还是红色高棉问题。

⊙ 千夫所指的人民公敌

  巴黎协定签字已近五年,硝烟仍未最后散去。高棉恢复君主立宪制,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保证的。但红色高棉的地位却是"妾身未明",联合政府第一首相拉那烈王子、第二首相洪森都坚持:要将波尔布特等元凶以"种族灭绝"罪实行公审,并要赤柬解散军队,开放其控制区。这些条件,被红色高棉所竣拒。

  然而,柬共要无条件地自丛林重返社会,是根本无望的。他们曾派出乔森潘等人到金边谈判,却被愤怒的百姓一通暴打,闹得个灰头土脸。谈判未开就逃之夭夭。不旋踵就内战重燃。1994年7月7日,柬国会通过了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议案。柬共即在密林中成立"临时政府"还以颜色。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和平似乎遥遥无期……

  1996年夏,忽传赤柬魔头染丛林恶疾身亡,却又未能确证。旋即,英萨利拥兵反水,大概波氏即使未死也不能视事了。

  赤柬巨头中,本来唯有乔森潘人望稍好,他谈吐文雅,与西哈努克私交甚笃,况且他对柬共建政三年间的恐怖政策并无直接责任。英萨利阴郁寡言,喜怒不形于色,他恰是现金边政府要求公审的第二号"人民公敌"。游击悍将宋成则是深度近视,文弱书生似的。偏偏头号人物波尔布特朴实无华,布衣麻鞋,土头土脑,他对全党全军的强大控制力,来自他那深沉而决绝的意志,来自"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枭雄性格。他出身于大富之家,少年曾出家当和尚,却不守清规,被逐出门墙。他前往金边读中专,后被王国政府资助到法国留学,在巴黎与乔森潘、宋成一道信仰马列主义。1953年他回国后在中学任教,这时开始迷上了毛泽东思想,并挂冠而去,走入丛林开始策划武装斗争。1960年柬共成立,他即为三常委之一。1964年柬共书记被捕处死,他便继任党魁。除了赤柬建政短短三年,他大半辈子都藏在林莽深处,共计在荒山中呆了33年。如果他确实已葬身丛林,这正是他命定的归宿。

  美国人、越南人都未能剿灭的红色高棉,以金边联合政府之力去荡平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这即将揭晓的大结局,是为"天道"。任何遗祸人间的恶势力,熬到恶贯满盈那份上,便是"九转金丹",也无法给它续命的了。

  早安,高棉。

张圳常:红色高棉瓦解的内幕

编者按: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流行一百年来,残害人类绝不亚於法西斯主义。根法国作家们的统计,全人类有八千万人死於共产主义运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等人追随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八百万人的小国残杀了二百万人以上,这是一个惨剧。执行极左路线,主义至上,人权至下,把人命当芥草,红色高棉政权终於走上灭亡。

共产主运动已经瓦解了,只剩下了几个以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这些国家现在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共产主义理想相差愈来愈远。

从红色高棉的残暴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英萨利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

  1996年8月8日,红色高棉的一位名称索佩的师级指挥员和其他一些军官,在柬西部拜林、梅莱山地区的一基地,以红色高棉450师、415师和250师(约3000名游1击队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拥立英萨利为他们的领导人,同红色高棉的"强硬派"分道扬镳。另有519师和705师已与柬王国政府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这是自红色高棉於1979年失去政权以後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8月15日,索佩率领1000名官兵和两辆坦克攻打主张镇压脱离红色高棉的宋`成的指挥部和尼空的320师所在地,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宋成和尼空一的经过。 涅本蔡说:"我们代表王国政府方面同以乔森潘为首的红色高棉之间的对话是从1997年5月16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派遣柬驻泰外交官龙萨伦前往红色高棉的最後据`点安隆文,与乔森潘的代表毕文烈和狄昆纳尔等就结束战争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对话,双方达成了一致。5月25日,我带领三名助手亲自去安隆文,与乔森潘的上述代怫表就同一问题举行磋商并取得良好结果。6月1日,我们4`人再次前往宋隆文,与乔森潘本人举行会晤,也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6月11日涅本蔡再次前往安隆`文商量有关红色高棉馀部加入王国政府的事宜时,情况发生极为诡秘的红色高棉强硬派取得了联系。尼昆曾是游击队指挥官,於1996年向政府投诚,与洪森的党结盟。涅本蔡说,杀死宋成夫妇是波尔布特的命令。因为他发现宋成兄弟俩同洪森的特工有联系。

不论宋成为何被杀害,外交官和分析家坚持认为,这起杀害事件起码同柬埔寨明争暗斗的两首相拉那烈和洪森这间争夺地盘的持续战斗有一定关系。为了赶在1998年举行的选举之前获得支持,这两位首相一直积极争取红色高棉的支持,并争夺结束该国旷日持久的内战的宣布权。

波尔布特之死

 1997年6月11日凌晨,波尔布特下令部下将宋成一家满门抄斩後,他带着200名游击队胁持乔森潘等人逃跑,但被民柬国民军总叁谋长切(亦称达莫)率领精兵1000名追赶并在19日逮捕了波尔布特。波尔布特被"人民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不久波尔布特於1998年4月15日病死在柬泰边境上的丛林中。 波尔布特死後,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乔森潘、农谢等逃离总部安隆文,不知去向。1998年6`月11日,以乔森潘为总理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江裕朗等5名成员向政府投诚。

乔森潘、农谢走出丛林回归社会 原柬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江裕朗去年底向外国记者透露"争取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理想没能在我们手中实现。现在红色高棉已经完结,我们的使命也该结束了。这就是促使包括乔森潘、农谢在内的红色高棉成员先後走出丛林回归社会的原因所在"。在波尔布特在柬泰边境丛林里病死之後,江裕朗曾向乔森潘提出一起向王国政府投诚事宜,可是,当时乔森潘说切春军权在握,万一出现纰漏就必死无疑,出於这一考虑,一直未敢采取行动,但也没有放弃投诚的打算。1998年6月11日,江裕朗、马本等5名红色高棉高级分子向政府投诚。洪森对他们表示欢迎。11月30日以洪森为首的王国政府成立。12月3日,红色高棉最後一批由8名高级军官率领的500`名官后向政府投诚。在江裕朗等五名高级分子向政府投诚後,他们一直和英萨利一起安排乔投诚之事。尤其是英萨利一直与洪森保持联系,从中穿针引线。据说,洪森对乔森潘一直比较尊重,希望他能回来。

1998年12月25日下午,民柬时期曾任政府总理的乔森潘和曾任人大委员长的农谢在拜林与洪森直接通了电话後又分别致函洪森首相表示,他们尊重西哈努克国王的崇高地位,尊重柬王宪法,尊重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只希 望以一个平均身份回归社会。洪森当天复函乔、农二人表示,热烈欢迎并通报了还在北京养病的西哈努克国王,得到国王的支持。

红色高棉瓦解的原因

红色高棉的彻底瓦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内因,也有外因,而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一、红色高棉内部因对联合国主持的柬埔寨大选的态度不同而分成两派。红色高棉分歧由来已久。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及有关国家在1991年10月签署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协定後,联合国於1993年主持了柬埔寨大选。当时,英萨利等人主张民族和解,结束内战,叁加大选。他们派警察部队接受联合国训练,以便与联合国组织的大选相配合。然而,他们的主张与做法遭到波尔布特、农谢、切春等红色高棉"强硬派"领导人的反对。英萨利披露,波尔布特、农谢、宋成和云亚等为了对付大选,把红色高棉控制区划分成两个军区:一是柬埔寨北部军区,由波尔布特、切春领导;二是柬埔寨西部军区,由农谢、宋成领导。至於他本人从1993年起就被波尔布特等剥夺了军权。英萨利被剥夺军权後,他动了心脏手术和腰瘠手术。他一边养病,一边管理梅莱山区的行政。英萨利的儿子英武说,尽管波尔布特剥夺他父亲的权力,但他父亲手下的450师、415师坚定不移地跟随他父亲。这样,红色高棉就造成"一分为二"的局面。投向柬王国政府的红色高棉官员江裕朗认为,红色高棉的致命错误是抵制由联合国主持的1993年5月大选,否则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二、红色高棉强硬派继续实行极左政策不得人心。

据柬埔寨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分裂的直接原因在於1996年7`月中旬,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柬西部柬泰边境附近召开的重新研究政策的会议。最高实力人物波尔布特与掌握军事部门的宋成和切春主张实行军事优先的强硬路线。英萨利等人认为,在保持军事力量 的同时,也应该有重点地开展政治斗争,以便为叁加1998年的大选作准备,然而,英萨利等人在会议上受到孤立。

另据《曼谷邮报》援引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红色高棉领导层近年仍然推行过於严厉的政策,引起了红色高棉内部一些人不满,尤其是师团级干部的不满,导致了红色高棉第一次大规模分裂公开化。

1995年`5月,红色高棉领导机构曾向梅莱山至戈公一带发出一道指示,禁止各种贸易活动,禁止信佛和修建寺庙,禁止同外界联系,汽车、摩托车、便携式收音机等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被没收,农业成为唯一允许的谋生手段。一个由中央控制的商店成了红色高棉人购买日用品的唯一去处。这一指示导致了相当数量一批人投向金边政府方面。1996年5`月,红色高棉中央又发布了一道新的指示,要求没收村民用来运送种子和柴木的手推车和小货车,并宣布违者将受逮捕,送去受训。支持英萨利的红色高棉的450师师长索佩站在村民一边,反对执行这项命令。1996年8月5日,波尔布特命令索佩到第250师指挥部向北方地区指挥官切春将军报到。

索佩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甚麽。大约在同一时间,驻在拜林的第415师师长伊钱也接到类似命令。但两人都没有服从命令。三天後,切春派了三卡车官兵去抓索佩。

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索佩宣布,他要麽保持自由,要麽就死。他还说:"我们都准备死。如果你们进来抓我,我手下的人就会向所有的人开火。"最後,索佩得以率领500`名武装军人撤走。8月8日下午,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谴责索佩和他的部队是叛徒。同时还谴责英萨利为叛徒。该电台还报道说,波尔布特已发出紧急命令,说驻拜林的一个坦克部队和一个步兵师去消灭索佩一伙。但红色高棉总部却从拜林收到否定的回答和公开挑战:拜林驻军愿意支持索佩。450师、415师和250师宣布忠於英萨利本人,并支持他的民族和解政策。

三、专制使红色高棉从分裂走向灭亡。1993年,英萨利因主张叁加由联合国主持的大选,被波尔布特削去军权,而驻扎在拜林、梅莱山和三洛根据地的数千名红色高棉部队及几万名家属支持英萨利的民族和解政策,宣布与波尔布特和切春决裂,投向柬王国政府。这一事态的发展使红色高棉失去了它控制的一半江山和主要经济来源。

1997年6月,波尔布特的部下在宋成家里发现宋成有与洪森联络的通信设备,没有调查也没有审问,就下令将宋氏一家杀绝。随後,波尔布特胁持怀疑准备向王国政府投诚的乔森潘等人逃跑。由於波尔布特的独断专行,引起了众叛亲离,跟他逃走的人只有200`多名亲信。但被原来国民军叁谋长切春派兵追赶,并逮捕了波尔布特。从此,红色高棉内部出现了空前分裂。不久,又有3500名红色官兵向王国政府投诚。安隆文被政府军接管。

四、洪森采用了和平手段。

据柬埔寨问题专家最近透露,洪森首相早在1996年3月的柬驻外使节会议之後,确定了三项重要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用不流血代替流血、用和平手段代替战争手段来解决红色高棉的问题。

1996年4月,柬王国政府军向英萨利部下驻地的拜林 和梅莱山发动了猛烈攻势,但没有取胜。洪森改变手段,派得力助手、副总叁谋长波尔沙伦和在1996年3月投诚的红色高棉第七师师长盖鹏做英萨利的工作。8月8`日英萨利在拜林宣布向王国政府投诚。

接着,洪森又通过原来与红色高棉长期合作的团结阵线党的将领说服了红色高棉国民军总司令宋成。 乔、农1998年12月25日在拜林分别致函洪森首相,请求王国政府接受他们投诚。洪森在去年12月27日谈到乔、农二人投诚时说:"此事是我一手策划和安排的。"

近些日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投向王国政府一事在柬国内外引起不同反响。泰国等国和广大柬人民对柬将因此实现真正全面的和平与民族和解感到欣 慰和高兴;美、英、法等国却坚决要求将乔、农交给国际法庭审判,否则将危及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柬国内也有一批人对乔、农如此"轻而易举"地回归社会,并且受到"贵宾般"的欢迎表示不满。在此情况下,西哈努克国王公开表示拒绝赦免乔、农二人,支持成立有关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罪行,如有必要,他愿意"对簿公堂",一旦被判有罪,他"愿坐牢"。这时,洪林也发表声明,"我从来没有改变要求审判红色高棉罪行的立场"。

在西哈努克、拉那烈和洪森对乔森潘、农谢的态度发生变化後,乔、农於1999年1月3日返回了拜林。1名1个月前和政府讲和的红色高棉将军肯温6`日说,如果企图逮捕乔森潘有可能重新发生内战。

关於围绕是否审判红色高棉问题展开的争论将如何发展,国际社会正拭目以待。

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于世,主要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于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幺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于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着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着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万到25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于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它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它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1973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1973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于是自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它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于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它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幺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象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竤众专政,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它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月17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着像菠萝那幺多的眼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于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幺值得反复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幺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幺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于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PolPot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Agrarian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着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它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燕山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大曝光

共产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的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0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吨。

九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例如,档案中这样记录:
"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屑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她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法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着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象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着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民喜欢这个制度,或特别忠于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但是主使这场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德动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公务员,一切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到迫害的人士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秘密警察的罪行。

仲维光:柏林墙的故事----自由亚洲电台"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特别报告

严九鼎:"1989年11月9日,分隔东西柏林的高墙轰然倒塌,一个冗长的梦魇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揭幕了。
  
柏林墙的钢筋、水泥、电网、岗楼、探照灯,这些富于象征意味的专制符号和那些冒死投奔自由的血肉之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方励之先生的回忆,八十年代初,他还未被开除党籍,尚系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然而他就是在出访西柏林并顺道赴东柏林观光时,一日之间的所见所思,彻底动摇了他的红色信仰。"

1961年8月13日深夜零时,一道全长155公里的铁幕在东西柏林之间筑起,把东西德一分而成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苏联控制之下的民主德国,一个是受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联邦德国。对于东德人来说,围墙是所谓的死亡地带,东德边境守卫向任何尝试穿越围墙的人开枪。
  
从1961年到1989年28年之间,超过五千东德人成功穿越这道高四米的墙,来到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但是有超过3200人在尝试穿越围墙的时候被捕,超过200人受伤,100多人被杀。

  这道墙就是世界知名的柏林墙。
  
但是,再森严的防卫也终有松弛的一天。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著名过境站Checkpoint Charlie首次开放。28年内第一次有东德人拿著护照,穿过柏林墙,从东柏林来到西柏林。第二天,全球都看见了这几个东德人在西柏林照的照片。大批柏林居民以及驻德国记者,在11日晚涌到柏林围墙各个过境站,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东德前往柏林墙的公路上,汽车络绎不绝。东西德人民互相拥抱、亲吻。

  仲维光先生在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1989年11月9日,他是在西德南部的一个叫Hegensburg城市小镇中居住。
 
他回忆说:我虽然没有处在柏林第一线,但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东欧的变化。Hegensburg本来是一个像世外桃园很安静的城市,除了周末外,几乎空荡荡,但是在89年,这个小城市异常激动。当天第一次看到东德人爬上围墙去了。新闻对此作了长时间的现场报导。我自己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的确说,自己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整个东德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看见柏林墙被人穿过。当时人群还穿过勃兰登堡门。

对于在西德生活过的人,当年去东德首先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边界线,先是无人地带,然后是森严的边防检察。所以虽然是在电视前,但激动和百感交集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好像是一个人刚刚从监狱里一下放出来一样。

柏林墙的倒塌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在东德政府政治局还没有完全拍板决定是否开放边境控制的时候,东德发言人沙博夫斯基在11月九日举行的一个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意外地突然宣布民主德国将会开放边境控制。这项宣布,一下子就像开了堤坝,冲破了柏林墙。

  纪录片《围墙的倒塌》的导演黑德拉就总括了柏林墙倒塌的深层历史原因。

他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东德以及欧洲分裂的结束,苏联当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改革,波兰的团结工会活动推翻了共产统治,波兰以及匈牙利并且进行了自由化运动。而到了1989年10月9日,匈牙利以及奥地利对东德开放边界,所以在1989年柏林墙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们经常把1989年的中国学运跟东欧的变革相提并论。其中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很多人。为什么东德政府没有向冲击围墙的人开枪,而中国却出现了六四军队镇压事件呢?

旅居德国的仲维光先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10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在莱比锡有七万人上街,政府调动了八千人准备镇压,并且放出风来说一定要镇压,但是较量的最后结果,是政府突然把八千人的镇压力量撤回去了。

  为什么东德最终没有开枪镇压,而是和平解决问题呢?

从1988年开始,德国外长就向当时苏联大使表示,无论东德再发生什么样的和平示威,我们再不允许发生1953年六月苏联开坦克的暴力镇压事件。而六四事件後,西方政府就不断向苏联以及东德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知识份子非常关心莱比锡事件,他们不断打电话给东德政府高层人员,呼吁政府不要开枪。他们表示,你们如果开枪,就什么都完了。也许是这些知识份子所施加的压力,使政府不敢开枪。

  连当时的东德总书记克伦茨都承认,他们不能镇压,如果镇压,就什么都完蛋了。

  但是对于1989年中国民运,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丁伟先生就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说:

"我们不能够静态的比较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东欧事件。八九年学生运动只不过是民主运动很初步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政府有效率,不要贪污等等,但是并没有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东欧就不一样,东欧的民主运动其实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要求民主,追求人权的传统一直在发展,而到了1989年其实就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

但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就没有太多这一类的运动,完全不能跟东欧相比。就算是1979年魏京生被判刑的那次民主墙运动,也只是个别零星的行动,没有串成一连串不断扩张、不断壮大的民主运动。

东欧在二战前已经有民主选举,虽然这个民主制度很脆弱,但是毕竟是经历了民主的洗礼。但是中国就完全没有经受过民主洗礼,对于西方这些思想文化层次的东西,都不能够非常接受。所以要移植西方一套民主思想,就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文化土壤,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化土壤是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要实行民主制度,我觉得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要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未来是怎样呢?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年所说的一句话,对我们似乎有警世的作用。

仲维光先生说:戈尔巴乔夫最后在十月到东柏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谁来得太晚,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彭小明:菩提树下碧血斑斑

菩提树下

到德国旅游的人们可能都注意到,横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大街,街名非常飘逸清雅,叫做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它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连接东西柏林之间的中心干道。德国分裂时期,柏林墙将它拦腰截断。1953年八月,西德政府决定将该大街西柏林的一半改名为1953年六月十七日大街。一片飘飘欲仙的景象换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怨恨的忌日。这一天发生的就是德国的“天安门六四屠杀”,为纪念其中的死难人民,联邦德国一直以这一天为德国统一日,直到1991年德国正式统一,才改定现在的十月三日为国庆节(统一日)。优雅的街道也恢复了原名。

民怨沸腾

原来西方历史界直到八十年代还认为,六一七仅是一场东柏林的工人反抗运动。后来在东西德统一,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档案公开以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影响深刻广泛的人民运动。在东德四百多个地方,六百多家企业,五十多万民众参与了这次抗争运动。苏联占领军不得不对两百十七个城镇和县级地方中的一百六十七个宣布紧急状态。依靠东德武装驻营的人民警察部队的帮助,苏军血腥扑灭了这场民主运动。工人和市民使用的只有言语和石块,而苏联红军却动用了坦克和机枪。

这场流血冲突,东德社统党的结论跟中国官方对六四的结论堪称是难兄难弟,被描写为“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策动、由一小撮政治经济破坏分子引发的法西斯政变尝试”。但是即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德末代统治者昂奈克总书记授意党中央马列研究所编写的《社统党历史纲要》也对他的前任提出了批评:在一九五三年六一七前夕,党和政府关于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决议导致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事实证明这项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官僚主义地将生产指标至少提高百分之十的措施,引发了群众的误解和不满。

1949年东德建国以后,东德强力推行苏维埃化。1952年第二届党代会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加入生产合作社,为限制中产阶层,官方启用经济刑事法规,严厉征税。教会,尤其是福音新教青年会的青年人遭到严厉排挤。党把扩大重工业优先放在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前面。食品供应严重困难,工业生产下降,居民的反应是怨声载道和逃亡西德。1952年底和1953年初,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1952年上半年逃亡西德的人数只有七万两千人,1953年上半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人。1953年三月五日,原来对东德一言九鼎的太上领导人斯大林驾崩。莫斯科出现了新的集体领导,新的内政外交方针改变了极端强硬的作风。可是以乌布利希为首的东德党中央没有理会所谓东德也将改变方针的说法,反而对已经负担过重的大工业企业工人提出更高要求,人民的生活需求被粗暴地置之不理。1953年五月党以立法方式提高生产指标至少10,3%,而工资竟不予提高。即使有的地方生产指标确有提高的余地,可是职工的收入实在太低了。人们甚至买不起国营食品供应点HO提供的定量黄油和面包。

这时期莫斯科的新领导人也在调整方针,他们提醒德国的同志,强人已去,不必萧规曹随,宜当改弦易辙。新任驻德国高级特派员谢苗诺夫更加明确地告诫乌布利希,社统党把弦绷得太紧了,必须承认错误以推行“新方针”。在苏联的压力下,1953年六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两天后发表公报,向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承认,个体农民、个体商户,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被忽略了,应当允许逃亡的农民返回家园,因基督教信仰被赶出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应该恢复权利。但是政治局公报仍对五月底关于生产指标提高的决议始终不置一词一字,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早已怨声载道的要害关键。

自作孽不可活

六月十六日早晨,自由德国工会机关报《论坛报》发表了一名工会干部的文章,竟再次不容否定地确认,党中央仍然坚持至少提高百分之十的生产指标。正是这份工会的机关报以粗暴的措辞令工会失去了它的群众基础,并使早已沸腾的民怨冲决了最后的堤防。柏林市法兰克福林荫道的建筑工人首先放下工作,汇成游行队伍向市内进发,先奔工会中心大厦,然后径往中央政府大厦。一路行进之中,队伍渐渐扩大到数万人。示威者的要求从工资福利开始,逐步增添到要求改组政府,自由选举和德国重新统一。党中央在十六日下午匆忙撤回关于生产指标的决议也已无法改变这时的情势了。

东德的工会机关报竟然成为爆发事件的导火索,实为历史的强烈讽刺。党中央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把握在手里。可是社会偏偏需要许多舆论和中介,工会本来是民间社团,原可以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阀门;一旦工会成为官府仆从,结果竟反做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蠢奴。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现代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机构,议会、政府、公检法,工青妇,然后全部掌握党的手里,自以为得心应手,实际上全都半死不活。一遇风吹草动,

栽赃者才是说谎者

东德和苏联都尽量想把六一七说成是西方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可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西柏林的政治家是从报刊和电台的消息中了解到东部发生的事件的。当时与东部的电话联系早在一年多以前就中断了。在西柏林谁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强烈的火山爆发。而且当时所有重要的西柏林政坛精英都不在市内。例如,西柏林市长罗伊特已前往维也纳参加那边的国际城市节活动,他极想紧急飞返柏林,但美方服务机构实在来不及为他安排飞机。其他如值班副市长施莱勃,柏林市社会民主党主席诺伊曼,副主席布劳恩也都因故出访。其他政坛活跃人物,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务部长凯瑟正在波恩制定国家预算,只能在十七日夜间才能飞回柏林。

当时没有柏林墙,民间还是可以来往。美占区电台RIAS是在下午和晚间才广播罢工工人的重大要求并发表评论的。

这些要求是:
-废止官僚主义提高的生产指标,按原有指标偿清工资
-立即降低食品价格
-自由匿名选举
-不得惩处罢工工人及其代表

那些“东德全面总罢工”的口号,根据波恩美国高级专员公署的指令电台根本不准提及。因为当时美英法三国占领军当局十分担心,苏联会不会一怒之下挥军占领西柏林的地盘。根据美占区电台主编巴尔先生的介绍,当时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科南曾向跃跃欲试积极介入事变的电台主管发出警告性的质问说:你们是不是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东柏林的示威者毕竟喊出了这些口号。抗议行动在次日上午以花束山广场的群众大会的方式继续进行。美占区电台在夜间和十七日早晨播送了西柏林工会主席沙诺夫斯基对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书:《苏占区内遍地都是花束山广场》。他指出:“参与越是广泛,运动就会越是声势浩大而又井然有序地为你们带来良性结果而发展。”然而,联邦全德事务部长雅可布凯萨提出的要求则恰恰相反:“谨慎自抑”。他向每一个东柏林人,每一个苏占区居民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因食品匮乏,或因挑拨煽动情不自禁地陷入轻率鲁莽的行为中去。......你们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变只能通过德国的重新统一来实现。”

毕竟柏林美占区电台,东北德电台和南德各州电台都播送了东德发生的戏剧性事变的消息,本来东德除柏林以外,十四个区的居民通过来往接触和电话联络也可以了解到十六日发生的事变。但是不可能象这样通过西部的电台,主要是在东德民众中深受信赖的美占区电台了解得如此全面、迅速和透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概念中,美占区电台是一座危险的“敌台”;可是这座电台在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堪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它确实报道了已经蔓延的燎原之火,却也知所节制,并未火上浇油。

纲领明确

东德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区聚居点的职工都在十七日早晨加入了罢工行列。示威者撕毁墙上的社统党标语口号,占领党委办公室和市政厅,甚至打开了监狱的牢门。

罢工工人的福利性和政治性目标在比特费尔德地区由一个跨企业的罢工领导组织概括成为九条:第一,非经民主选举而成立的政府下台;第二,建立一个由进步劳动人民组成的临时新政府;第三,像西部一样,允许所有民主政党合法;第四,在四个月之内,举行自由、保密的直接选举;第五,释放一切政治犯;第六,开放所有(对其他)占领区的边界;第七,社会福利生活供应立即正常化;第八,解散军队,第九,不得镇压罢工工人。这个九条反映了德国劳动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民主理念,与当局的宣传相反,九条的诉求不仅与法西斯毫不相干,反而带有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而且九条坦率言事,没有故意以“爱国”的口号作掩护,更没有在“拥护党领导”的旗幡下哀求和跪求改革的气味。

血溅柏林街头

对于国际的公众来说,十七日早晨的印象是深刻的。在倾盆大雨中,东德衡尼格斯多夫钢铁公司的工人队伍穿过法占区向东柏林市中心艰难奋进。他们大约在中午时分方才到达,其时苏军已经调来部队和坦克对付工人了。东德警察,还有与军队几乎相同规格的“人民警察”驻营部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来镇压这场起义。跟三十六年以后的邓小平的想法完全一样,苏联领导人面对前任独裁者的暴政,的确想到要实行改革,可是面对人民的民主运动将要威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又选择了无情的暴力。为了搭救乌布利希独裁政权,苏军在中午一点宣布紧急状态,直到七月十一日午夜才取消。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靠宣布军管才强令抗议活动停止下来。大量企业的罢工仍然持续,陆续延续到七月中旬。百分之七十七的地方县市实行了军管。镇压中究竟有多少死伤,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苏军人员实际上也尝试着避免如三年之后发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规模喋血扫荡,但是还是出现了枪杀抗议者的血腥场面。一份由苏联高级特派员在十月份发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提供的十七日和之后逮捕的罢工者和示威者人数为七千六百六十三人,东德法院对其中的一千两百四十人判刑,根据苏联的报告,被判刑者中一千零九十人是工人,二十三人来自西柏林,还有一点,绝非无关宏旨,就是其中有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至二次大战结束时,都是纳粹党分子。为了给这次事变涂抹“法西斯政变”的色彩,社统党的宣传部门对于一名被指称为纳粹时期拉文思布吕克集中营前冲锋队指挥官的女犯额娜多伦予以极力的渲染。其实,此犯在1953年五月就已经被判十五年徒刑。碰巧在六月十七日的动乱中,她与其他囚犯曾从一座看守所的大厅中被短暂地释放。

数天之后,她立刻被当作这次“政变”中臆想的策动人处以死刑。五十多万人加入的运动,百把个纳粹喽罗算是什么东西。纽伦堡国际大审判中,纳粹主犯皆已惩处;六一七完全与法西斯风马牛不相及。各国共产党人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故意与政治僵尸相提并论,就是意在把水搅浑,遮掩自己反民主的专制面目而已。根据九十年代后的史学界估算,被捕人数在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左右,工人市民死亡六十到八十人,官方死亡十到十五人。苏联军事法庭处决十八人,东德法庭处决两人,判刑一千八百人,苏联军事法庭判刑五百到七百五十人,苏军士兵可能没有人死亡。但是根据明镜周刊介绍,近年传闻东德马格德堡有一处乱坟,是当年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多名苏联军人被处决后的坟冢。

与斯大林的严刑峻法相比,“新方针”概念的司法实践毕竟已相对谨慎了。但是跟法治相比还有天壤之别。当时的东德司法部长费希纳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此公原是社会民主党人,东德建国后,共产党跟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社会主义统一党。他是自愿并入社统党的社会民主党干部之一。此时此刻他坚持东德宪法条文所保障的罢工权利,结果不仅被解除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而且在一九五五年被判处长期徒刑,死于一九五八年。新任司法部长是本雅明,由于他的疯狂追捕,又有数万东德人逃亡到西德。

残喘三十六年

经过事变,社统党领导人学得乖巧起来。他们并不取消“新方针”。政治局委员都以自我批评的姿态去参加各大企业的职工大会。党的宣传鼓动员都纷纷向群众悔罪。相反,凡是要求党的高层更换人选、改变方针的人,却立刻就失去了官位和影响力,例如新德意志报(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赫恩施达特和国家安全部长蔡瑟。苏联在五月份曾经考虑将斯大林分子乌布利希撤换下来,另择亲信取而代之。可是在六月事件中苏联方面看到乌布利希及其党羽在保持东德形势稳定方面作用尚可,于是就让乌布利希继续担任总书记,七年后,国务委员会主席皮克去世,他便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1973年病故。

毕竟乌布利希和他的党也接受了六一七的教训。从那以后,东德的工资和价格结构不容任何风吹草动,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也相当小心谨慎了。与此同时,专门的镇压机关,秘密警察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被建立和扩建起来,以便能把任何新的动乱在萌芽阶段及时发现和镇压下去。这样社统党的统治终于又维持了三十六年(53-89)。这三十六年的东德居然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仍远远低于西德),也成了迄今所了解的“参与告密和互相监视的人民”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仍不断有企图越墙逃亡的青年在菩提树下大街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这种统治也仅仅维持了三十六年,1989年十一月,柏林墙还是倒塌了。

历史的小结
世界共产党执政史告诉我们,从十月革命以来,发生过无数次民主抗争运动。1921年苏联克琅施塔得水兵工人起义,是共产党独裁专制下人民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尝试,运动迅速被列宁残酷镇压下去,曾为苏维埃夺取政权立下功劳的克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是最早的反抗者。德国六月十七日起义是第二次大规模反抗运动。第三次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此同时还有波兰的波兹南暴动。匈牙利事件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阳谋即反右运动,也酝酿了所谓“打击裴多菲俱乐部”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第五次是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1980年的合法抗争运动,1989年中国的六四天安门惨案则是第六次和平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六四的暴行引发了全世界的声讨,结果导致苏联占领军没敢使用武装力量镇压柏林人民的反抗,柏林墙终于倒塌,苏联东欧发生了连锁反应,苏联集团崩溃。残存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是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中国继续逮捕和关押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士,2003年越南和古巴又审判大批民主人权反抗斗士,朝鲜的信息更遭严密封锁,劳改营遍布各州,人民因饥荒大量逃亡,逃亡失败被遣返的百姓命运更加悲惨。我们看到,各国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相隔的岁月也越来越短暂了。

彭小明 :德国的借鉴——审判共产党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前东德共产党领导干部在德国境内的终审判决终于下达了。联邦高等法院的裁定是维持原判,被告必须入狱服刑。主被告克伦茨不服审判,气势汹汹地表示,将向欧洲法院提出进一步上诉。

共产主义是本世纪从崛起到胜利,又从胜利走向崩溃的一场血腥的历史悲剧。东德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审判案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对目前尚未崩溃的若干共产党专制国家具有启示的意义,对那里的统治者及其干部,也会有相当的影响。套用一句共产党人列宁的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东德的政权交替完全是和平交接,没有任何暴力。对于这些党中央高级干部的审判也非常冷静、理智,所以也具有时代的意义。

⊙ 血债无法用血偿还

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柏林墙崩塌之后,一度赖在苏联不走,想请求庇护,可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愿收留他。他觉得在苏联混不下去,只好回到德国。刚一回来,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却得到保释出狱的待遇,原因是经医生会诊,确诊他患有晚期癌症,来日无多。昂纳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飞往他的女儿居住的地方,南美智利圣地亚哥。在那里,他只熬过了半年,平静地去见马克思了。

转眼过了八年,一九九七年,人们对于东德政权的罪恶依然没有忘怀,初审都是在九七年进行的。昂纳克的继承人、东德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东德最后一任党中央总书记和总统克伦茨,也被柏林法庭传唤到庭,接受审判。与他一起受审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成员。对於德国国家检察院来说,克伦茨等三人的审判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东德旧案中最具有意义的一场官司。各方面的人们都注视着这次审判的结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审前预先声明中提醒公众说,想要使用今天的刑法手段来洗尽历史的冤案,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受害人当年的命运昭告世人,历史无法重新倒转重来,血债无法用血来偿还。

柏林地方法院。前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已经预告了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总判决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举行。可是历史不由人算,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当审判长在莫阿比特法律宫五百号公堂上宣布判决的时候,他的嗓音因激动而显得嘶哑起来,他念道:由于可能发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给予免于拘捕待遇。然后他说:“克伦茨先生,因此,您必须被当庭逮捕”。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是今年六十岁的克伦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然之间崩溃下去,脸色惨白。他向他身边的儿子张望时流露出苍白的惊恐神色,尽管他向过去的同志们举办告别会的时候,口出大言,夸夸其谈,言辞慷慨,激昂亢奋,毕竟当左右的卫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必须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时候,他也露出了羞惭之色。或许他还怀抱希望,或许还会发生变化。在前两个审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上乐观地预计,如果他被监禁,至多也过不了二○○○年。而且考虑到联邦法院必要的复审,很可能紧接着还有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诉和在欧洲法院的抗辩,一拖就是几个月,乃至一年,示威、讨论,克伦茨跟共产党“英雄”们站在一起,仍是个头面人物。

他坚决地宣告:绝不接受这一判决。而法官霍赫先生继续宣读证词。观众席上,跟以前共产党干部受审一样,总是多半是坐满了年迈的社会主义统一党老党员们。他们非常退让自持地低声咕咕哝哝,不敢高声说话,变成了一片嗡嗡声。会场上另外的人则是当年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亲属遗孤。审判长指出:当然,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各国的影响在这一边界线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消解个人的法律责任。

⊙ 不是季米特洛夫

当克伦茨在法庭当场被捕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一个老年人高声喊叫起来:我们继续跟你站在一起!另一个老年人按照二十年代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的方式举起了拳头;一名老妇人尖声叫喊道:“埃贡(克伦茨的名字),我们和你团结在一起!”

克伦茨好象一直在休克状态中,然后他忽然大声地回应喊道:“我不会屈服!”这场面难免使人想到过去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坚贞不屈和视死如归——六十四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被指控为国会纵火案的罪犯,那是希特勒政权故意打击进步势力的阴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出来为共产党人或者犹太人争辩,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今天,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僚可以对报刊发表辩护之词,甚至提出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然而共产党的历史功罪实在太昭彰显著,几乎无可争辩。所以这一幕场景缺乏悲壮气氛。恰如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里很有趣地总结过:历史往往会重复出现某些场面,第一次总是悲壮的正剧,第二次则是滑稽的闹剧(大意)。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六十四年前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共产党人罪犯受审是因为他们杀害和迫害过千千万万的人民。尽管今天的民众很少愿意同情他们,罪犯们仍得到律师的协助,可以提出申辩和上诉;而且还有团体和报章提议赦免他们。越是这样,这种戏剧性场面就越显出闹剧的滑稽意味。

⊙ 血案与争议

克伦茨因为杀害东德逃亡者被判处六年半徒刑;六十五岁的前社统党政治局委员、经济学家克莱伯尔三年徒刑;六十七岁的前东柏林市社统党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三年徒刑。

量刑的依据如所预料,被告克伦茨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并在政治局会议跟另两名被告一起起草了两德边境(柏林墙)监控制度、或者将这些规定具体化。以此为发端,一系列命令之链层层下达,霍赫法官指出,这一命令之链环环相接,从边防部队司令部,直到各岗哨哨兵的巡查,都在执行这一命令。命令让那些监视边境的士兵对准向西德逃亡的东德公民扣动了枪械的扳机。这一伙人为了他们的边界的“安全”,为了他们的利禄,竟不惜杀死许多生命。

法官的话让人们立刻想起,柏林墙西侧连成一片的那些白色十字架,有的刻着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写上“无名氏”;还有两德边境上的地雷无人区,以及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陈尸旷野的惨象。

再读一读下列几则消息吧:

九七年三月三日起,柏林的州法院开庭审理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件柏林墙枪杀案。两名前民主德国边防军人分别判处缓刑二十一个月和二十个月。今天他们分别已经六十一岁和五十五岁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俩开枪打伤了翻越柏林墙的泥水匠学徒费希特。当时费希特趴在墙上呼救,可是经过五十分钟以后,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才被拖起来,后来在运往人民警察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墙成功的时候,子弹却射穿了费希特的盆骨。几百名过路人、盟军官兵和新闻记者,从柏林墙西侧看见了他的痛苦和挣扎,却完全束手无策。当时的民主德国对内掩盖了这宗血案。一九九五年一个电视摄影队成功地找到了当时的开枪者。审判证据是当时的边防守卫纪录。枪杀费希特后,下士施莱伯晋升上士,士兵弗利德里希获奖金两百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还有一名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青年米夏尔·施密特,也死于东德边防军的枪口。克伦茨出庭的当天,米夏尔的父亲作为共同原告人出庭。他的情绪实际上是悲喜交集。“克伦茨等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人心称快。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平服我心。处刑实在太低了”。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柏林法院判决了东德另一名柏林墙死者的案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仅二十五岁的舒尔茨企图逾墙而过,被东德边防军人开枪打死。开枪的两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个月,监外执行。跟党中央的干部比起来,两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两名士兵的处境,有点类似中国“六四”惨案中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解放军战士——群众亲眼看见他们杀死了无辜的同胞,可是他们又是奉党中央之命开枪的;在当时激烈的冲突中,他们也可能会被群众在反抗中打死——如果事隔多年以后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审判“六四”屠杀的元凶,对这些士兵也应当给于法治宽容的处理。

⊙ 面对狡辩,依然温和

对党中央干部的判决是温和的。克莱伯尔在被告席上显然露出了惊喜之色。律师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点头。克莱伯尔也点头回应。他想说,本来我料想的比这更坏得多啊。步出法庭的时候,这位出身萨克森州的前政治局委员承认说:“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另一个受刑者沙博夫斯基的脸型也没有扭曲,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检察官提出的是“九年监禁”,现在他可以在宽松的条件下,就近到黑森州坐监服刑。所谓“开放型监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编排他的地方小报,晚上则必须返回他的监房过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枪杀的无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伦茨立即提出上诉。遭到州立法院驳回,于是他的上诉案自动转到高等法院。逮捕後的克伦茨关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国家检察官也提出了复审要求,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这次判决实在是太温和了。克伦茨的律师则对“当庭逮捕”提出抗辩。他说,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谬的。克伦茨根本不会逃亡。抗辩之后不久,克伦茨又获假释。

另外两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诉。沙博夫斯基的律师陈述了上诉的理由。同时他也
承认这次审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在这里,听一听克伦茨的议论是有趣的。

克伦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错的言论自由。他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上发表谈话,大讲他的大道理:

“……这当然是政治审判。其政策就是要用这类审判来对付东德领导人”;

“其实并没有一纸射击或者砍杀的命令。连被邀请来作为证人的最高检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读了政治局材料以后,也承认,并没有一所法院能证实有一道射杀令。然而人们一致重复说,你们的制度就是杀人的制度。这种诋毁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纳克,我们有军队在你们那边。想一想,别忘了。东德没有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我们的强大力量,不可能生存。这是明白无误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胆小鬼。东德是我的事业。在德国的土地上尝试社会主义是我的事业。我只相信,只有与苏联在一起我们才能生存”;

“曾在东德当了十七年苏联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诉法院,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国家都不能容忍东德在华沙条约集团外部边境上能自身有所改变。”

克伦茨反复在新闻界发表言论,将责任推给苏联红军和华沙条约集团军柏林前线司令部。他还指出,在德国统一前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柯尔总理曾经达成一致意见,对於按照东德宪法行事的东德国家事务负责人应当不予追究。统一以后,戈尔巴乔夫还给德国法院写过三次信件,提及此事。

⊙ 还是用共产党法律来审判

但是对於司法独立的国家来说,德国行政领导人当时为完成统一目标许下的诺言,对不受行政机关或政党干预的法院是否具备约束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在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内部,暂时不完全执行宪法,却要以部分废弃的法律作为审判依据。实际上德国领导人是遵行诺言的。

针对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德国统一问题历史旧案处理中央协调部指出,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国家机器肆无忌惮地对付自己的人民,在边界上放肆地屠杀,针对敢于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残酷地威胁恫吓,分化瓦解,仅仅使用我们法治国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为巩固政权而行使的非法行为。追查往往离奇地断线,变成查无实据。东西德国统一的协定中确实规定,只有“依据东德的法律也够得上非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许多忽视人性的措施在东德法律中是没有相应条款的。因此我们无法追究它们。例如,电话窃听。在东德就根本不会形成一条相对的制约性法规——《隐私信息保护法规》(Datenshutz)。一九七六年德国新闻处对一名原子物理学家在私人住宅中安装了一具窃听器,整个国家都为这件非法事件震惊不已。当时的内政部长(自由民主党人)因此被迫引咎辞职。然而在东德,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利益”而斗争的神圣必要手段,安装一个窃听设备跟许多类似手段一样,都是小事一桩,当时无人敢于抗拒,今天也无法追究。另一个实例是,二十年前,有兄弟两人一同在苏军的军营前被枪杀了,凶手是一名苏军士兵;此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俩的父亲;凶手则被调回苏联。德国统一之后,没有一名东德秘密警察受到追究。

为了面对社会上关于“政治审判”或者“胜利者审判”的议论,坚持法治观念,德国司法界在说明这次判决的时候,公开宣布,审判的依据并非现行的联邦德国法令,而是被告们触犯的正是当时东德宪法和法令。

这样一来,这场官司的意义就更加增添了独特的色彩,而且对於中国共产党凸显出特别的意义。其实,各国的法律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例如刑法中惩治故意杀人、虐待等罪行的条款几乎都是一样的。据德国法律界的人士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法律都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借鉴翻译过去的。有些段落甚至完全照抄。毛泽东依据胡风私人信件给予定罪、文革中的大量非法行为、邓小平李鹏下令开枪杀害平民的行为,都是直接违犯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的。

⊙ “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对於东德高级领导人的审判,虽然仍有上诉,还没有完全落幕,毕竟已经告一段落。对於一些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样处理的呢?

以上所举的案例,已经提到,两名开枪的边防军士兵被查实,分别判处二十个月和二十一个月的缓期执行徒刑。从刑期的绝对数值来看,两名党中央决策人胁从犯也只判刑三年,两名士兵不免量刑过重了,或者说,对高层领导人被告量刑太轻了?从社会反应来看,德国人民没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大概普遍已经认可,审判就已足够,量刑何必太重。诗人杜甫曾经留下过的名句正可以用在这里:用箭当用长,挽弓当挽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州法院作出判决,一名前“民主德国”女法官,因在十二宗案例中曾剥夺十五名公民的自由,被判处三年徒刑,不得假释,不得上诉。这名民主德国女法官,从七三年到八九年,判处过上述想要旅行的东德公民监禁十个月或一年又十个月之间的刑期,而她根本不使用当时法律条款中的判刑宽严空间,一律从严。

此案说明,前东德的中层官员中民愤较大者,也会受到制裁。

说她民愤极大,并不冤枉。据了解,东德公民中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都有家人在西德,他们应当有权前往西德去探亲。可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后期方才有所松动。在这个共产党”女强人“的手下,十五名想去西部探亲的老百姓被从严判刑,失去十个月乃至二十二个月的自由(出狱後要不要戴反革命帽子?),怎能不引起当地百姓的民愤呢?

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在柏林的州立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历史奇案,经过认证,确认该案的作案人是安娜·玛丽亚。四十二年前,当时的东德新闻记者佛利克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后来有人来骗他,叫他去一位朋友家,一名女士给他喝了一杯饮料,他就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架回到东柏林。他被东德的法庭判处四年徒刑,刑满后被放回到西部。四十多年过去,柏林墙倒塌了,佛利克指控安娜·玛丽亚就是当时的女特务。今天的安娜·玛丽亚已经丰韵不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了。她坐在轮椅上企图否认自己的历史身份,可是证人肯定地指认她就是当年的下毒人。结果,安娜·玛丽亚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东德秘密警察特务的身份,也确实认出佛利克就是她经历中残害过的人。一个自己不能正常生活的老妇人,必须由律师推着轮椅来出庭,还需不需要判处刑罚,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历史的正义应该伸张,而且要让史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前东德共产党间谍头目,七十四岁的马库斯·沃尔夫,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同时偿付罚金五万马克和法庭费十万马克。这名东德老间谍早年侨居苏联,一九四七年曾作为观察员出席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庭。在他担任东德安全机关领导人期间,绑架美军女秘书及其母亲到东柏林,捉拿携带女友从东德叛逃到西德的间谍回到东德。法庭认为这些罪行是一个时代的罪行,在冷战时代这些罪行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告沃尔夫在宣布判决以后说,他认为如果这个判决不抵触法律和宪法的话,应该对此表示满意。

东德也搞过“群众的专政”这类方式的统治,如威胁利诱一些平民为安全机关监视其他的同胞。这样,与东德的安全机关STASI曾经有过联系的普通人人数就太多了,没有重大伤害者,不宜再追究。但是对於东德干部中中等程度危害的罪过,德国各大党派的议会党团在经过讨论後,九七年十一月初宣布延长追诉时效期,本来到一九九七年年底就将不再追究,又予延长直到二○○○年。这种罪行包括贪赃枉法、虐待囚犯和给东德运动项目中的未成年运动员服用兴奋药物造成人身伤害等等。

探讨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的法律追诉问题,实际上东欧各国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例如阿尔巴尼亚毛式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在政权垮台前夕病故,他的遗孀后来被判处九年徒刑;霍查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九三年从总统变成囚徒,其余三十二名中央级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在平民政府期间也被判处长期徒刑。后来因三月内乱,狱门大开,到九七年十月,社会主义党上台,这些血债累累的人被正式释放。

共产党人从不忌讳自己的专政是暴力,存在一天就要执行一天。除了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以外,很多思想犯、政治犯都被以刑事犯的罪名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各级干部都有人参与和执行了对于他们的迫害和虐待;有的干部还在继续追究和制造新的思想犯,打击敢于批评和直言的异见者;各级干部中更有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大小陈希同、王宝森。一旦人民有了制裁这些罪犯的权利时,怎样掌握好分寸,既要教育人民,又要安抚受害人,也不让追究过分扩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此,德国司法界现在走出了一条新路,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借鉴。考察他们的经验,宽容是非常重要的,这正如柏林墙死难者费希特的妹妹出庭时悲痛声明的“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的原则。这是民主和法治的逻辑。

共产党人时常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非常残忍,是一种复仇主义的野蛮逻辑,相反,中国传统主张“以德报怨”。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後,撕毁了他自己起草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将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不论有无血债劣迹一律处决、关押或管制,甚至包括许多投奔革命的人士和起义、投降、被俘人员;又用政治运动扫荡农村基层掌握着文化命脉的乡村知识阶层,发动反右和“文化革命”打击几乎一切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敢于思考和批评讽谏的城乡知识分子了。这样的严刑峻罚不仅是非人道的,也是对於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严重伤害。未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

历史常常无巧不成书。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总统布什、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柏林市长迪普根,重新聚首在柏林勃兰登堡广场,回忆十年前柏林墙开放的那一天。报刊和电视上,人们用“戈比”的昵称,挥手向戈尔巴乔夫致意。同一天,克伦茨和他的两名同事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听取维持原判的判词和理由。

戈尔巴乔夫也曾担任过共产专制的最高领导人,也曾出任过最黑暗的克格勃特务系统的最高主管。理论上说,他的双手也沾有专制下被害人民(苏联和柏林墙下)的鲜血。可是因为他的新思维,促成了苏联专制帝国的崩溃,也推助了柏林墙的倒塌;他的开明使得两大阵营的冷战终于落幕。克伦茨等人则一直顽固到政权的最后崩溃,于是成为历史惩罚的象征。象征仅只是象征。他们的刑期(六年半或三年)和狱中待遇,跟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劳改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民主党人和法轮功信众毫无宽容可言。这里可能蕴涵着一种隐忧。今天不能宽容追求民主之异见者的中共独裁者及其追随者们,明天能不能得到宽容呢?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在引起强烈的抗议和不满。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党外,人们心里都明白,中国实行民主是迟早的事。中国人要做好准备,一旦社会转型,平反冤案,审判主要责任者就会提到日程上来,那时候,“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复仇”的原则,将检验中国民主和法制的水平。即使今天,宽容的态度也可能促成和平演变的早日到来。德国的借鉴是可贵的。

彭小明: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审判东德高级干部:只为正义,不为复仇

  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柏林墙崩塌之后,一度赖在苏联不走,想请求庇护,可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愿收留他,于是他觉得在苏联混不下去,只好回德国。一到德国,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却得到了保释出狱的待遇。原因是经医生会诊已经确认,他患有晚期癌症,来日无多。昂纳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飞往他女儿的居住地--智利圣地亚哥。在那里,他只熬过了半年,平静地去见马克思了。

  一转眼已经八年过去,人们对于东德政权的罪恶依然没有忘怀。昂纳克的继承人、东德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东德最后一任党中央总书记和总统克伦茨,也被柏林法庭传唤到庭,接受审判。与他一起受审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成员。对于德国国家检察院来说,克伦茨等三人的审判案,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东德旧案中最具有意义的一场官司。各方面的人们都注视着这次审判的结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审前预先声明中提醒公众说,想要使用今天的刑法手段来洗尽历史的冤案,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受害人当年的命运昭告世人,历史无法重新倒转,血债无法用血来偿还。

  柏林地方法院。前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已经预告了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总判决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举行。可是历史偏偏不由人算计,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半,当审判长在莫阿比特法律宫五百号公堂上宣布判决的时候,他的嗓音因激动而显得嘶哑起来,他念道:由于可能发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给予免于拘捕待遇。然后他说:"克伦茨先生,因此,您必须被当庭逮捕"。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是今年六十岁的克伦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然之间崩溃,脸色惨白。他向身边的儿子张望时流露出苍白的惊恐神色,尽管他向过去的同志们举办告别会的时候,口出大言,夸夸其谈,言辞慷慨,激昂亢奋,毕竟当左右的卫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必须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时候,他也露出了羞惭之色。或许他还怀抱希望,事情还会发生变化。在前两个审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上乐观地预计,如果他被监禁,至多也过不了二○○○年。而且考虑到联邦法院必要的复审,很可能紧接着还有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诉和在欧洲法院的抗辩,一拖就是几个月,乃至一年,示威、讨论,克伦茨跟"英烈"们站在一起,仍是头面人物。

  他坚决地宣告:绝不接受这一判决。而法官霍赫先生继续宣读证词。这时的情况引起人们的进一步猜测,克伦茨可能也将不服从法庭宣判的处罚。法官的最后证言竟然淹没在一篇嘘声和口号声中。观众席上,跟以前共产党干部受审一样,总是多半是坐满了年迈的社会主义统一党老党员们。他们非常退让自持地低声咕咕哝哝,不敢高声说话,变成了一片嗡嗡声。会场上另外的人则是当年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亲属遗孤。审判长指出:当然,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各国的影响在这一边界线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解除个人的法律责任。当年轻的审判长戏称克伦茨为"安全部门的负责人"时,还出现了一片嘲讽的笑声。其实在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里,克伦茨的确是负责安全事务的政治局委员。

  当克伦茨在法庭当场被捕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一个老年人高声喊叫起来:我们继续跟你站在一起!另一个老年人按照二十年代红色阵线展示同盟成员的方式举起了拳头。另一名老妇人尖声叫喊道:"埃贡(克伦茨的名字)我们和你团结在一起!"克伦茨好像一直在休克状态中,然后他忽然大喊地回应:"我不会屈服!"这场面难免使人想到过去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坚贞不屈和视死如归。六十四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被指控为国会纵火案的罪犯。这是希特勒政权故意打击进步势力的阴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出来为共产党人或者犹太人争辩,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今天,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僚可以对报刊发表辩护之词,甚至提出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然而共产党的历史功罪也实在太昭彰显著,几乎无可争辩。所以这一幕场景实在缺乏悲壮气氛。恰如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里很有趣地总结过,历史往往会重复出现某些场面,第一次总是悲壮的正剧,第二次则是滑稽的闹剧(大意)。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六十四年前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共产党人罪犯受审是因为他们杀害和迫害过千千万万的人民,尽管今天的民众很少愿意同情他们,罪犯们仍得到律师的协助,可以提出申辩和上诉,而且还有团体和报章提议赦免他们。越是这样,这种戏剧性场面就越显出闹剧的滑稽意味。

  法庭终于宣布判决了。克伦茨因为杀害东德逃亡者被判处六年半徒刑。六十五岁的前社统党政治局委员、经济学家克莱伯尔和六十七岁的前东柏林市社统党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都被判处三年徒刑。

  量刑的依据如所预料,被告克伦茨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并在政治局会议跟另两名被告一起起草了两德边境(柏林墙)监控制度、或者将这些规定具体化。以此为发端,一系列命令之链层层下达,霍赫法官指出,这一命令之链环环相接,从边防部队司令部,直到各岗哨哨兵的巡查,都在执行这一命令。命令让那些监视边境的士兵对准向西德逃亡的东德公民扣动了枪械的扳机。这一夥人为了他们的边界的"安全",为了他们的利禄,竟不惜付出杀死许多生命的代价。

  法官的话让人们立刻想起,柏林墙西侧连成一片的白色十字架。有的刻着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写上"无名氏";还有两德边境上的地雷无人区,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陈尸旷野的惨象。读一读下列的几则消息吧:

  九七年三月三日起,柏林的州法院开庭审理三十五年以前发生的一件柏林墙枪杀案。两名前民主德国边防军人分别被判处缓刑二十一个月和二十个月。今天他们分别已经六十一岁和五十五岁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俩开枪打伤了翻越柏林墙的泥水匠学徒费希特。当时费希特趴在墙上呼救,可是经过五十分钟以后,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才被拖起来,后来在运往人民警察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墙成功的时候,子弹却射穿了费希特的盆骨。几百名过路人、盟军官兵和新闻记者从柏林墙西侧看见了他的痛苦和挣扎,却完全束手无策。当时的民主德国对内掩盖了这宗血案。一九九五年一个电视摄影队成功地找到了当时的开枪者。审判证据是当时的边防守卫纪录。枪杀费希特后,下士施莱伯晋升上士,士兵弗利德里希获奖金两百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另一名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青年米夏尔也死于东德边防军的枪口。克伦茨出庭的当天,米夏尔的父亲作为共同原告人出庭。他是悲喜交集:"克伦茨等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人心称快。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平服我心。处刑实在太低了"。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柏林法院判决了东德最后一名柏林墙死者的案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仅二十五岁的舒尔茨企图逾墙而过,被东德边防军人开枪打死。开枪的两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个月监外执行。跟党中央的干部比起来,两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两名士兵的处境有点类似于六四惨案中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解放军战士。群众亲眼看见他们杀死了无辜的同胞,可是他们又是奉命开枪的。在激烈的冲突中,他们可能会被群众在反抗中打死,在事隔多年以后,他们只应当受到宽容的处理。

  对党中央干部的判决是温和的。克莱伯尔在被告席上显然露出了惊喜之色。律师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点头。克莱伯尔也点头回应。他想说,本来我料想的比这坏得多。步出法庭的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承认说:"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沙博夫斯基的脸没有扭曲,他显然松了口气。因为毕竟检察官提出的是"九年监禁"的要求,现在他可以在宽松的条件下,就近坐监执行。所谓"开放型监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编排他的地方小报,晚上则必须返回他的监房过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枪杀的无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伦茨立即提出上诉。遭到州立法院驳回,于是他的上诉案自动转到高等法院,一九九八年年初再审。逮捕后的克伦茨关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国家检察官也提出了复审要求,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这次判决实在是太温和了。克伦茨的律师则对"当庭逮捕"提出抗辩。他说,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谬的。克伦茨根本不会逃亡。

  另外两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诉。沙博夫斯基的律师陈述了上诉的理由。他说指控沙博夫斯基胁从犯罪的证据不充份,抵触到追溯既往的禁令。根据这一禁令,被告人只能在罪行当时有效的法令范围内受到追究。同时他也承认这次审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审判前,克伦茨反复在新闻界发表言论,将责任推给苏联红军和华沙条约集团军柏林前线司令部。他还指出,在德国统一前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柯尔总理曾经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按照东德宪法行事的东德国家事务负责人应当不予追究。统一以后,戈尔巴乔夫还给德国法院写过三次信件,说及此事。但是对于司法独立的国家来说,行政领导人当时为完成统一目标许下的诺言,对不受行政机关或政党干预的法院是否具备约束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要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暂时不完全执行宪法,却以部份废弃的法律作为审判依据。实际上德国领导人是遵行诺言的。针对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德国统一问题历史旧案处理中央协调部指出,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国家机器肆无忌惮地对付自己的人民,在边界上放肆地屠杀,对敢于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残酷地威胁恫吓,分化瓦解,仅仅使用我们法治国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为巩固政权服务的非法行为。追查往往离奇地断线,变成查无实据。东西德国统一的协定中确实规定,只有依据东德的法律也是非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许多忽视人性的措施在东德法律中是没有相应条款的。因此我们无法追究它们。例如,电话窃听在东德就根本不会形成一条相对的制约性法规--《隐私信息保护法规》。一九七六年德国新闻揭出一名原子物理学家私人住宅中被安装了窃听器。整个国家都为此非法事件震惊不已。当时的内政部长(自由民主党人)因此被迫引咎辞职。然而在东德,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利益"而进行的神圣必要手段,安装一个窃听设备跟许多类似手段一样,都是小事一桩,当时无人敢于抗拒,今天也无法追究。另一个实例是,二十年前,有兄弟两人一同在苏军的军营前被枪杀了。此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俩的父亲。而凶手是一名苏军士兵。杀人之后,被调回苏联。德国统一之后,没有一名东德秘密警察受到追究。

  在这里,听一听克伦茨的议论是有趣的。

  克伦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错的言论自由。他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上发表谈话,大讲他的大道理。

  "…这当然是政治审判。其政策就是要用这类审判来对付东德领导人。"

  "其实并没有一纸射击或者砍杀的命令。连被邀请来作为证人的最高检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读了政治局材料以后也承认,并没有一所法院能证实有一道射杀令。然而人们一致重复说,你们的制度就是杀人的制度。这种诋毁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纳克,我们有军队在你们那边。想一想,别忘了。东德没有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我们的强大力量,不可能生存。这是明白无误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胆小鬼。东德是我的事业。在德国的土地上尝试社会主义是我的事业。我只相信,只有与苏联在一起我们才能生存"。

  "曾在东德当了十七年苏联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诉法院,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国家都不能容忍东德在华沙条约集团外部边境上能自身有所改变。"

  为了面对社会上关于"政治审判"或者"胜利者审判"的议论,坚持法治观念,德国司法界在说明这次判决的时候,公开宣布,审判的依据,并非现行的联邦德国法令,而是被告犯罪当时的东德宪法和法令。

  这样一来,这场官司的意义就更加增添了独特的色彩,而且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凸显出特别的意义。其实,各国的法律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例如刑法中惩治杀人、虐待等罪行的条款几乎都是一样的。据德国法律界的人士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法律都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借鉴翻译过去的。有些段落甚至完全照抄。毛泽东依据胡风私人信件给予定罪、文革中的大量非法行为、邓小平下令开枪杀害平民的行为都是直接违犯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的。

  对于东德高级领导人的审判,虽然仍有上诉,还没有完全落幕,毕竟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一些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样处理的呢?

  如前所述,两名开枪的边防军士兵被查实,分别判处二十个月和二十一个月的缓刑。从刑期的绝对数值来看,两名党中央决策人胁从犯也只判三年,两名士兵不免量刑过重了。或者说,对高层领导人被告量刑太轻了?从社会反应来看,德国人民没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大概普遍已经认可,审判就已足够,量刑何必太重。诗人杜甫曾经留下过的名句正可以用在这里:用箭当用长,挽弓当挽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州法院作出判决,一名前"民主德国"女法官,因在十二宗案例中曾剥夺十五名公民的自由被判处三年徒刑,不得假释,不得上诉。

  这名民主德国女法官,从七三年到八九年,判处过上述想要旅行的东德公民,监禁十个月或一年又十个月之间的刑期,而她根本不使用当时法律条款中的判刑宽严空间,一律从严。

  此案说明,前中层官员民愤较大者,也会受到制裁。

  说她民愤极大,并不冤枉。据了解,东德公民中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都有家人在西德。他们应当有权前往西德去探亲。可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后期方才有所松动。在这个共产党"女强人"手下,十五名想去西部探亲的老百姓被从严判刑,失去十个月乃至二十二个月的自由,(出狱后要不要戴反革命帽子?)怎能不引起当地百姓的民愤呢?

  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在柏林的州立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历史奇案,经过认证,确认作案人是安娜·玛丽亚。四十二年前,当时的东德新闻记者佛利克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后来有人来骗他,叫他去一位朋友家。一名女士给他喝了一杯饮料,他就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架回到东柏林。他被东德的法庭判处四年徒刑,刑满后被放回到西部。四十多年过去,柏林墙倒塌了。佛利克指控安娜·玛丽亚就是当时的女特务。今天的安娜·玛丽亚已经丰韵不再,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了。她坐在轮椅上企图否认自己的历史身份。可是证人肯定地指认她就是当年的下毒人。结果,安娜·玛丽亚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东德秘密警察特务的身份,也确实认出佛利克就是她经历中残害过的人。一个自己不能正常生活的老妇人,必须由律师推着轮椅来出庭,还需不需要判处刑罚,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历史的正义应该伸张,而且要让史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前东德共产党间谍头目、七十四岁的马库斯·沃尔夫五月底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同时偿付罚金五万马克和法庭费十万马克。这个东德老间谍早年侨居苏联,一九四七年曾作为观察员出席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庭。在他担任东德安全机关领导人期间,曾绑架美军女秘书及其母亲到东柏林,捉拿携女友从东德叛逃到西德的间谍回到东德。

  法庭认为这些罪行是一个时代的罪行。在冷战时代这些罪行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告沃尔夫在宣布判决以后说,他认为如果这个判决不抵触法律和宪法的话,应该对此表示满意。

  东德也搞过"群众的专政"这类方式的统治。威胁利诱一些平民为安全机关监视其他的同胞。这样,与东德的安全机关STASI曾经有过联系的普通人人数就太多了。俗话说"罚不压众",没有重大伤害者,不宜再追究。但是对于东德干部中中等程度危害的罪过,德国各大党派的议会党团在经过讨论后,九七年十一月初宣布延长追诉时效期。本来到今年年底就将不再追究,可是现在又予延长,直到二○○○年。这种罪行包括贪赃枉法、虐待囚犯和给东德运动项目中的未成年运动员服用兴奋药物造成人身伤害等等。

  探讨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的法律追诉问题,实际上东欧各国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例如阿尔巴尼亚毛式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在政权垮台前夕病故。他的遗孀后来被判处九年徒刑。霍查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九三年从总统变成囚徒,其余三十二名中央级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在平民政府期间也被判处长期徒刑,后来因三月内乱,狱门大开,到九七年十月,社会主义党上台,这些血债累累的人被正式释放。

  共产党人从不忌讳自己的专政是暴力统治,存在一天就要执行一天。除了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以外,很多思想犯、政治犯都以刑事犯的罪名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各级干部都有人参与和执行了对于他们的迫害和虐待。有的干部还在继续追究和制造出新的思想犯,打击敢于批评和直言的同胞。各级干部中更有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大小陈希同、王宝森。一旦人民有了制裁这些罪犯的权利时,怎样掌握好分寸,既要教育人民,又要安抚受害人,也不让追究过份扩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德国司法界现在走出了一条新路。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借鉴。回看他们的经验,宽容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时常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非常残忍,是一种复仇主义的野蛮逻辑。中国人传统上主张"以德报怨"。对待曾经血腥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民族,也只是要求作道义上的认罪和物质上的赔偿,决不要求杀戮他们的後代。

  柏林墙死难者费希特的妹妹说得很好,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救他。她悲愤地说:"今天我来到法庭,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后,撕毁了他自己起草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将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不论有无血债劣迹一律处决、关押或管制,甚至包括许多投奔革命的人士和起义、投降、被俘人员。又用政治运动扫荡农村基层掌握着文化命脉的乡村知识阶层,发动反右斗争和"文化革命",打击几乎一切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敢于思考和批评讽谏的城乡知识分子了。这样的严刑重罚不仅是非人道的,也是对于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严重伤害。未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了。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许多事务仍然缺乏宽容精神,不能营造一种宽容的气氛。这里可能蕴含着一种隐忧。今天不能宽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明天能不能对共产党的干部实行宽容呢?贪污腐败和严重的不公平可能引起强烈的抗议和不满。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知识分子心里都明白,实行民主总是迟早的事。中国知识分子要做好准备,一旦社会转型,平反冤案,审判主要责任者就会提到日程上来。那时候,务必要对今天的党和国家干部实行宽容。因为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复仇。

星期一, 九月 05, 2005

柏林墙的传说

(本文作者不详)

  序

  实验室一个德国同学和我聊天,问我对二战以后的德国知道些什么。我想了很久,回答说,德国足球,柏林墙。

  当这家伙发现德国足球我确实知道不少以后,就问,你对柏林墙知道些什么?

  柏林墙?我努力回忆着,恩,柏林墙是苏联和东德秘密计划修起来的,一夜之间,柏林墙就树立在柏林中心。此后,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

  “其它呢?”

  差不多了吧,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象征,意义不就在这里么?

  德国同学摇头,你不了解柏林墙,你不知道柏林墙真正的故事和意义。对于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是肯尼迪,冷战这样的大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在这堵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

  仅在此记录他所讲述的,自己在柏林墙博物馆主页读到的一些故事。常觉得,我国和西方的历史,记录很不一样。在我国的历史记录里,少有这样详尽,乃至繁琐的小人物的记录。所以读西方的历史,经常觉得过于平淡,过于拘泥细节而不见大方向。然而,却自有一种力量在。

  柏林墙的故事,在西方的历史里,感觉不但不惊天动地,或者剑拔弩张,反而竟然多有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一、“中国长城”

  万没有想到,在柏林墙纪念馆会读到我们中国的名字。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时1961年8月,一个沉闷的夏天。对于大量东德人经柏林逃往西方已经忍无可忍的东德人和苏联人搞了一个漂亮的偷袭。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应该说,这个以我国长城命名的工程,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绝对不是豆腐渣,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柏林墙正式树立了起来。

  然而上帝实在会开玩笑,就在柏林墙的修筑过程中,东德人就开始了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的“柏林墙传说”。东德人的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神,给柏林墙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千古之迷,到底是先有柏林墙,再有翻越行动,还是未等墙树起来,就已经开始了翻越,竟然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了。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在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但就在13日,最早明白过来的东德人已经开始用生命搏击柏林墙,当天,一位技工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进了西柏林,有人跳进运河游到了西柏林。然而,天意弄人,谁也没想到记录他们踏上西德领土的时间。

  13日上午,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同胞投掷自己的通行证,身份证件。到苏联军队能够阻止这一举动前,数以千计的证件已经被扔到了东德同胞的手里。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间偷渡逾越了柏林墙。

  13日下午,柏林墙树立以后,第一个逾越柏林墙的人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但是,三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是尽职的,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的枪,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这次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奔跑的能力,面对三个警察,结局已经注定。

  然而,上天决心要给大家看一幕喜剧而不是悲剧。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三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沿东德西德的边境修筑的,而是偏东德一侧,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你越过了柏林墙,你仍然在东德土地上,警察和军队仍然有权力和能力开枪将你击毙。当时那三位警察并没有越界,他们大可以合法将那个青年绑回东德。然而,面对这柏林墙上的第一次交锋,他们误会了,害怕了,那个青年简直是奇迹般的竟然这样逃脱了已经笼罩住了自己的厄运。

  这是第一个通过柏林墙的逃亡者。也许这第一个人就定下了逃亡柏林墙故事的基调。在柏林墙传说里,有眼泪,有悲壮,有无奈,但同样也有幽默,滑稽和令人含泪微笑的故事。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上)

  要说最可爱的逃亡者,颇有几个竞争者,首先是两位大情圣,一个是阿根廷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大家看看他们逃亡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也就是他们能做出来,死脑筋的德国人就是再有几百万人逃亡,也做不出这么幽默的计划来。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人被困在东柏林的两位gg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把自己的mm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西柏林就行了。

  说干就干,澳大利亚gg就这么把自己的新娘子接到了西柏林。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不存在什么幽默了。但是这时候,阿根廷gg出场了,他充分表现了南美人民热血沸腾,但不爱动脑子的特点,他认为这个计划不错,决定自己也照办煮碗。所谓照办,真的是照办,他居然连车子都是直接找澳大利亚人借的同一辆车!说起来也是,这么矮的车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是,他一点伪装都没有做,连车牌都不换,就这么开了去。

  阿根廷gg开着这辆已经被报纸报道得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车,大摇大摆开进东柏林。东德警察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眼熟,但是谁也猜不到天下还真有这么大胆的人。警察问“这车,以前是不是来过东德?”阿根廷gg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当然没有啦”。警察自己也糊涂了,大手一挥,放行了!

  结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同一辆车,把另一对情侣,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西柏林。在他们举行婚礼之际,悲愤的东德警察把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从栏杆下面再钻出去!

  另一位竞争者是五岁的小男孩。他家经过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而且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挖掘。要求是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还必须正好挖到被接应者的厕所里。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

  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如此之久的。但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者人群发表感想如下:“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那一刻,我想到了法国著名的影片《美丽人生》。

  太晚了,明天再写最悲惨的吧。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下)

  写可爱是容易的,面对冷酷的现实,人类用自己的信心,幽默来反抗,说起来即使是最大的冷酷,也压不下那希望和温暖。然而要写悲惨,实在有些下不了笔。

  在柏林墙的逃亡者中,那些“功败垂成”者无疑是悲惨的。1961年,18岁的彼得。菲西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我不知道东德的警察是一时不敢承担责任,跑去请示上级,还是真的就已经下了杀心(我宁愿相信是前者)。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上千群众怒吼着。西德的警察冒险跑到柏林墙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极其危险的,柏林墙西侧依然是东德的土地,警察已经“越界”,完全可能被枪击)把急救包扔向彼得。但是太晚了,彼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彼得终于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了,在他蓝眼睛里最后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

  50分钟以后,东德警察抬走了他的尸体。

  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有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穿透力极强的子弹,民用的车壁,车门根本就是nothing,香港电影里躲到小轿车后面就可以逃开对方射击的镜头完全是搞笑。所以,用这个办法冲击柏林墙的人,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设防的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争取一次严重交通事故的机会!

  这里的故事太多,最悲惨的,一是在离墙最后一米处熄火的那辆装有数十人的大客车。二就是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伙同样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迦南——西柏林!他是一个成功者。

  这个镜头我也看了,说实话,在那样的动荡,混乱,和快速行使中,每个人都被颠簸得相当厉害,硬要说那个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动作是布鲁希克自己作出来的而不是别的原因,我感觉实在是勉强。但是,谁又愿意继续辩论下去呢?谁又不希望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是快乐呢?

  德国人如此不严谨的结论很少,却少得可爱,少得美丽。

  柏林墙倒塌以后,新建成的文化宫,专门采用了很特殊的设计。建筑之间均用伞状结构连接,整个原来的柏林墙东侧“死亡开阔地”被全部笼罩在保护伞下。成为了伞下的广场。

  我的德国同学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广场上,无数逃亡者因为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好强行穿越在火力控制下的广场而失去生命。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民提供隐蔽物了,尽管,已经太迟,太迟……

  我无话可说。

  三、咱们德国人都是工程师

  上面那篇太沉重了,来一点轻快的。

  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要按现在流行的歌来唱,那就是:“咱们这嘎都是德国人,咱们这嘎特产工程师,咱们这嘎香肠配啤酒,咱们这嘎都是活奔茨”(奔茨,即奔茨汽车创始人,德国工程师)。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

  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水-艇!

  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质量如何?我看可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同学说了,5个小时是不是太长了一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试试拿个小摩托的马达去潜水看。

  这小潜水艇当然是一个奇迹,该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不过小潜水艇也就算了,后面来了个更狠的,逃亡中一不小心,楞搞了个吉尼斯记录出来。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

  一直到建立家庭实验室,最后成功的在家庭的后院里制作完成了这个高达28米的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发挥了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气——球!”

  苏联空军“苏”,“米”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问题是,当气球被发现以后,两家人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这一“紧急降落”,就谁也摸不准方向了,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估计在他们数年的学习中没有心理学的功课,面对未知的前景,8个人都失去了验证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已经没有勇气亲自揭晓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祈祷。

  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下面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些事情,你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

  如果让你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箱?底盘?座位下面?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那里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从引擎中逃亡柏林墙的东德人可以作证。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先生描写的什么‘缩骨功“也相形见绌。据资料显示,他们都是把自己扭曲成,成,很难说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什么形状了。总之他们就好象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1-2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如果放一个快镜头,简直就是[]的翻版。

  在录像上,一大群西德的热心人在旁边帮忙。但是很快,“不许帮忙”就成了规矩。因为逃亡者的姿势实在太古怪,只能由本人来逐渐恢复。没有经验的人只能是越帮越忙。

  在香港电影里,警察,或者匪徒,经常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驶过的汽车顶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电影,对于柏林人却是生活的一部份。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准备失望的散去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了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的一跃而下……

  再后来,由于柏林墙西侧仍属于东德,接应的西德人算侵犯了东德领土,跳楼者又改用汽车接应。顶部预先布置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又马上退回西柏林内部。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

  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这位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星爷在[]里面那段“箱——神”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五、俱往矣

  在30年的柏林墙前面,我只看见过柏林人两次泪水。

  一是在1961年,柏林墙正在竖起,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是“透明”的铁丝网,就隔着那一道铁丝网,千万德国人交谈着,互相安慰着。我注意到很多这样的镜头,一对衣冠整洁的中年夫妇,镇定的安慰着对面的年轻人,而那青年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问德国同学,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家庭,那一天,儿女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上学,或者只是一时的游玩,从东柏林走到了西柏林。而父母还在东柏林。他们走到柏林墙边,来见对方最后一面。那对镇定的父母一定是在告诉儿女,从此你就要靠自己了,千万不要回东德来,你要在西德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竟然有那么多。

  再后来,是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德国人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我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那么多,有的奏起音乐,于是人们一起跳舞,欢歌,欢呼和笑声响彻云霄,仅仅片刻之后,也许,不知道是谁,为了什么,忽然哭泣起来,也许,正为了28年以前送别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能再回到柏林墙,再告诉自己一次,“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于是哭泣声越来越大,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每个人都有充份的理由。有充份的理由笑多少,也就有充份的理由哭多少。在这堵墙下面,掩埋了一个德国的传说。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被关注着。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痛苦竟然是完全默然的。

  就在德国人面对柏林墙之后数年,以百万计的越南船民逃向大海。没有录像,没有文字,更没有如德国那样,西部同胞的援助。他们抱着和德国人一样的梦想,以一样悲壮的方式逃亡。而他们的死亡比例,高过德国人不知多少倍!

  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柏林墙”何在?今天,我已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了柏林墙,但是,谁曾经为那些越南船民记录过什么?

  到今天,我们就看不见还存在的“柏林墙”和类似的悲剧了么?

  当我告诉那个德国同学这些的时候,他沉默了,然后说,“也许,总会一点点的好起来”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且,是喜剧性的结束。人间的故事,如柏林墙这般悲惨的并不少,能够最终这样收场的,已经很不错了。

焦国标: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二十八块臭石头

2005年4月15日
作者按:此文系由2004年12月初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讲演内容基础上扩展充实而成。自去年十二月写起,断续写到今天,三月十日,差不多是四个月,与去年写《讨伐中宣部》的时间完全重合,真是太巧了。这里引用的资料和事实未必特别准确、特别典型,概括也肯定不够全面,希望朋友们读了以后给我提提意见。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信息壁垒(信息猪圈)是最不和谐的一个现象,也是中国社会一切不和谐的总根源。奉建和谐社会之名,而效建和谐社会之力,我们责无旁贷。

中国大陆对民众实行的严密的信息封锁,我为此感到特别痛心!他们为什么要搞信息封锁?目的显而易见,要愚民,要他们的食物链下端永远这么愚昧和软弱。德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曾经声讨过当局的愚民行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这些人类的敌人阴险无比,比圣经给我们描写的那种敌视人类的东西还狡猾地思考着,盘算着,在最神圣的深处搜寻着他们向人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1]

在我想来,除非我把民众想像成可以宰杀肉食的猪羊,否则我干不下这样狠心的事。可是他们不是猪羊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你们每年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地祭祀黄帝,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子孙对子孙就这样啊?食物链是永远的,民众永远是统治者食物链的下端,可是下端与下端内涵不一样啊。夏桀殷纣食物链的下端与文帝景帝食物链的下端过的日子能一样吗?隋炀帝的百姓与唐太宗的百姓心情不同,乌干达的人民与瑞士的人民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不忍心用文绉绉的词信息封锁或信息壁垒,而宁肯采用义愤色彩浓厚的词──信息猪圈。有网友说见过我,说我脾气很躁。请原谅,我要反唇相讥了,你脾气很肉,你很麻木,你很迟钝,你很冷血,你很弱智。

那么大陆信息猪圈都有哪些石头砌起来的呢?石头很多,有大有小,是全方位的、无孔不有的,不能尽举,想到多少说多少吧。大陆信息猪圈起码可以分两层,就像过去的城市有城有郭一样,又像过去富人的墓葬,有内棺和外椁。大陆信息猪圈的外郭是一道把中国民众与外国隔绝开的信息壁垒。所谓外国,其实就是西方,不可能是黑非洲,也不可能是拉美。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是与西方接轨;所谓全球化,实际上西方化,可是大陆不许这样实际着说,要不实际着说。不然不是太长西方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吗?不然不是让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我们的老师了吗?再说我们社会主义优越,逻辑上讲不通啊。

一、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外郭的十六块臭石头

这道隔绝中西的猪圈外郭有下述几块大顽石构成。第一块是不许西方记者自由进入中国采访。建国后二十多年,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既没有西方记者,国内把老百姓折腾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既屏蔽西方信息,所以国内民众谁也不知道西方什么样,只知道除中国人民之外,其他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援救。实际上,即便是中西隔绝的五六七十年代,大陆上层仍然可以吸洋烟,喝洋酒,仕女用洋货,穿洋装。这些资料你可以在零散的历史资料里面看到。我看《往事并不如烟》,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还有洋雪茄抽,不是因为他留过洋,是因为他当过林业部长。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记者可以进来了。可是并不是西和西方媒体都到中国来开记者站的,哪些能进,哪些不许进,要经过政治挑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媒体不许进来是说不过去的,如《纽约时报》、路透社、《读卖新闻》之类。除此之外,那就看对大陆的态度了,只有那些对大陆比较“友好”的媒体才准许进入。所谓“友好”媒体,实际上是只讲商业道德,不讲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体,或者准确说是新闻职业道德让位于商业道德的媒体。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大陆扩大其覆盖范围,如果一定程度上做大陆官方的应声虫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不妨就做一把应声虫。进入大陆的海外中文媒体基本上都要过这道良心关。香港媒体最有代表性,捧大陆官方臭脚越下作,在大陆就越有发行空间,那些对大陆官方持批评态度的香港媒体进入不了大陆。

美国之音勉强可以在大陆设记者站,自由亚洲电台就不可以。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中国南通人,曾写过一篇大陆报导,批评了外交部某位官员,被划入黑名单。父亲病重,申请回国探望老爹,睚眦必报的家伙们终于得到一个可以施展报复的机会。折腾一个多星期,人可以入关了,可到家老爹早咽气了。这桩个案,不仅违背起码的新闻文明,记者本来就不是专职吹喇叭的,更不是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为你吹喇叭而成此行当,而且摧残了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伦理亲情。在这帮家伙眼里,真的是无所畏惧,人类文明准则狗屁都不是,传统的亲情更是一文不值。他们不仅是人类文明之敌,也是民族文化之敌。所有能够被绑架的东西,从广袤的领土,到巨大的商业定单,到传统的伦理亲情,都被他们绑来用作伤天害理。有人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绑架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我说中国的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文化,都正在被要挟,被绑架。

外国记者能进大陆,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多的考验还在后头。大陆信息猪圈的第二块顽石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件件都要打报告写申请。驻北京的记者,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如果出京采访,必须有地方外事办工作人员陪同。总之,按规定,你没有任何自由采访的余地。采访突发新闻也要申请吗?当然。这个规定显然并不现实,许多新闻特别是土法新闻是容不得层层打报告写申请的,因而外国记者实际上并不完全按这个规定行事。一般说来,如果采访正面的、不太有时效性的新闻,他们就会打报告申请采访;如果欲采访负面新闻,只能“偷偷摸摸”,违规行动。按道理说,既然一项规定不现实,那就快点改呀。不,人家不改。如果不现实就马上改,怎么才能体现我官僚主义呀,怎么才能体现我逆潮流而存在呀。

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前不久他去江西瑞金采访,一切按规定行事,向瑞金政府外事办申请。外事办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他高高兴兴去了。结果,外事办狮子口大开,采访五天,收费八千元人民币。每天有三个外事办的官员陪他一个人采访,只能在瑞金城里瞎转悠,乡下还不能去。更近一些时候,大约是我们这次谈话前的一个月,他想去河南开封采访刘少奇的遗迹,好像一个纪念馆开张了,他想去看看。人到郑州,省外事办告诉他,这个纪念馆没有开张,不能去。他想,既然到这里,不能空手而回,不开也去看看,于是就决定游客身份去一趟开封。到开封一看,纪念馆一直开着张呢。堂堂正正的省直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么骗人呢?

你瞧,有资格在大陆设立记者站的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有多麻烦,多窝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2]你外国记者想“不论国界寻求消息”,去美国可以,去中国,对不起,不可以。

还有一个与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相关的问题是,这些驻中国的外国媒体,不得聘任中国人做它们的正式雇员。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得在驻中国的外国媒体机构里做正式记者,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者人员,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利。

第三块顽石是把大陆分为开放地区和非开放地区,开放地区外国人可以进,非开放区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都不能进。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当然都是开放地区,河南的爱滋病村当然都不开放,一家人只有一条可穿的裤子的地方,生了孩子没东西包扎、直接埋进灰窝里吸干的地区,外国人是不能进的。我们知道,越是贫穷落后的人们越需要外界知道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啊,可是你需要,他们“有国者”不需要,他们需要脸面。殊不知,对外国人封锁贫穷落后地区之举本身已经是最可耻、最愚昧的行为,因而也是最伤体面的政策。“一国两制”被说成是最伟大的思想,是邓小平的首创,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国糟,一点都不伟大,我们到处都在玩两制啊,城市和农村一分为二,不是一国两制吗?开放区和非开放区也是一国两制,港澳与大陆的两制只是简单的顺延而已,生在大陆的傻子都能想到这个招数。在贫穷落后的地区,见人时脸上搽着粉,点着胭脂,不见人时土坷拉擦屁股,一个身体还两种待遇呢,所以一国两制是非常普通的主意,一点都不伟大。

隔绝中外的第四块顽石是干扰外国电台。改革开放以前,境外一切电台,包括欧美、台湾、香港电台,都被称为“敌台”。大陆民众收听这些电台叫做“偷听敌台”,那是吓死人的罪名,跟“美蒋特务”差不多,一听就叫人心惊肉跳。改革开发后,不叫“偷听敌台”了,听者不被治罪了,但是采取技术干扰,让你听不清楚。

这种手段,越想越觉得下三烂,越想越觉得可恨。干扰外台的中国人,与收听外台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成年人,都是具有法定行为主体能力的中国人,都是具有同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许后者收听呢?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他们哪些可以听、哪些不可以听?你比他们聪明吗?你智商更高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是统治者,他是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什么关系?是不许他自由收听信息的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是赤裸裸地把他们当成猪羊一样圈养吗?在你眼里他不就是猪羊供你吃肉、喝奶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觉得你的这种统治是当今时代最野蛮、最落后、最愚昧的统治吗?而最野蛮、愚昧的统治术难道不该或主动抛弃,或必然被唾弃、被埋葬吗?

大陆信息猪圈隔绝中西的第五块顽石是卫星电视出现以后,大陆又开始封堵卫星电视。广电部曾有明文,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部才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等级制真是深入骨髓!人人平等是全方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息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喊得太久,所以不会再制订一项按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可是信息是个新玩意儿,一出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就露出尾巴。

第六块顽石是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后,又开始封堵互联网。封堵互联网之法具体有多少,我不确知,我知道的起码有四种:一是屏蔽一些境外网站,让你上不去;二是过滤掉一些关键词,让你看不到相关的信息;三是随意关闭国内一些网站,像不久前的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四是随意干扰电子邮件通信的自由。在美国上网,什么网站都可以上去,什么关键词都会有回应,真是觉得“新旧社会两重天”。难道中国天生就这个德行吗?我不相信!她会变的,她一定要变,她一定得变。

2004年12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一条新闻,说“北大警告学生不得在境外网站论政治”。消息主要内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登录境外中文网站多次,遭学校网站老师警告。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表示,他与北大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并不相识,但上月,该名老师竟然叫出他的名字,并警告他说,不要以为在互联网上说甚么都行,因为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学校监督之下;还明言,他不应该再关心政治,不要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耽误了前程。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起初并不为意,继续登录境外中文网站。结果,班上的老师直接在课堂上点他的名。上周,他再次登陆境外中文网站,翌日,他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被教导主任严重警告,并威胁他说,若再屡教不改,将开除其学籍。有关北京大学监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消息并不罕见。今年九月,北京大学学生讨论区‘一塌糊涂’,在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官员腐败情况的内部文章后,被校方勒令关闭。此事引起校内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更发表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指责校方的做法。不过,‘一塌糊涂’讨论区至今仍未解封。”

这条新闻说明,网络警察也是封堵互联网的重要手段。更可怕的是,每一个网络管理者,哪怕是大学里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都自觉不自觉承担着网络警察的责任,成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的黑手。网络管理者全员成为网络警察,正如新闻从业者全员成为新闻检查者。

这个猪圈上的第七块顽石是海关,禁止携带他们认为敏感的任何出版物入关。这次从美国回来,入关的电子显示屏上出现的入关须知,我扫看一眼,没看仔细,好像没看到关于出版物的信息,最起码写得不突出。可是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却是你携带什么出版物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呢?用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的话,除非证明你比我更聪明,更知道美丑香臭。试问你敢说这个话吗?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成立时,台湾几位新闻传播学老教授给该院捐赠一批图书,揆诸常情,这该是一桩美谈吧?可是大陆这地方邪得很,美谈能自然变成丑谈,这批赠书在海关滞留了大半年一年的样子,才到达目的地。人家好心好意捐书,你大陆把人家当贼,把人家当驴肝肺,不是成心伤人心吗?你海关一本一本翻,能翻出什么大毒草来?也许根本就没翻,只是放在那里,以在海关滞留时间之长,表明他们审查之严。什么都与世界接轨,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接轨呢?树立良好的国家形像,天天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各个职能部门时时处处都在糟践国家形像。

三月十日这天,我收到香港明报出版社寄给我的样书《回望农民》20本。书装在一个非常结实的纸箱子里,可是箱子却被撕开一个大口子。显然,里面的书被检查过。那个口子值得推敲,不是刀子割开的,不是剪刀剪开的,是用手撕开的。要撕开它是非吃力的,别说是人,就是野兽也不容易把它撕开。如果用刀剪,就很容易。那么为什么不用刀剪?我想是畏惧吧,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所以不敢用刀剪。可是又特别“好奇”,怎么办?就在宪法与“好奇心”之间搞平衡,用手撕开,冒充野蛮装卸所导致。明知这不是文明社会的行为,还要这么做,这是最可悲的。明知什么是人的行为,却偏偏抛弃不开禽兽的手段,就像吸毒者明知吸毒是错的,却戒不掉一样。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非理性存在。你们就不能别对人家读什么书、想什么事那么“好奇”?入关时,检查人员要看电脑里都是什么东西;抓了余杰、王晓波等人,要把电脑里的东西拷贝走。你们怎么对人家的心灵生活那么“好奇”?既然如此“好奇”,怎么不拿出搞两弹一星的劲头,搞一项技术攻关:在人头盖骨上开天窗,然后可以趴在“窗口”往里看个一清二白?堂堂的一国之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卑鄙无赖?

第八块大顽石,是严格限制订阅外报外刊。大学图书馆本是信息蕴藏量最丰富的地方,可是事实上那里的外报外刊极其有限。有心人不妨做个专题研究,看看大陆大学图书馆里订阅外报外刊的情况。即便是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它图书馆里订阅的外报外刊也少得可怜。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香港、台湾的刊物只有十来种,可能不足十种,《明报月刊》、《开放》都没有,《动向》之类就更不会有。我相信其他大中专学校里会更少,中专学校很可能就没有任何境外报刊。

大陆什么级别的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境外报刊,是有明确规定的,普通个人不能订阅外报外刊。1996年,我到《中国文化报》工作,报社阅览室里订有《明报月刊》。1997年,发现不订了。问为什么,管理员说,香港回归以后,订阅《明报月刊》的单位级别提高了。我们报社是司局级单位,现在不行了,必须部一级单位才可以。我继续问为什么,管理员说《明报月刊》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不能令大陆满意,所以提高了它的订阅级别。级别越高,订数越少,影响力越小。我相信这个解释是确实的。一直到2001年我离开文化报,再没见过《明报月刊》。

大陆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没有见过外国大报什么样。2004年上半年,有一次一位法国驻北京记者说,他们订阅的一些英文报纸,看过了可以寄给我一些,让学生们看看那些世界大报什么样。我说这是好事啊。收到两次之后,他们说再寄的报纸总是被退回,说查无此人(焦国标)。其他邮件都能正常收到啊,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事实。想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邮政上的,每次一大包,送到我的单位,怪累人的;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我给学生们分看的外报可能惊动了某些人,索性指示邮局,查无此人,退回完事。第一种原因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原因也无从证实。无论是哪个原因,我都非常难过。本来是出于让学生们增长见识,新闻学院的学生嘛,外报都没见过,学什么新闻,到头来却落个“查无此人”。

第九块臭顽石,是国际长途费用奇高,以高额长途电话费阻断中西。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费用极高,比美国打进来还高。我刚刚(2004年12月31日)咨询过,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是每六秒八角钱。可是美国打往中国的电话每分钟才几美分。打进打出是同一条线,而且中国人的收入与美国又不成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就纯粹的经济角度看,中国国际长途基本还是垄断行业,缺少竞争,价格居高不下也可以说得通。可是看了李希光的《新闻学核心》一书,对中国国际长途的高价现像我有新的领悟。该书中说,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陆还严格控制复印机的销售,不是谁都可以购买复印机的。据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讲,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各学院不得购买传真机,全校只有学校宾馆有一部传真机,收发传真都得跑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扩大信息传播的速度啊!看到这里,我特别心惊。一个社会怎么可以这样敌视信息传播?太可怕了。朝鲜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最近又有新规定,民众不准用手机了。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古巴抓一个美国外交官,为什么?他卖收音机给古巴人。数百年前,谷登堡用活字印刷《圣经》,教会打压。更早几百年,基督教世界有人用阿拉伯生产的纸张替代羊皮纸抄写《圣经》,也被罗马教会限制。为什么?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垄断就不易了啊。大陆国际长途价格居高不下,是不是出于类似的目的呢?是不是几百年前欧洲天主教教会拒绝活字印刷的借尸还魂呢?

除了以高额电话费阻断中外之外,大陆还设置另一个电话障碍阻断中外交往,就是境外来电不显示号码,或显示的号码经过了转换,你根本不可能根据境外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境外来电,在手机上通常显示为“受限制号码”,在座机上显示的是经过转换的号码,只可以境外打进来,你想拨回去是不可能的。你们狗日的有什么权力限制这些号码?

第十块顽石,是出版社严格审查外版书。凡是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文书籍,都是经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把关的。有神论的书不翻译,不买马克思主义账的书不翻译,反共产主义的书不翻译,暴露大陆问题和罪恶的书不翻译,肯定西方文明的书不翻译,诸如此类。只有用人类全部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大陆官方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然而直到今天,大陆过去五十多年出版的几十亿册书里没有一本是《圣经》,几十年千千万万个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没有卖过一本《圣经》。简直是骇人听闻!简直是罪该万死!由此足见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挑食挑到什么程度,足见他们说得是多么动听、多么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又是多么愚昧昏庸,不可救药。

仅以《圣经》在中国的命运论,大陆这五十多的意识形态比清末慈禧太后时候还封闭,还落后愚昧和反动。慈禧太后时候《圣经》可以在中国自由流通,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一年她本人还接受过一本由全国女性信徒募捐特制的作为寿礼的《圣经》。慈禧太后比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官员心胸还要宽广、开明!中国大陆学术界没有争鸣,思想僵化,近“亲”结婚,兄弟姐妹“私通”,致使所谓的学术著作出一本是个怪胎,再出一本是白痴,谬种流传,品质退化,弱不禁风,永远不可能生出一本周周正正、在国际学术界拿得出门的学术著作。

即便是严谨的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过来时也要在前言里交代一句,要读者有批判地阅读云云。我手头就有例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每一本书前面都有一页《出版说明》。其中写道:“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十年后商务印书馆的译着仍然有类似的话。1993年第一版,2001年第三次印刷的《武士道》,日本新渡户稻造着,张俊彦译。在汉译序言中有一段话:“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3]出版者或翻译者一定要这样在序言里“打预防针”或“喷药消毒”的。或者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有病、有毒,可也要这样走一下形式,表一个态,这出版和翻译才安全。

实际上这样的交代难道不是画蛇添足吗?“时宜”、“过时”、“立场”、“商榷”之类说辞,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谁和谁能完全一致呢?此刻的你和彼时的你也不会完全一致。再说,过时不过时,立场不立场,商榷不商榷,糟粕不糟粕,都是读者的事,与你出版者和翻译者何干?用得着你们提醒吗?《武士道》原以英文写成,1899年在美国出版。我手头这本汉译本系由日文翻译而来,日译序言里就没有这些浮赘悬疣。出版者和翻译的职责就是译好、出好书,至于读者怎么看作者的观点,那不是你们的事,不劳你们费词。可是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者和翻译者就是这么咸吃罗卜淡操心,不厌其烦,一定要跳出来提醒读者,告戒读者。否则他们就可能自认为没有立场,或被书籍检查官认为立场有问题,就可能惹麻烦。这是企图控制读者思想的一种体现,就像人类尾骨是猴子时代的遗迹。

图书进口也严把意识形态关,有神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拍大陆政治马屁的书,肯定不会进口。

第十一块顽石,是不许中国公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条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完全是非理性的传统在作怪。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官员有时也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普通人却不行,除非那外国记者采访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可惜外国媒体不是大陆的机关报,他们不会完全按你的笛音跳舞,外国记者向大陆民众采访的内容通常是负面信息,因而外国记者一接触中国普通民众,官方就本能地竖起耳朵,扎煞着手,准备打压、封口和事后算帐。久而久之,中国民众几乎不敢接触外国记者,避之如瘟神。不仅是中国普通民众,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都闻外国记者电话而悚然,不敢轻易接受采访。据一位法国驻京记者称,中央党校外事办甚至规定该校学者一律不得自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外国记者是魔鬼,他能把你们的人活剥了?美国之音驻香港的一位记者告诉我,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不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任何话题的采访,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规定。我为清华大学感到悲哀。

第十二块顽石,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或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传唤和抓捕那些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的中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例子如《纽约时报》的中国雇员赵岩被抓,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被传唤。

隔绝中外的第十三块臭石头是中国外交部比中宣部的“觉悟”还高,意识形态甚至比中宣部还要敏感,它严格审查境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凡是它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拒绝签证入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林培瑞先生,哈佛大学中国史博士,美国汉学家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1972年,中美“乒乓外交”时,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担任中文翻译的人就是他。1989年年六四期间,林培瑞出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处主任。据说严家其先生就在他的帮助下,逃到美国使馆的。有的人说得更具体,是他帮严拎一个包。后来他是《天安门文件》的三名编辑之一,由此被中国外交部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也是三编辑之一,也是外交部不予签证的黑名单中人。另有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忘记了,2000年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筹备组曾邀请其来中国参加该院的成立庆典。报告打到外交部,经过外交部“政审”,发现该教授“对我不友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外交部认为邀请这样的学者来中国,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北大新闻学院被推迟一年成立,成立时再不敢邀请外国学者。后来据说这是一个冤案,是一个误会,该美国教授实际上并不像外交部掌握的那么“坏”。2004年12月我到纽约时报社拜访该报著名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吉思道先生,他告诉我使馆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最近写的专栏文章“有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部学术著作,外交部却要拿去审查,一审竟审了一年多,书中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许多论述已经失去时效,变得毫无意义。这简直就是践踏学术,蹂躏学者!

“新中国”的外交官,简直不如清末的外交官开明和文明。那时的外交官写过不少文章,向国内介绍驻在国的长处,鼓吹借鉴西方文明;“新中国”的外交官谁写过这样的文章?起码我几乎没看到过。他们是当今中国被过份敏感的、畸形的政治意识形态污染最重的一个职业群体。外交部本应是最开明的部,外交人员本应是最应具有“向洋看世界”心态的人士,可是在中国则相反,他们比中宣部还更“讲政治”,更抱残守缺、闭目塞听,甚至更反动。所以当初《讨伐中宣部》出笼时,就有北大教授说:中央各部该讨伐的实在太多,像外交部难道不该讨伐吗!

隔绝中外的第十四块臭石头是不许海外流亡者回家,有些流亡者国内的亲人也不许去海外探亲。这些流亡者据我在美国的感受,实际上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民运人士,一个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申请回国,或者不被允许,或者入关就抓。

第十五块臭石头,宗教隔绝。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1949年以后,无神论的中国就斩断了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与西方的联系,实行所谓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政策。“三自”的结果是,起码在改革开放以前,各地当局撒着欢儿地毁坏教堂,迫害教徒,西方的“兄弟姐妹”谁也说不上话、帮不上手。在我早期的记忆里,基督教都是神经病,不是被迫害成神经病,就是社会上把他们歧视成神经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外祖母皈依基督时,起码在我当时生活的地区,对信徒的歧视和迫害还很厉害,资格老一些的信徒动辄就被派出所抓走了,仿佛就像猫抓老鼠一样简单而天经地义。

第十六块臭石头,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以推进人权为志业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被拒于中国国门之外;甚至是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应尽的义务,比如在每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向本国人民,特别是在校学生,宣传人权思想这样的义务,中国政府竟胆敢几十年里一点都不尽。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有一个世界人权日,我也是在2003年前后偶然查阅《世界人权公约》才知道,这个世界性节日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确立下来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各成员国有义务在每年世界人权日期间宣传这个节日。可是我读了二十二年全日制的书,活了四十岁,学校和新闻媒介从来没有宣传介绍过这个节日。禽兽统治人类,才拒绝向人谈人权!

二、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内城的十二块臭石头

上述十六块臭石头构成中国信息猪圈的外郭,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起来。下面谈中国信息猪圈的内城,其功能是把中国民众与中国媒体隔绝开来。这个信息猪圈的内城第一块最宏观的臭石头就是新闻媒介国有化。中国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都是国有的。三大传统媒体,报刊、电视和广播,都是国有的,出版社也都是国有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有非国有的网站,但是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力,还不算是真正的新闻媒体。2004年12月,《新京报》刊载一条消息,说中国将出现一个民营电视台神州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独一的局面。中国广播电视局马上出来辟谣,说在中国,民间开办电视台是非法的。官方拥有一切新闻出版机构,也就封锁着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一切信息的出口。

第二块最宏观的臭石头是党控新闻媒介。从人事权上,任何主流新闻媒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和任命。中央级媒体的社长和总编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考察任命,各部委和各地方媒体的社长和总编辑,由各部委和各地方党委的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任命。西方记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宣部对新闻机构的控制那么有效,金正日来华,中宣部说不许发消息,全中国没一家媒体敢发一个字;等金回国了,中宣部说可以发消息了,于是铺天盖地中国媒体都报导说金正日前两天来了。来时不报,走了疯报,这是新闻的品格吗?与其后报,不如根本不报。还有汉源事件,境外媒体都在热报,可是中国大陆的媒体真叫滴水不漏,没一家吭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说,这很简单,因为中国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都是一级政府官员,你说政府官员的行为特徵是什么?当然是惟长官的意志是听了。他们问,有时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也会做一些出格的报导呢?我说那是因为长官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长官一手遮天,有时还有指头缝漏风。有一点确定无疑,只要宣传部明确说某事不许报导,就绝对不会有媒体去碰它,那是绝对令行禁止、其应如响的。所以你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新闻自由的发展程度如何,我说,就中宣部命令不折不扣的权威性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与文革时,与战争年代,与军事战场上一样,没有自由。国有和党控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消息,只有他一张臭嘴对民众聒噪。

第三块臭石头是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事件,从警察系统到各行政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封锁事件发生地,把新闻发生地与各地赶来采集新闻的记者们隔绝开来。记者到不了事发现场,采访不了位于前列的当事人,就只能放弃这条新闻。据一位法国记者朋友说,汉源事件时,他以访友的身份前往汉源。当地武警提着冲锋枪围追堵截他,把他扣在汉源县公安局一个晚上。莫说是外国记者,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遭遇地方官方封锁消息的经历也是家常便饭。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官方还采用阻断电话、手机、手机短信等方式,构筑信息围城。

第四块臭石头是新华社通稿。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全国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得使用自己记者采写的新闻稿。新华社一家捏造新闻或扭曲新闻,全国媒体都要跟着捏造和歪曲。新华社一家打定主意欺骗全世界,全中国就没有一家媒体能做到真实。这看不是封锁,实际就是封锁。那么新华社捏造和歪曲新闻的概率有多少?看看新华社的历史就知道了。大跃进放卫星时新华社做了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中国农民时,新华社发过一条饿死人的新闻吗?新华社发布过一张饿死人的新闻图片吗?远的不说,说近的,法轮功练习者遭受的酷刑,冬天冻死在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的上访者,新华社发过一篇消息或一张新闻图片吗?这样的新闻通讯社,我呸!

第五块臭石头,出版社严格审查书稿。大陆一本书能不能出版,第一重要的是政治上正确不正确,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无论什么烂脏玩意儿,总能找到出版社。可是如果你政治上“有问题”,不管你的著作学术含量多高,思想含量多大,也不管你怎样努力,磨破嘴,跑断腿,都不会有出版社敢接你的书。政治上正确不正确也没有一定标准,完全是出版社编辑根据各自的感觉。我在大陆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言论集,没一本是我的“亲儿子”,想起来本本让我恶心。为什么?出版社编辑把你的书稿抽得、删得面目全非。否则不出。结果是书虽然出来了,可那书被强奸凌迟得连你自己也不疼爱它了。解放军后勤部一位朋友,工作之余写作言论文章,一部25万字的书稿,出版社给他又抽又删,最后只剩下十二万字。对这样的出版机构,他感到愤怒和绝望。

或者即便是你的著作政治上没问题,但是只要你这个人因某篇文章被中宣部盯上了,划入另册,就休想再出版你的著作。笔者本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初我有两本书被天津和上海两家出版社相中,都签了出版合同,可是因为《讨伐中宣部》,出版社都毁约了。这两本书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一本是《回望农民》,是我近年写的为农民吆喝的言论集,几乎都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过,另一本是关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影视剧本。另有我的两本言论集,也是原定2004年出版,全都泡汤了。

第六块臭石头,大陆出版机构还有严格限制书号一说。新闻出版署统一掌管每一家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假如2005年给你这家出版社五十个书号,一个号一本书,出不够五十本书可以,出五十一本却决不可以。过去给你出版社五十个书号,具体出什么书,出版社有一定自主权;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五十本是什么书,书名和大致内容要上报新闻出版署,经其审查同意之后,方可出版。这意味着出版审查、信息控制更紧了。据2005年《新京报》丁东先生的文章《给优秀图书弹性的出口》,“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发愁,有些书因为没书号只好推迟出版,有的出版社乾脆对编辑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求用书号创收,一些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书稿,学术价值再高出版社也不太愿意出,除非交很高的赞助费……虽然明令禁止不许买卖书号,但出版社和民营书商的合作一直存在”。

有学术价值而没读者的书,尚可以交赞助费出版,可是有思想价值且肯定也有读者的书,却是无论交多少赞助费也没出版社敢接你的活儿。书号本就是一个数字,而天下的数字是无限的,因而书号本来也是无限的,可是在大陆图书出版界,天地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字也被用来限制和钳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处于前锋地位的出版物,真是天理不容。

第七块臭石头,大陆各单位的档案资料高度保密,许许多多的历史真相被官方有意遮盖。而且从图书馆到各单位的档案室,对于查阅档案资料的人的身份和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者,就很难被提供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方便;或者你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级别,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资料或档案资料的权利,等等。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就严格限制北京以外的读者的查阅范围,对低学历的读者也有许多歧视性条款。这个号称国家图书馆的地方,历来以敲诈勒索的手段盘剥读者而知名,它的复印费一页五块,而世面上只有几分钱。

第八块大石头,大陆各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的人士,也都有值得信赖的政治敏感性。2005年1月3日《新京报》刊载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国图软件比硬件重要》,“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和国图、北大图书馆一道被称为北京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三大重镇,但我几年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部英文书不能借到,全靠我自己在国外购买。举两个例子:罗尔斯的原著,我在本单位一本也没有借到过,马克斯*韦伯再经典不过了,现在每个大书店都摆着中译本,但我院图书馆大半没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许多内地作家的小说,除了内地版,还有港台版。我们知道,港台书贵得多,为什么要这样使用采购资金呢?”西方思想政治经典著作,能少办就少办,省下钱来正好可以多多采办垃圾出版物。在一个谈正义就是罪过的时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之类那就是教唆犯罪,怎么可以采办这样的出版物。

第九块臭石头,中宣部明确限制某些题材,这些领域不能碰。比如影视制作单位不得摄制西洋传教士题材的作品。汤若望是明末清初非常伟大的一位来华传教士,我偶然读到他的传记,被他一生的传奇经历所感动,决定将其生平写成影视剧本,摄成影视剧,以传扬其美名。可是写好才发现,这样的题材犯忌。拍摄影视作品不行,出书是可以的;可是因我写了《讨伐中宣部》,我出书是不可以的。书不犯忌,可作者又犯忌。

媒体对一些历史信息的报导也受中宣部严格控制,哪些历史问题不能提,哪些历史旧帐媒体不能算,中宣部都有要求。即便是学者研究,也受到限制。比如你的研究课题如果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你就接触不到第一手的资料,你申请不来研究经费,你的研究成果出版不了,等等,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封锁。学术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科研项目必须政治正确,而且事实上分成三六九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是特级学术研究项目,科研经费多多。在这些特级课题里,你越是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煞有介事地弄出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就越受青睐,越享实惠。一些学术领域禁止“生育”,另一些学术领域则实行“生育刺激”,人为地制造学术生态的失衡。

第十块臭石头,用专家学者误导公众。大陆信息控制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深谙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理论,即舆论领袖的导向作用,一有大事发生,媒体即组织专家、学者点评。专家点评当然是无辜的,有辜的是只许用一个声音点评。有立场也是无辜,有辜的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立场。这样做的结果是封锁了不同的信息,钳制了受众的思想。在许多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受众几乎成为白痴甚至罪人,像为恐怖主义叫好,为9*11拍手称快,就是证据。

第十一块臭石头,大学本来是自由论学的地方,可是大陆各大学的学术活动也都被严格控制,必须层层打报告。学生自己组织小范围的学术探讨,也要团委、党委地层层审批。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巡回演讲时,我问他们这些演讲是否也要审批。他们告诉我,根本不用任何审批,都是学生一张罗,找个场地,发个消息,然后演讲者准时一来,就是一次演讲。可是在中国大学里,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事后会受到指责和批评。

第十二块臭石头,是严格限制印刷企业的资格。在中国大陆,印刷企业属于特殊行业,除了接受工商行政管理之外,还要经过公安局批准才能营业。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文化部、轻工业局和公安部,都是印刷企业的管理者。凡是能造成文字扩散、传播的工作和业务,诸如排版、印刷、装订、复印、影印、油印、誊写、打印等等业务,都归属于印刷业务,都要接受上述部门的管理。任何一个部门认为你的工作有问题,都能轻易导致你关门。对承印报刊和图书的印刷企业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有省级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业务许可证。当年共产党地下发行《布尔什维克》,封面印刷成《少女怀春》。而今,谁如果再想钻这些被当年共产党钻过的空子,是不可能的,全给堵上了。

三、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

前面也有所提及,中国信息猪圈的本质是把人不当人,把人当畜生;把人不当人的人也不是人,把人当畜生的人,自己首先得变成畜生,否则干不出来这活儿。人类显然不愿意畜生更聪明,因为畜生更聪明了,人对畜生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那么怎么才能保证畜生不危及人类的地位呢?让它们永远愚昧,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信息猪圈就是使人什么也不知道之举,因而也就是以待畜生之心待人之举。这样的人还是人吗?构筑信息猪圈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搞成一个无菌环境,准确说是要把中国搞成只有一种毒菌生存的环境,务必要让这种吃人的毒菌吃独份,并且永远吃独份;要中国老百姓只被一种毒菌吃,并且永远只被一种毒菌吃。

费希特说:“任何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先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我要说,任何把民众当成牲畜一样企图永远愚弄他们的人,他自己就是牲畜。信息猪圈的本质就是把人当成牲畜,而殊不知把自己的同类、同胞当成牲畜的人,自己也已堕落为牲畜。“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人可以利用非理性的东西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甚至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作为达到理性生物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不可像对待无机物质或动物那样,对他们施加影响,以致不顾他们的自由,而只是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理性生物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成为有美德的、聪明的或幸福的。”[4]

现在人类最前沿的文明甚至已经把动物都当成亲人看待,而你们却把作为理性生物的国民当成食物链下端,确保他们永远愚昧无知下去。然而“人类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剥夺人类的一切,只是无法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企图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的人,将因此得到报应。

费希特还对当时的学者放弃自己的使命表示愤怒和谴责。他说他们“既不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渎神的东西……(他们)丧失了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把贤明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满足他们贪婪的手段,……(他们)在屈辱中寻找自己的高尚,在羞耻中寻找自己的光荣,……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沦为甘愿败坏自己的奴隶,本来应当对于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谨小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生的声音……他们丧失了最后一点预感能力。”“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5]

费希特在《向欧洲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里写道:“君主,你决没有任何权力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是的,建造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人们,你们也同样没有权力!

四、我们现在怎么办?

中国这个信息大猪圈,现在简直比古希腊神话中五百年没有打扫过的牛圈还脏!光说狠话气话没用,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最后总还得落实到怎么办上面。怎么办?太简单了,按宪法规定的来。宪法规定新闻出版自由,就让新闻出版自由。那位说了:宪法上都是条条,中国几千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这玩意,具体怎样才能让宪法里的条条落到地上?同样非常简单。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吗?外国有啊,向外国学习就是了。大陆没有,台湾香港有啊,向台湾香港学习就是了。要全盘西化,要全盘港台化;港台的老师还是西方,所以还是要全盘西化,要像房檐滴水那样点点不差地全盘西化!那位又担心了:全盘西化可不行,那可是坏东西!是的,全盘西化是坏东西,是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眼里和嘴里的坏东西!因为别说全盘了,就是半盘,他们也不可能那样一意孤行、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了,或者是号称的所谓“把好事办坏”了。

注释:
[1][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2003年。
[2]张宏良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3][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
[4][5]同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