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十月 23, 2005

阿Q大叔的1001次胜利--“五千年文明古国”谎言的崩溃。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也真够卑鄙的。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阿Q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文明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二十米。)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好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了?

最好笑的是,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中国人在官方眼中为什么总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都不知道是怎么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是不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在这里辩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的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好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其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字典词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搞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冰川期结束以后才陆续从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注意: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谁是谁非自己判断吧。)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象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种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商民族即已消亡,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是“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是否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何来的“种族消失了”?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商灭周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告诉我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网络混混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简直无知得可笑。)

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一个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不错,甲骨文是今天汉字的直接起源,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都是从中东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当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很多事实是一概否认的。

这些问题大部分中国人宁肯相信中国的这些所谓“历史学家”的也绝不会相信国际学术界,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落后而被愚昧者,自大而有自尊的阿Q们怎么会?怎么能去相信呢?读者们则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学家”德性的了解自行作出判断。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中国周遍国家似乎为了这些无聊的问题就是要和中国拼个你死我活,像朝鲜人和我国这些阿Q如此离谱的篡改历史,一个比一个能扯。比如说,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如此记录: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韩国热门电视剧《大长今》非常精彩,不过对历史也和朝鲜一样胡诌的离谱,“针灸”是他们发明的,没中国什么事了,我怀疑在演几集他们就发明出汽车了,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人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不管怎么说,日本最擅长搜集情报,日本人在其他方面没的说,但在历史考据时也不太老实。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无耻的国家的话,倒是有得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阿Q一样的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
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中国人,常常喜欢如此“自夸”:“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奥瑞拉文化时期)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是件可耻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中国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也真是一大奇观阿。

每次看到这些恶心的小丑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肮脏丑陋的嘴脸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这些阿Q式的中国人怎么脸皮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比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还不如;讲文化,中国文化早期的睿智和创造力已经慢慢被抹杀,而任何一种好的东西都慢慢沦落为邪恶的武器,如何“做人”,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厚黑文化逐渐遮盖了本来大好的河山,而此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能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的“四大发明”,要是讲战争,特别是对内战争,那我们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吗?

我觉得这些阿Q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喜欢吹嘘“我爸爸比你有钱”的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一副令人发笑的肮脏丑陋的嘴脸,就是这样一群令人恶心的小丑。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星期六, 十月 22, 2005

流血的伤口——俄罗斯车臣问题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按】2004年的夏末秋初对于不少俄罗斯人来说,是个充满恐惧与愤怒的时段:8月24日,俄罗斯两架民航客机几乎同时发生爆炸事件,100多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月31日,莫斯科里加地铁车站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而9月1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则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劫持人质事件;9月6日,由于绑匪在安装炸药时意外爆炸,导致一场混战,致使326名人质死亡、700多名人质受伤。尤其是死亡人质中有150多名小学生,更使这次事件成为“911”恐怖袭击后又一轰动世界的大惨案。当人们纷纷谴责这次惨无人道的袭击、杀害平民事件,为无辜者祈祷志哀的时候,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残忍的恐怖事件?虽然这些恐怖袭击事件还正在调查之中,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恐怖事件与俄罗斯车臣分裂势力有不可割裂的联系。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客观公正地理清车臣冲突的来龙去脉,同时对一些比较流行的错误说法做出澄清。
  
谨以此文献给恐怖主义袭击中死难的无辜者,并谴责那些制造恐怖的刽子手。
  
  一、历史冤仇
  
  1、车臣民族
  
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即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故乡)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1〕1989统计,共有人口127万,境内有100多个民族〔14〕;由于连年战乱,大量人口沦为难民或死亡,1994年人口为123.50万,到1996年人口锐减到60万人,〔2〕而到1999年8月车臣匪徒入侵达吉斯坦前,由于“经济的崩溃及犯罪猖獗”,约有22万俄罗斯人和50多万车臣人离开了车臣,只剩下32万人口〔15〕。在车臣独立前,车臣的人口构成如下:车臣人57.8%,俄罗斯人23.5%,印古什人12.9%,此外还有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卡尔梅克人等。〔7〕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冲突加剧,非车臣族居民锐减,其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车臣人与印古什人实际上是一个部族,与达吉斯坦等信奉伊斯兰教的高加索民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由于俄军对车臣匪徒的打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车臣局势出现了安定的趋势,外逃难民纷纷返乡,到2002年10月,车臣境内人口已经恢复为108万人。〔24〕
  
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直到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才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虽然车臣人以民风强悍、骁勇善战著称,但车臣人始终未形成较大的政治实体。这是由于车臣人至今仍处于原始的氏族(泰普)阶段,其政治演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泰普)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和以实力火拼是车臣人的政治常态。这一点,车臣分裂主义的思想家阿·努哈耶夫自己倒是阐述得明白:“只有不承认什么国家偶像、国际法权威、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拜金规则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能够成为真正的车臣人。这就是哈尼夫(【注】哈尼夫,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上受阿拉伯民族古老传说和犹太教、基督教影响的一神信仰者的通称。反对多神崇拜,提倡修隐,以求与神‘合一’)的思想……它遵循……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自古相传的惩罚准则,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规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规戒律。要想成为哈尼夫,就必须是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是最初神圣涵义上的蛮夷之人。”〔21〕此外,沙俄在征服车臣过程中为了减少车臣人反抗的强度,并没有触及车臣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制度,导致车臣人没有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长期以来,车臣人保持着族长制的氏族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鄙视技术性生产劳动,并自以为这是本民族“高贵”之处,这导致了车臣地区生产力极其低下,逐渐养成了靠突袭抢劫邻近地区,以获取生活资料的掠夺式生存方式。〔8〕车臣人还具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即如果某个家族有人被杀害,那么被害的家族一定要杀死凶手家族的一个成员(不一定是凶手本人)作为复仇。了解车臣人的这些特性,对了解车臣独立后的混乱局面和车臣战争中的种种残酷行为至关重要。
  
有一些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西方记者或学者在提到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时,总是要忍不住加上一句“爱好自由的车臣人”作为赞语,甚至有人说车臣人是天生的“自由斗士”。实际上,这种看法只能说是片面的:车臣人所谓的“爱好自由”,并非真的爱好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因为在车臣盛行的极端伊斯兰教法的约束下,人们是谈不到什么“自由”的。看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统治下的人民就可以知道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享受多大的“自由”了,而车臣分裂主义势力,所梦想的就是建立这么一个国家。车臣人爱好的所谓“自由”,是指那种鄙视诚实劳动,从事没有任何约束的抢劫、偷盗及奴役其他民族的自由。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车臣两次“事实独立”期间,车臣人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通过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或干脆掠卖为奴,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中心地带——“三壮士”纪念碑广场(【注】该纪念碑兴建于70年代,取材于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三名英雄——俄罗斯人尼古拉·吉卡洛、车臣人阿斯兰别克·舍里波夫、印古什人加普尔·阿赫里耶夫,象征民族友谊。在车臣独立后该纪念碑被摧毁)旁边,就是北高加索地区最大、最红火的奴隶市场,每天大量的奴隶被成交(想象一下,假如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俄罗斯莫斯科的红场或者美国华盛顿的白宫草坪前有这么一个奴隶市场,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些国家?);在广场上一个靠近砖墙之处,则是当众行刑的地方,惩罚那些不小心犯了所谓“沙里亚教规”的人们;而一些山地车臣部落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奴隶供自己奴役、折磨甚至杀害。〔4〕从这里,我们嗅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的所谓“自由”的气息。
  
  2、帝俄时代
  
车臣与最早俄罗斯发生联系是在18世纪初,当时沙俄在彼得大帝变法后日益强大,也开始自视为东正教保护人,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穆斯林的入侵。这一“国际主义义务”有两条战线:一是在巴尔干半岛,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的奴役;另一条战线则是在高加索,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1795年,波斯人攻陷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通过车臣人的领地,〔2〕遭到车臣人的袭击。
  
在此背景下,沙俄积极推行南进扩张战略,进入车臣,试图将高加索地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但遭到当地包括车臣人在内的穆斯林土著的激烈反抗。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沙俄军队展开激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车臣一直是北高加索反抗沙俄入侵的主战场,沙俄始终无法征服这一地区。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发动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车臣人在宗教领袖“伊玛目”(【注】阿拉伯语教长之意)沙米尔领导下,从1834年到1859年跟沙俄军队打了25年的游击战。沙米尔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为宗教利益无情剥夺部族长老的权力,因而无法结成统一战线。〔2〕最终,沙米尔被沙俄军队生擒,车臣于1859年并入沙俄版图。到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为争夺巴尔干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3、苏维埃时代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少数民族自我意识迅速增强,强烈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在列宁实行的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自决政策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许多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车臣——印古什成为当时的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1922年11月30日又分离出来成立了车臣民族自治州,1934年1月1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是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自治实体。按照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自治共和国也拥有自己民族国家实体,在国家管理方面享有独立自主权。〔1〕但实际上,这些权利只是一纸空文。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展了斯大林“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轨道,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富农”。在俄罗斯,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这样,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划作“富农”,不但要没收财产,还要消灭。〔2〕这种近乎荒谬的划分方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自从1929~1935年,仅在车臣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14〕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3~4月苏军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围剿行动,直到1936年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2〕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镇压。〔1〕这又一次加深了车臣人对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
  
  4、集体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打到了车臣地区。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不少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2〕与德国人合作。
  
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令苏共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恼怒。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根据国防委员会第5073号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派10万军队包围了车臣所有村庄,在2月23、24日两天之内将38.7万车臣人和9.1万印古什人押上闷罐火车,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苏联当局规定,每户只允许带20公斤重的行李;〔14〕押车的士兵得到命令,车臣人离开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过程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2〕到一半〔12〕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而居在所谓的“特居地”内,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14〕不仅车臣人名义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实际上被褫夺了公民权利。上述种种践踏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车臣人的民族感情,给车臣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潜伏着不满情绪。〔1〕车臣独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杜达耶夫在出生后几个星期就随家族被流放,而马斯哈多夫则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何种不可磨灭的印象。
  
笔者认为,斯大林“集体惩罚”车臣、卡尔梅克、卡巴尔达等高加索民族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投敌表现。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区的很多民族,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托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甚至一些俄罗斯人,都有通敌表现。部分高加索人“通敌”的表现与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注】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使得苏联红军至少付出了数万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战功赫赫的瓦杜丁大将)的表现相比并不突出,为什么这些民族都没有遭到类似高加索人的命运呢?很显然,这个决定不是一个“通敌”所能解释的。斯大林作为与车臣接壤的格鲁吉亚高加索人,大概其从小就对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等民族有更深的了解,深知其桀骜不驯的民族特性;特别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高加索人从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反抗,使得斯大林认为从根本上征服他们是难以办到的。那么只有退而求其次,以“通敌”罪名将这些民族从聚居地赶走,让这些小民族消失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原中并被同化,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加索问题的目的。
  
  5、平反昭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车臣人的迫害有所松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9〕
  
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被流放到哈萨克荒园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陆续返回故里,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苏联当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中央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10〕在车臣战争中担任俄罗斯集群司令员职务的根纳季·特罗舍夫将军就是格罗兹尼人,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当时车臣首府的景象:“许多在战前已经离开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4〕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13〕可以想象一下,在最为平静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里,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苏联制度下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

  二、联盟解体
  
  1、危机乍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经济发展步伐越来越慢,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危机进一步加深。车臣人游手好闲的民族特性、车臣原始的社会结构和过高的出生率的共同作用下,车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其中维持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11〕居民中文盲比例很大。车臣失业现象特别严重,到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到30%,与当时全苏个位数的失业率相比是最高的,这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8〕
  
虽然历经了1957~1989年车臣历史的“黄金时代”,但“过去多年甚至数个世纪造成的民族积怨、成见、偏见乃至歧视,在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代代相传,随着镇压机器的崩溃迸发出来,而且一些感到‘成功之日’已经到来的激进头面人物千方百计加以煽动”〔5〕,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后果。苏联后期的历届领导人都忽视本国存在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样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戈尔巴乔夫从没有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工作过,缺乏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在苏共中央工作期间,受到过去苏联领导人美化民族关系、粉饰太平的一贯风格影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国内潜伏的民族矛盾缺乏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例如,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民族关系问题时说:“长期以来苏联在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深入到亿万人的思想意识之中。”〔25〕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首次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的国立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1986年12月17日,由于苏共中央撤换了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利科夫,由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担任,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发了骚乱。尽管库利科夫又老又腐化,而科尔宾年富力强而口碑较好,但前者仍被哈萨克人视为“自己人”,而后者则被视为莫斯科派来的“外来人”。示威者高喊“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是属于哈萨克人的!”等口号,这表明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不仅远远没有达到完全互相信任的程度,而且隔阂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但是,这两次危险的信号,没有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198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在评论阿拉木图事件时,也仅仅不痛不痒地认为这是“民族闭关自守、地方民族主义、依赖他人的心理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现,没有分析民族冲突的深层次原因。直到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还坚持认为“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25〕。而此时,在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间,刚刚爆发了血腥的纳戈尔——卡拉巴赫冲突。此后,波罗地海国家、西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顾此失彼。
  
从1988年4月起,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陆续建立了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开始有组织和有纲领地从事民族分离活动。但这仍然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警惕,甚至把它们当作“支持改革的力量”加以称赞。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竟然委托参加成立大会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维亚利斯转达他对人民阵线成立的祝贺,“祝贺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戈尔巴乔夫这种极为错误的举动,助长了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嚣张,并为其他共和国成立类似人民阵线的民族主义组织开了绿灯。此后,在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带动下,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也都相继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各种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也纷纷建立类似人民阵线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后来全苏各地民族主义组织迅速发展,总数多达数万个,〔25〕这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创造了组织条件。
  
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意是打破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时期一潭死水的局面,激发人民的创造性和参政热情,以求摆脱“停滞”的困境。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急躁冒进的“民主化”会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引发民族矛盾大爆发。民族分裂分子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先后夺取了地方政权;而其一蹴而就的“公开性”则成为揭开历史伤疤、加深民族仇恨的利器。而苏共主要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民族主义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不啻于一种鼓励。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使苏共失去解决敏感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机会,错误的改革政策为民族分离主义泛起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膨胀创造了条件,导致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使苏联面临解体的危机。〔25〕
  
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独立要求,导致苏联日益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而糟糕的是,原来的苏联宪法中,规定有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权力。当时宪法的拟订者们大概想都没有想过,在苏共严密控制下的加盟共和国居然有独立的可能,因此“慷慨地”在纸面上赋予了这些共和国这一权力。等到各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甚至宣布“独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乱了分寸,陷入与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大战之中。
  
突如其来的民族问题使得苏联改革重心再次转向,从政治问题转到民族问题。1990年上半年,苏联尚存在通过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但到俄罗斯宣布拥有主权和“激进民主派”叶利钦掌握俄罗斯最高权力之后,联盟条约签署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主要是因为:在联盟层次,叶利钦是不具备与戈尔巴乔夫对抗的实力的,一是戈尔巴乔夫具有“继承性威权”,是当时实力尚且强大的苏共总书记;二是戈尔巴乔夫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合法选举出的苏联总统,要挑战这一职位的话,起码要等上五年;三是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戈尔巴乔夫,而把叶利钦当作一个夸夸其谈、言辞粗鲁的小丑,一个匆匆过客。因此,叶利钦要想夺得权力,必须另辟蹊径,通过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让自己在俄罗斯联邦这一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掌权,并千方百计剥夺联盟中央的权力,进而达到自己掌握实权的目的。
  
由于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的鼓噪,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分离势力的破坏,苏联各地经济联系被切断。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实行经济职能地域分工的国家来说,这种割裂犹如斩断一个人的手足,将极大地加深经济困境。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市场短缺更加严重。到1991年,苏联有将近2000种生活必需品经常断档,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加深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实际上,这些商品并非全都没有,而是被一些打算牟取暴利的人或单位囤积起来,或者因运输跟不上而无法供应市场(【注】1991年华约解散后苏联从东欧撤军,大批技术装备和人员通过铁路返回国内;同时由于签署了欧洲裁军条约,苏联军方将大量武器装备运往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使得运输成为“瓶颈”)。
  
生活水平的下滑给了民族分离分子最好的煽动借口。例如,波罗地海国家是苏联主要肉类供应基地,当地的民族分裂分子煽动说,如果不把肉类供应给联盟中央,那么我们的肉吃都吃不完;他们却故意不说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不供应波罗地海国家电力、能源、棉花和谷物怎么办?地方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使得一些俄罗斯人心生反感,俄罗斯人自认为自己是个被不断“抽血”的民族,总是不得不无偿援助一些落后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因此,当这些地区提出独立要求的时候,不少俄罗斯人也认为,“分开单过”可以免掉不少义务,俄罗斯没有这些“小伙伴”们会更好一些。
  
即便如此,在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仍然有多达四分之三的苏联公民选择了生活在同一国家中。在中亚一些共和国,选择保留苏联的占到人口的90%以上。虽然波罗地海国家和格鲁吉亚当权的“民主”派采取暴力措施禁止本国公民投票公决(这根本不叫“民主”,而是明目张胆的反民主),但还是有不少人冒着风险投票赞成保留苏联。在每一个参加公决的共和国,都是主张保留苏联的人占压倒多数。因此,从尊重人民意愿的角度出发,苏联应该得以保留。
  
  2、车臣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11月23日~26日,在格罗兹尼组建了第一届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后更名为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ОКЧН)。这个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个反对派组织。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苏联空军退役少将杜达耶夫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夺权斗争的莫斯科,“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16〕这个机构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为民族清洗鸣锣开道,它的决议里有如下要求:“除车臣族人外”,限制向共和国移民,不任命“非本民族人士”担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职务。〔5〕
  
几乎在同时,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宣言。该《宣言》宣布了车臣——印古什为“主权国家”,并谴责了斯大林时代“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动”,并要求归还邻近的奥塞梯共和国境内原属于车臣人的土地。当然,《宣言》不会提及把赫鲁晓夫时代划给车臣人的捷列克河以北的土地归还给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当时的苏共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一书记扎夫加耶夫(【注】后来,扎夫加耶夫成为莫斯科支持的车臣反对派领导人)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16〕
  
1991年6月8日,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建立独立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但必须指出的是,车臣此时宣布的“独立”,是指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而不是从苏联独立出去。〔17〕换句话说,就是车臣希望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只是后来的苏联解体,使得车臣变成了真正的独立要求。

  3、“819”事件
  
不过,此时在车臣掌权的,依旧是苏联共产党,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个反对派组织,直到“819”事件的发生。在这次不成功的政变发生时,苏共车臣——印古什当局站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边。当时的车臣当局为了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逮捕了车臣分裂势力的“思想家”扬达尔比耶夫。这次为期三天的闹剧般的政变失败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反共歇斯底里”,苏共迅速瓦解,在车臣也不例外。
  
由逮捕扬达尔比耶夫引起一些人的骚乱,参与骚乱的人占领了苏共格罗兹尼市委大楼,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市委大楼旁是克格勃大楼,当地克格勃领导人维·伊万年科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忙打电话请示叶利钦,可怎么也联系不上,因为“819”后大权在握而踌躇满志的叶利钦去索契渡假去了。〔16〕得不到上级命令的伊万年科没有敢承担起用武力平息暴乱的责任,那可是1991年的8月底,没有谁敢冒着“镇压民主”的风险行事。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只需要花少量流血的代价就能制止住激进分子……”
  
匪徒们在强力机构的无所作为面前越发肆无忌惮,共和国领导人扎夫扎耶夫被赶下了台。8月28~29日,已经武装起来的匪徒封锁了格罗兹尼的街道和广场,抢占了共和国部长会议、广播电视中心和机场大楼。当时已经在莫斯科得势的叶利钦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是车臣族人,但他坚决反对车臣独立)派出了一个由“激进民主派”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到车臣与武装分子会谈。在当时,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们是把杜达耶夫匪徒当成“民主力量”来看待的,因此,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反对派提出了最高苏维埃自行解散、选举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继而解散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民主力量的要求有充分根据,这些要求再拖延不决,会导致该地区的内战和民族间的战争。”〔5〕
  
由于是和“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对,车臣匪徒得到了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的赞许和支持。9月4日,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已经被推翻,9月6日,一批武装暴徒占领了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大厦,试图反抗的人民代表遭到殴打,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维·库岑科当场牺牲。至于库岑科的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跳楼自杀”,有人说他是逃生时“意外身亡”,而俄罗斯议会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年近六旬的库岑科是被暴徒们从苏维埃大楼的窗户里扔出去活活摔死的。〔16〕这是因为:假如库岑科要跳楼自杀,那么他肯定不会选择从一楼的窗户里跳出去,谁都知道这个高度是很难摔死人的;假如库岑科是逃生时“意外身亡”,那么他肯定会打开窗户跳出去用双腿逃生,而决不会用身体撞碎窗户上厚厚的花玻璃,然后以头着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库岑科是被暴徒们头朝下举起来扔出了窗外,以至于头狠狠撞到了水泥地上。9月15日,车臣最高苏维埃被迫宣告自行解散。
  
  4、如此“选举”
  
有人说杜达耶夫是“车臣人民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总统”,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在其自行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将车臣—印古什14个行政区内的6个区,也就是不赞成“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宗旨的那些地区的居民排斥在选举之外,〔5〕也排斥了一切非车臣族的选民,而且整个选举都处于武装分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即便如此,杜达耶夫也只获得了12%的选票〔18〕(【注】另一说是只有10%~12%的车臣选民参加了这个所谓的“选举”〔2〕),当选为车臣“总统”。
  
这个时候,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们才明白过来,杜达耶夫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个靠拳头说话的强人。因此,1991年11月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认为这一“选举”是非法的。〔5〕但是,此时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肢解苏联,因此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理会杜达耶夫的分裂活动。因此,车臣“议会”针锋相对地作出决议,认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拥有主权的车臣共和国”领土上没有法律效力。
  
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后所发布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在1991年11月1日宣布车臣为主权独立国家。〔16〕与此同时,杜达耶夫武装分子开始袭击驻车臣的苏联—俄罗斯军队,抢夺武器弹药。
  
实际上,车臣人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积极谋求独立,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既然苏联可以被几个政客的秘密协议所肢解,既然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阿塞拜疆这些穆斯林共和国都可以独立,那么俄罗斯不能被肢解,为什么车臣的穆斯林不能独立呢?这个问题正如当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所想的一样:为什么穆斯林可以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而塞尔维亚人就不能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出去?笔者认为:民族分裂是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对于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言,某一个民族独立或者分裂出去问题并不是很大,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示范效应。如果说,波罗地海国家从苏联的独立引发了苏联解体的危机,那么车臣从俄罗斯的独立将会引发俄罗斯解体的危机。除非这个国家民族构成比较单一,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能够平静地接受国家不断分裂成若干小共和国的事实(例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离婚”),否则流血冲突将在所难免。
  
民族冲突不同于一般的冲突,民族冲突肯定是全民参与,而且特别血腥。多民族国家往往都具有一个主体民族征服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很难说都是令所有人愉快的回忆。因此一旦这种冲突爆发出来,历史的恩怨,加上为了争取本民族的地盘和利益,民族冲突的双方都会做出种种非常残酷的暴行,单纯指责哪一方都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都还对波黑战争和卢旺达内战的残酷性记忆犹新,这仅仅是发生在一些人口稀少、军事力量不强大的小国,冲突尚且如此残酷;如果发生在俄罗斯这样前超级军事大国境内,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以前征服其他民族的历史多么血腥,要想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必须承认现状,不允许任何以暴力改变边界的试探,一旦发现有类似苗头要坚决斩草除根,不能犹豫观望;其次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既不歧视,也不格外宽待;第三,必须大力消除民族差别,实行温和但持久民族同化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民族融合;第四,要加快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进程,尽快改变当地民族构成比例,让主体民族在当地占据多数;第五,既要坚决打击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坚决打击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不给民族仇恨留下借口。
  
现在,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所谓人权活动分子,越来越把“民族自决权”当作高调来鼓吹。当然,一个民族应该不被奴役和压迫。但是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正如当今的汉族,在一千年或者两千前以前,他们的祖先未必是汉族,或许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或者是其他什么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被汉族所同化,因而以往的民族矛盾就不再有意义。民族问题往往还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纠合在一起,为了一个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而打破历史形成的平衡,必然会导致流血冲突;而流血的结果,往往不是普通民众受益,而是一小撮野心家和政客得利。驱使和平百姓,为这么一小撮人所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厮杀,是极不道德的。
  
  三、养虎为患
  
  1、叶利钦——车臣匪徒的政治造就者
  
尽管1994年出兵车臣的命令是叶利钦下达的,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叶利钦在造就车臣匪帮问题上的政治责任。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0年,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了通过架空联盟中央争权,就鼓噪着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强调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制度。俗话说“上行下效”,其他加盟共和国和一些更低层次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导致了分离主义在全苏联境内的泛滥。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就是在这一恶浪中开始分裂活动的。〔14〕
  
为了在与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抗中获取地方的支持,叶利钦还大慷国家之慨。1990年8月,叶利钦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19〕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8〕权力对人的诱惑当然是巨大的,那些自治共和国的总统、自治州的州长们,有几个不想吃下尽可能多的主权,过一回货真价实的“总统”瘾呢?在叶利钦的鼓舞下,以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为急先锋,多数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开始向中央要主权。〔19〕杜达耶夫之所以宣布车臣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恰恰是叶利钦煽动的结果。
  
1991年“819”政变期间,由于杜达耶夫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得到了叶利钦的赞赏,甚至肉麻地吹捧杜达耶夫为“大山里的叶利钦”。〔5〕现在看来,这个评论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在祸国殃民方面,无论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利钦,还是“大山里的叶利钦”,实在是难分彼此。不但如此,后来的车臣匪徒首领、血债累累的巴萨耶夫,当时也是叶利钦所谓的“白宫保卫者”之一。〔4〕叶利钦为了对抗戈尔巴乔夫、瓦解联盟中央并攫取最高权力,不惜与魔鬼结盟,请来了民族分离主义这个瘟神。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地方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一旦来到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它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2、格拉乔夫——车臣匪徒的军事造就者
  
如果说叶利钦从政治上创造了车臣匪徒,那么叶利钦时代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则是车臣匪徒们军事上的缔造者。这位自比为“俄罗斯的拿破仑”〔3〕的人,虽然在敛财方面有特殊本领,但打起仗来却一塌糊涂。如果说,法国的拿破仑一生中只有一次滑铁卢;那么,俄罗斯的这位“拿破仑”的军事生涯中则充满了滑铁卢,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奥茨特利茨来。
  
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之后,为了壮大实力,从监狱里释放了大量刑事犯,组成了他的战斗队。主要由刑事犯组成的车臣武装人员开始袭击苏军,抢夺苏军武器装备。按理说,强大的苏联——俄罗斯军队对付既无足够武器,又无正规指挥的、羽翼未丰的刑事犯武装应当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然而奇怪的是,针对车臣匪徒们抢劫军火的犯罪行为,这位国防部长先生不但没有下令予以坚决剿灭,反而在1992年5月28日,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发出一份奇怪的密码电报,其内容如下: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亲收)
准许从173号军区军火库库存中转交给车臣共和国以下作战技术、武器、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其数量为:
作战技术和武器——50%;
弹药——2个战斗基数;
工程弹药——1%~2%;
汽车技术和特殊技术装备、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在当地按剩余的价值计算。
  
  格拉乔夫
1992年5月28日
  
这封电报是1995年1月8日,原苏联最后一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向大众传媒展示的。当时,俄罗斯军队刚刚经历了1995年1月1日格罗兹尼城下的惨败。面对社会舆论的一片责难,俄罗斯国防部指使一些人写文章,暗示说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把武器移交给车臣匪徒,致使匪徒们如此强大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当众展示了这封格拉乔夫签发的命令。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了掩盖罪责,格拉乔夫指示俄军总参谋部紧急从档案卷宗里抽走并销毁了与车臣武器移交有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全部文件,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住宅中的政府电话线也被切断了。〔3〕由这封电报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出,究竟是谁武装了车臣匪徒。
  
而且,这份文件里面规定的任务,被超额完成了:“不是50%,而是95%的武器和技术装备”〔3〕交给了车臣匪徒;以至于1994年年底车臣战争打响时,俄罗斯军队才发现杜达耶夫拥有130辆坦克,而不是原来一直以为的42辆。〔3〕尤其是,车臣人居然搞到了两辆T-82型坦克,而这种最新型的坦克连俄军都很少装备,“这种事只有直接在俄罗斯国防部才能办得到”〔5〕。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车臣匪徒们获得了8.6万枝枪,15万枚手雷,260架飞机〔15〕,130辆坦克和27车皮弹药,并组织了一支人数多达六万之众、武器精良的“国民军”。情况就是这样,没有格拉乔夫式的庸人们养虎为患,就不会存在这支车臣军队,起码不会这么强大。
  
  3、首鼠两端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肌体上有可能会长出一种叫肿瘤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发现得早,并且在其没有发生癌变并扩散时就及时割除的话,病人可以健康地存活下来。车臣问题就是俄罗斯这个病人身上一个不断扩散的恶性肿瘤。面对几十万人死亡的血海、恐怖袭击此起彼伏的悲剧,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存在过以较小代价解决车臣问题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有过,而且有很多次,但都被无耻的政客们漫不经心地耽误了。而今天,血海深仇已经铸成,癌症已经扩散,要想彻底治愈这个国家,只有采取更加痛苦的疗法,付出接连不断的血的代价。
  
第一次以较小代价解决车臣问题的机会是1991年车臣事变初期,那个时候杜达耶夫尚未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然而,“从车臣事变一开始,叶利钦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消极立场……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些日子里,他根本好象失踪了。要么就是去休假了,打电话也找不到他;要么是一连几天躺在医院里等待要做的手术。”〔16〕就这样,等待着下命令制止事态扩大的克格勃部队,因为找不到总统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达耶夫分子抢夺权力,却束手无策。
  
第二次机会是在杜达耶夫当选总统前后,他写信提出了与叶利钦见面谈判的要求。按理说,自诩为“平民主义”者的叶利钦应该完全应该可以“屈尊”见见这个小民族的领袖,谈谈大家的将来。可是叶利钦没有这样做,他正在为苏联这口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忙得不亦乐乎。叶利钦派那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到了一趟车臣,跟杜达耶夫见了一面。回来后,鲁茨科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说:车臣简直就是匪盗泛滥。〔16〕其实鲁茨科伊的话大概是接近实情的,但这个时候在苏维埃会议上说出这样侮辱人的话来,确实是没有脑子。
  
杜达耶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的回答就是宣布动员令。〔16〕而来自莫斯科的反应是实施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杜达耶夫必须放下武器,解散刑事犯们组成的非法武装组织。但杜达耶夫根本就没有打算服从这个命令;忙于到别洛韦日去参加苏联葬礼的叶利钦也没有打算认真执行这个命令;而参与执行任务的军人们也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命令,因为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政客们总是拿军人开刀问罪。莫斯科严厉的言辞激怒了车臣人,而软弱的手腕却大大鼓舞了杜达耶夫分子的士气,又一次机会白白失去了。
  
第三次机会是在1992年2月9日以后。这天,武器不足的杜达耶夫武装公然袭击驻车臣俄罗斯军队,抢夺武器弹药,车臣局势骤然紧张。〔14〕这本来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绝好机会,师出有名,对手又不强大(否则就不会冒着遭到全歼的风险抢劫武器装备了),结果莫斯科竟然根本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反而根据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的指示,把这些武器装备全都送给了车臣匪徒。本身就骁勇善战的车臣人获得了这么多慷慨的馈赠,顿时如虎添翼。
  
  四、事实独立
  
  1、联邦机构撤出车臣
  
1992年1月以后,被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弄得晕头转向俄罗斯,已经有些自顾不暇了。叶利钦起用盖达尔这样的书斋经济学家,生搬硬套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损害。盖达尔有句名言:“闭着眼睛,往下跳就是了”。一个巨大的国家靠这种闭着眼睛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一场浩劫。因此,在从叶利钦到军队领导人,都存在着一种想放弃车臣的想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送给车臣匪徒大量武器装备之外,莫斯科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的自主地位,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对车臣银行的帐号被解除冻结,以便拨去退休金;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这意味着莫斯科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独立。〔16〕
  
车臣事实独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联邦机构的全面撤出车臣。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罗斯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俄罗斯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最后的撤出工作完成于1992年6月10日。〔5〕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而车臣,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国家性质。
  
  2、虚假国家
  
然而,车臣人在取得事实的独立地位后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前面曾经提到过,车臣民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演化原始,政治权力是按照家族和氏族关系分配的,没有形成现代政治观念;二是鄙视生产劳动,崇尚劫掠、奔袭和偷盗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并以此为荣;三是崇尚暴力,坚信血债血偿的原则。这三个突出特点,并非笔者或者俄罗斯人的污蔑,在一些以严谨治学而著称的西方学者中,尽管有不少人同情车臣人的处境,但还是客观地指出了车臣人的上述缺点。例如,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者们就在他们合著的一本名为《俄罗斯在崛起吗?》的书中这样描述事实上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情况:
  
“政权虽被夺取,但权力仍掌握在一帮武装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和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流氓恶棍手中,杜达耶夫对这些人的支配很成问题。现代国家的体制甚至现代生活的结构分崩离析,没有复位……正规的经济多半不复存在。减轻公众痛苦的竟然是犯罪团伙和泛滥的走私营生,它们通过家庭和个人关系以及伊斯兰慈善机构进行施舍……不保护当地俄罗斯族人口,多数俄罗斯人在此期间从车臣出逃……车臣从1991年到1994年的局势按当代欧洲标准来看无疑是骇人听闻的……”〔20〕
  
在同一本书中,研究者对车臣局势不断恶化的原因做了一个归纳,其中有两条归结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需要、俄罗斯军队的腐败与纪律败坏,一条归结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激进分子的渗透,还有两条则是车臣人自身的原因:
  
①车臣人显然长久以来未能形成现代政治民族主义和基本国家体制和习惯;
②车臣的社会和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倾向,使他们的行为具有现在普遍认为是犯罪的特征。〔20〕
  
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格鲁吉亚族人)则是这样分析和自己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人的:“车臣分离主义的许多空想家……制造和发展了车臣人是特种人的神话,车臣人不知道国家制度为何物,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现代文明成就……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宗教的金科玉律去生活。” 〔21〕
  
由于这些原因,车臣虽然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两次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杜达耶夫和后来的马斯哈多夫虽然先后当上了“总统”,但车臣始终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也没有秩序,没有真正的法律。车臣的社会结构很难超越家族利益的管理,因此宣布独立后的车臣很快就陷入秩序瓦解和混乱之中,成了各种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车臣人自己也积极参与国际军火、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的金融活动。〔2〕尽管车臣只有区区1.5万平方公里土地,甚至比中国首都北京的面积(1.68万平方公里)还要小,但却是军阀割据、匪徒横行的地方。换句话说,所谓的“车臣共和国”,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3、犯罪乐园
  
车臣的特点是存在氏族(泰普)结构,另外,山区和平原地区居民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各氏族(泰普)和地区性派系纷纷建立了军事化的、往往发生冲突的组织。杜达耶夫要进行统治,必须借助刑事犯团伙的帮助,因此“退伍将军与某些刑事犯罪‘权威人士’结盟,致使一些刑事要犯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当局。这是所建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5〕维持车臣制度的资金通常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主要手段是:第一,伪造汇款单,从1991年起的几年里,犯罪分子采取这种方式从俄罗斯骗取了30000~40000亿卢布(旧币值),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车臣骗取的。第二,造假币,具备半官方的性质,车臣境内有规模很大的假币制造厂,在俄罗斯护法机关抓获的贩卖假币的犯罪分子中,有三分之一是车臣人;其余出售假币的情况,有一半的线索可以直接追到车臣。〔5〕第三,盗窃石油产品,由于阿塞拜疆——俄罗斯石油管道通过车臣境内,车臣每年通过非法出售石油产品一项,就可获得8~9亿美元的非法收入;〔14〕考虑到车臣民族总共只有不到70万人,这个比例实在是惊人。第四,抢劫过往列车,雁过拔毛;劫持人质,勒索赎金。可以说,车臣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犯罪乐园。
  
虽然车臣人过去曾经遭受过苦难,但一旦他们有了条件,就立即把苦难加给其他民族。杜达耶夫统治下的车臣,对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居民非常残酷,不但在一切公职机关遭到清洗,而且常常遭到武装分子的暴力威胁和抢劫,“最频繁地成为刑事犯罪的牺牲品”。〔16〕这导致了非车臣族人大量沦为难民,仅1992~1994年,就有14.7万人被迫外迁,其中80%是俄罗斯人。〔5〕
  
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因此应该反对大民族欺压、奴役小民族的行为。但是,某些小民族,在特定条件下处于相对优势时,最好也不要欺压、奴役大民族。否则,将会遭到大民族毁灭性报复,从而自取灭亡。中国古代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羯族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对汉族人民压迫异常残酷,结果引起了汉族在冉魏政权时期对羯族的更加残酷的报复,导致羯族从此彻底灭亡。而车臣人在俄罗斯军队及联邦机构撤出车臣,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两次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后,不但没有抓住机会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反而对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进行迫害与奴役,并把犯罪的触角伸向俄罗斯腹地,在车臣官方的支持和庇护下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无法无天的犯罪活动,激发了俄罗斯人对车臣人的民族仇恨,这是导致俄罗斯两度出兵车臣的一个重要原因。
  
  4、恐怖天堂
  
近年来俄罗斯境内由车臣人策划的恐怖袭击频频发生,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有人(特别是西方政客、媒体及一些亲西方人士)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给车臣人造成了深重灾难而导致的报复。其实,这种观点是颠倒黑白的。早在1991年11月9日杜达耶夫在格罗兹尼举行的就职典礼上,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ОКЧН)执委会就在会上呼吁“把莫斯科变成灾难地区”〔16〕。当时,距离俄罗斯首度出兵车臣还有整整三年时间。可见,对俄罗斯进行恐怖袭击并不是因俄——车战争引起,而是车臣的一项既定国策。
  
俄罗斯再虚弱,比起车臣来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力量根本不成正比,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去主动招惹这个庞然大物。那么,车臣人为什么要在刚刚立国时就想以卵击石、主动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除了历史结下的民族仇恨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车臣人的生活方式,二是车臣人自命的“特殊使命”和伊斯兰激进主义。首先看看车臣人的生活方式: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车臣人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虽然独立是他们的梦想,但一等独立,来自俄罗斯的补贴与援助就没有了(要知道,在苏联时代,维持车臣人生活的90%的钱要靠苏联中央财政拨款和补贴)。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普遍鄙视生产劳动的车臣人在苏联时代倒是勉强可以过得去,因为苏联财力雄厚,养活这么一个小民族是绰绰有余的。独立的代价就是失去莫斯科的庇护,要想生存下去,又不想劳动,特别是鄙视从事工业技术劳动,那只有依靠对邻近民族,特别是对俄罗斯进行劫掠了;而事实上车臣从莫斯科控制下脱离的那些年头里,车臣人的主要财源确实是各种犯罪手段。其次,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因素: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的战争中,车臣领袖沙米尔就以“圣战”为旗帜,团结了10多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与俄罗斯人对抗。自从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之后,伊斯兰教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先后在阿富汗、苏丹等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宗教恐怖统治。到了20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除了大量吸收刑事犯罪分子参加以外,还试图利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因此,受过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神论教育的杜达耶夫在就职时手持《古兰经》宣誓,1994年他又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来自阿富汗的“圣战者”,来自伊朗、土耳其的武器。而圣战者们的目标,决非只是一个小小的“车臣独立”,他们梦想建立的,是俄罗斯境内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脱离俄国,建立一个类似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那样性质的“大伊斯兰帝国”,这就注定了车臣独立后不会安于已有边界,而会积极进攻俄罗斯。
  
早在1991年11月,车臣匪首之一巴萨耶夫就劫持了苏联民航客机而名扬天下;1992年7月,20名车臣匪徒在前往阿布哈兹参加所谓“圣战”时被民警识破,他们劫持了一辆长途客运班车,把全车乘客作为人质,顺利地进入了阿布哈兹。1993年秋天,车臣匪徒在格鲁吉亚的加格拉和利谢利泽附近对手无寸铁的难民大开杀戒,导致数千名格鲁吉亚难民和数百名俄罗斯、希腊族难民死亡。〔4〕1994年5月,三股车臣匪徒在俄罗斯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矿水城三次劫持公共汽车,勒索大量赎金,并导致五名人质死亡〔16〕……
  
如果要罗列下去,仅仅在1991~1994年,俄——车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间,车臣匪徒们对邻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可以再列举出一大串。车臣一经立国,就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反动“圣战”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巢穴之一。当然,和1996~1999年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车臣获得“第二次实质独立”、实施伊斯兰教“沙里亚法”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比起来,1991~1994年的车臣可以算作“和平天堂”了。
  
  五、第一次车臣战争
  
  1、车臣内战
  
前面提到过,车臣政治的特点是存在氏族(泰普)结构,任何统治者都很难逾越家族的局限,即便是强人杜达耶夫也不例外。虽然杜达耶夫是车臣的“开国总统”,但其当选支持率只有10%~12%,多数车臣居民并不喜欢他。很快,杜达耶夫的一些反对派,例如“代莫赫党”,“马尔绍党”,开始活跃起来,车臣议会也开始反对杜达耶夫的统治。为了破坏议会确定的关于车臣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全民投票,杜达耶夫的战斗队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的集会,并占领了站在议会一边的警察局。1993年4月17日,杜达耶夫宣布实行总统“直接治理”;5~6月,杜达耶夫发动政变,推翻了车臣议会和宪法法院。〔5〕这一点,和同年十月发生的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叶利钦教会了杜达耶夫怎样煽动民族情绪、瓦解国家,而杜达耶夫则教会了叶利钦怎么收拾不听话的议会,“克里姆林宫的叶利钦”和“大山里的叶利钦”本来应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却不知道为何这么水火不容。
  
杜达耶夫的独裁统治受到当地人民(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族人民)的普遍反对和不满。因此,埋葬了议会之后,杜达耶夫开始培养自己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局(ДГБ),并赋予这个机构以迫害反对派的全权。很快,“在格罗兹尼郊区、在科尔宾斯科墓地,埋葬了大批杜达耶夫的政治反对派。”〔5〕一切反对派的出版物都被宣布为非法,电视台禁止直播,连剧院上演的节目都要审查。
  
车臣反对派们退到了上铁列克和乌鲁斯—马尔塔诺夫区。“从1993年6月开始,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演变成杜达耶夫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全面内战”。〔14〕到1993年12月,反对派组织了“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武装起来与杜达耶夫政权对抗。反对派的领导人乌·阿夫杜哈诺夫是上铁列克区行政长官,他主张车臣留在俄罗斯联邦。〔16〕有人曾说,车臣反对派“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支持”,其实这是不对的。真实的情况是:在1994年以前,“莫斯科基本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14〕,同时“通过军事渠道及其可以依赖的老朋友与杜达耶夫保持着密切联系。莫斯科逐渐接受了杜达耶夫的合法性,认可他享有的公众支持。” 〔22〕车臣最初的反对派,无论是议会还是“临时委员会”,都没有得到俄罗斯联邦的任何支持,因为这个时候,联邦中央正在积极谋求与杜达耶夫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
  
  2、俄—车谈判
  
从车臣宣布独立起,俄罗斯联邦就一直在幻想与车臣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向车臣派出了20多个代表团,平均几乎每个月一个,频率不可谓不高。而车臣高层内部也并非人人铁了心要独立,因此双方热火朝天地谈了起来,有几次都接近达成协议,但都因杜达耶夫出尔反尔而半途而废。要知道,为了让车臣人坐到谈判桌上,每一次都要联邦做出巨大让步:拨款、赠送武器装备、撤出联邦机构。
  
1992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杜达耶夫的代表进行了10多次会谈,列入谈判的内容无所不包:双方关系的政治宣言、俄——车关系条约草案、经贸协定等等。然而,双方这次没能达成协议。
  
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双方又在莫斯科和格罗兹尼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共同起草了划分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和车臣共和国权力机构管辖对象和全权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肯定了车臣会留在俄罗斯联邦内,草案内容甚至刊登在了车臣报纸上。〔5〕然而,杜达耶夫突然宣布说,这个代表团与俄罗斯的会谈是“个人行动”,他不会予以承认。
  
不过,车臣议会代表继续谋求与俄罗斯联邦代表谈判。1993年1月14日在格罗兹尼举行的谈判中,双方决定起草划分和相互授予全权条约。条约的议定书再次遭到杜达耶夫的否决。
  
当1993年杜达耶夫发动推翻车臣议会的政变之后,俨然以车臣的独裁者自居,在一些场合都把俄罗斯联邦称作“外国”,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车臣“外交部”的官员,俄——车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堵死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戏弄,做出一个又一个让步之后,俄罗斯什么都没有得到。1994年3月24日,关于车臣地位的俄—车谈判最终破裂。〔14〕此后,莫斯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主张车臣留在联邦内的车臣反对派,并开始给予支持。
  
从根本上来说,莫斯科是不可能允许车臣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予以承认的。因为车臣问题并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牵涉到整个俄罗斯联邦是否能够维持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有下辖有89个联邦主体,其中有21个自治共和国、1个自治州、10个民族自治专区,这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领导人也都在密切注视着车臣究竟在独立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如果俄罗斯让车臣不付任何代价就予以独立,那将引起苏联解体那样的独立风潮。而在这些共和国里,俄罗斯族人口也都不少,即便是莫斯科承认了这些民族自治共和国(地区)的独立,其内部的俄罗斯族人必然会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一样要求脱离,或成立自己的共和国,或并入俄罗斯联邦。那样,在占世界土地面积七分之一的土地上,将会真正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这个后果,是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当时的俄罗斯因为经济困境和中央权力对抗,尚且自顾不暇,对车臣的要求一味让步,可以说让到除了名义上让车臣留在联邦以外全部都让出去了。此时,杜达耶夫如果明智一点,承认莫斯科名义上的统一、保持车臣人最大限度的自治,那么不但他自己日后不会死于非命,而且整个车臣族人民也不会遭到那样大的浩劫。
  
  3、俄罗斯卷入车臣内战
  
与杜达耶夫政府谈判的最终破裂,把莫斯科逼到了墙角。这时,一个新的谈判对象出现了——车臣反对派。1993年12月底,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派出了以乌·阿夫杜哈诺夫和尤加斯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进行双边磋商。
  
1994年3月24日俄罗斯与杜达耶夫谈判最终破裂之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阿夫杜哈诺夫的支持,向其提供了1500亿卢布(旧币值)资金和40坦克、几架直升飞机等武器。〔16〕此时,车臣内战日趋激烈。1994年6月13日,在格罗兹尼市区发生了杜达耶夫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武装冲突,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保住了阵地,但造成了平民的伤亡。8月2日,“车臣临时委员会”发布法令,宣布“由于杜达耶夫统治期间把车臣推到了政治和经济灾难边缘,使之变成了北高加索地区的主要犯罪活动基地,”所以,该委员会决定罢免杜达耶夫的总统职务,并接管全部政权机关,成立车臣临时政府;为了恢复人民政权,使车臣重新成为民主共和国,将在1995年5~6月举行车臣人民会议的选举。8月3日,在叶利钦授权下,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发表声明:“同杜达耶夫达成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已经失去意义。他必须交出权力……”〔23〕菲拉托夫的声明,标志着俄罗斯公开站到了车臣反对派一边。
  
有人指责俄罗斯政府“暗中支持车臣反对派”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杜达耶夫政权自从建立以来,虽然也做出过几次“谈判”的姿态,但每次进行会谈,首先强调谈判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其次声明车臣必须完全独立,不容商量。所谓谈判,双方肯定会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而车臣方面不做任何让步、单方面开出条件,完全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最后通牒。俄罗斯政府对车臣方面一让再让,不但连军队、联邦机构全都撤出去了,而且还把武器赠送给了车臣方面,让车臣拥有颁发护照的权力……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所想要的,不过是维持一个名义上的领土完整,而杜达耶夫则根本不打算让俄罗斯遂愿。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持维护俄罗斯——车臣统一立场的反对派接近,是无可指责的。毕竟,车臣是俄罗斯的领土,而不是其他什么国家的。
  
杜达耶夫对此的回应是1994年8月10日,授予自己“采取任何强力措施,动用任何力量”的权力。同时,宣布缺席判处反对派领导人阿夫杜哈诺夫“死刑”,以及在反对派控制的上铁列克区实施紧急状态。〔18〕同时杜达耶夫调兵遣将,围攻阿尔贡市、乌鲁斯—马尔丹、上铁列克等反对派控制的地区,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5〕
  
杜达耶夫武装中,有不少人曾经在苏军中服过役,甚至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战斗经验相当丰富。杜达耶夫本人就曾经是苏军少将,叛军参谋长马斯哈多夫是苏军上校。同时,杜达耶夫接收了俄军从车臣撤退时留下的几乎全部武器装备,到1994年共计有:各种飞机266架,坦克120多辆(另一说是130辆),火炮350门,反坦克武器890门,防空兵器80门。〔5〕和反对派比起来,杜达耶夫武装实力强大。因此,在1994年秋季的几次战役中,反对派都未能占据上风。
  
此时俄罗斯当局虽然已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车臣反对派身上,但依旧摇摆不定,不愿意公开与杜达耶夫翻脸。因此,俄罗斯没有做出公开出兵的计划,而是选择了秘密介入的方式。为了扭转反对派的不利局面,俄罗斯除了向反对派提供了一批武器装备以外,还派遣了一支坦克小分队。联邦反间局从莫斯科军区找到一批战士,让他们形式上从部队复员,然后派往车臣反对派控制区,〔16〕从那里开始向格罗兹尼发动进攻。然而,大概是由于轻敌,进攻格罗兹尼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差,用区区1000人的步兵和40辆坦克进攻一个早就变成堡垒的城市和它的1.5万名经验丰富的守军,以及120辆坦克(其中包括最先进的T-82坦克),结局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杜达耶夫武装则进行了充分的动员,除了正规军参战外,还组织了为数不少的民兵队伍。杜达耶夫的参谋们则制订了非常毒辣的战术:先放手让反对派进城,再依托城内建筑物广布狙击手和反坦克火箭手。这样,在狭窄的街道上坦克无法发现目标,而非法武装的反坦克火箭手则从暗处向坦克开火,坦克被击毁后逃生的坦克手则成为狙击手们的猎物。
  
1994年11月24日,车臣反对派出动武装直升飞机对格罗兹尼北郊的杜达耶夫部队阵地实施空袭;25日,反对派武装宣称已对格罗兹尼完成了包围。25日晚21时10分,反对派武装正式开始攻城。在已经事先拟好的作战计划之下,杜达耶夫武装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使得反对派进城时相当顺利。11月26日上午9时,反对派的坦克在经历了轻微抵抗后就冲进了总统府。
  
反对派被表面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阿夫杜哈诺夫在电视讲话中喜形于色地声明,车臣政权已转入临时委员会手中。然而,正在欢呼旗开得胜的反对派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掉到了杜达耶夫设置的陷阱中。当晚,战局就明朗化了:进攻格罗兹尼的反对派几乎全军覆没,并俘虏了其中的70名俄罗斯合同兵。俘虏们承认了自己是联邦反间局把他们派到车臣来的事实,车臣人则请来记者,让他们示众。杜达耶夫抓住了俄罗斯的把柄,对俘虏问题大做文章,声称俄罗斯如果不停止对反对派的支持,那么,格罗兹尼每遭受一次轰炸,就杀死一个俘虏。
  
俄罗斯军方对此的反应令人费解。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先是矢口否认这些人是俄军士兵;在杜达耶夫发出处死俘虏的威胁下,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属于俄军,但否认这些人接受了俄罗斯政府的派遣,而称他们是“擅自”到车臣去的,是“被招募者收买”去的。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些被俘的俄罗斯军人不是被“收买”的,他们是被格拉乔夫们所出卖的。对于杜达耶夫指责俄军派遣飞机支持反对派一事,格拉乔夫也含混其辞地说,确实有飞机到车臣上空,但不是俄罗斯的飞机,至于是哪个国家的飞机,他不清楚。作为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在车臣领空出现别国的飞机居然“不清楚”,只能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是作为国防部长的严重失职;或者是格拉乔夫自己也认为车臣已经不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谁爱去就去。实际上,后者代表了俄罗斯官方很多人的看法。俄罗斯官方的吞吞吐吐无疑大大鼓舞了车臣分裂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更加迷信以暴力完成车臣“彻底独立”的目标;而俄罗斯官方面对分裂分子,却不敢旗帜鲜明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从侧面表明统治俄罗斯的“民主派”们的软弱。

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

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学《世界地理》,讲到某个被军事分界线一分为二的国家时,总是只讲她的北半部,南半部则用“附:……”一笔带过。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农业实现了集体化、水利化、机械化”、“机械制造工业发达”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南边的人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讲的。
  
那时的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羡慕。因为据说那里从幼儿园到大学都由国家负担,不但全免学费,连写字的铅笔都由国家免费提供;据说那里的人们都西装革履,丰衣足食;据说那里盖满了高楼大厦,每家每户都由国家免费提供一套宽敞的住宅;据说那里人均收入相当于2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据说那里人人享有免费医疗保健,人均寿命76岁……是的,那时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对比起当时还相当贫困,全家挤在不足20平米,连自来水、卫生间和下水道都没有的简易房中的我们来说,那个国家充满了诱惑,那是梦幻的国度,那是人间天堂。从那时起,那个国家的一切都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
  
后来我上了大学,看到了那个国家发行的画报和杂志。你看,画报上的人们脸蛋特别特别红,笑得特别特别甜;那里到处都是规模宏大的纪念碑和精美的雕塑、铜像;那里街道异常宽敞,有的竟达200米以上;那里的建筑异常宏伟,那凯旋门比法国巴黎的凯旋门还高还大,主体思想塔比美国华盛顿纪念碑还高一米。哦,还有,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女警察,个个百里挑一,面容秀丽;还有,那些训练有素的群众在体育场看台上转眼间就能组合出伟人头像或是一幅壮丽的画卷,令人啧啧称奇。但是,那时的我已经不再羡慕这个国度了,一是因为我们已经告别了贫穷,开始走向富裕;二是因为我发现就在那些画报里面,站在那些红脸蛋笑呵呵作幸福状的主人公后面的那些人,却一个个是目光呆滞、面有菜色。我甚至开始怀疑起来,怀疑这个人间天堂究竟是真是假,怀疑我多年来向往的地方是否真的值得我向往。
  
一九九二年,我国和这个国家南面那个敌对的堂兄弟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还是个斯大林主义分子,因此对中韩建交感到很恼火——为什么不顾“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友谊”而向“万恶的、亡我之心不死的资本主义”投怀送抱呢?那时,我在一本香港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五星红旗和八卦旗在天上握手,一个戴眼镜的胖子和一个戴眼睛的瘦子在地上怒目而视。那个戴眼睛的瘦子叫李登辉,胖子叫金日成。于是,那个戴眼镜的胖子龙颜大怒;于是,从1993年起那几本杂志就再也没有来新的;于是,我国驻军事分界线的观察员接到了毫不客气的逐客令。哦,据说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友谊可以万古长青……
  
一九九四年夏天,那个戴眼镜的胖子死了。据说,他是视察他的子民时发现自己以前受了骗:他的子民根本就没有那么安居乐业,那么富裕幸福,而是生活在贫穷落后、饥寒交迫之中。于是,独裁者受到了震动,在怒气冲冲地训斥了当地“公仆”之后,当晚就发病了,为了抢救他的生命,还搭上了一直升机的医生、护士、飞行员的性命。这个“启明星”陨落了,这个“慈父”撒手人寰了,这个“领袖”只能去领导地狱中的孤魂野鬼了,这个据称能用步枪打掉美国飞机的“超人”完蛋了,这个“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被死神战败了。多么遗憾哪!假如他受到那次震动以后不是这样一命呜呼的话,说不定他会有所反思,改变那些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政策。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爱开玩笑,他幡然悔悟的一刹那,竟然是他的死期。
  
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所谓“举贤不避亲”,老独裁者一向对自己的儿子十分赞赏,说他是“文武忠孝兼备的真正的人民领导者”,并强调把班交给他“是我对党的政治交代”。在他的慈父的庇佑下,小独裁者二十八岁就当上了部长,三十一岁就成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难道他不是天才吗?据说那次把他儿子定为接班人的党代会上,中共、苏共两大共产党的代表都激烈反对,导致会议不欢而散。从此老独裁者跟这两个大党关系相当冷淡,后来我国邀请了老独裁者访问,并且当时的总书记(愿他老人家千古)访问了这个国家,两党关系才有所恢复。在一九年那些东欧的难兄难弟们相继垮台之后,出于兔死狐悲的感受,两个国家的关系异乎寻常地火热起来:一九年十一月,老独裁者秘密来中国访问,寻求如何用暴力压制人民要求自由的渴望,很显然,他成功了;一九九二年,老独裁者过自己的八十大寿,收到了来自友好邻邦的丰盛礼物:四十吨猪肉——老独裁者活得真有价值,每活一年,就能赚一千斤猪肉。以此类推的话,假如老独裁者活到今天,他一定可以再赚更多的猪肉。
  
然而岁月催人老,连太阳都有落山的时候,更别说假冒的“太阳”了。老独裁者死后,他的儿子根据“习俗”守孝三年,直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他才就任最高领导人职务。据说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孝”的故事,而来自平壤的这个孝子让“二十四孝”里所有的主人公都黯然失色:多么忠孝两全啊!竟然守孝三年!一个国家领导人竟然三年不露面!而且是在全国饥荒肆虐,几百万人饿死的情况下!三年!在一个西方国家,一任总统就已经该收拾铺盖卷准备从总统府滚蛋了,可这里,这个领导人才准备大展拳脚,不知这算不算“社会主义优越性”?
  
就这样,在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竟然上演了一幕中世纪的“父业子传”的滑稽剧。我真不知道,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他们会如何评价这些打着他们旗号的“革命领袖”。“我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不,他们即使这么说也没用,因为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后来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据说这些自称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伟人们是“无所畏惧”的。
  
这个小独裁者很谦虚。他不再自称“伟大领袖”,而谦称为“亲爱的领导者”。他也很孝顺,把他父亲的尸首做成了木乃伊,永久保存供瞻仰;把他父亲的出生年被定为“主体元年”;改公元为“主体年”,对外使用年号时,在“主体”年号后加括号注明公元某某年;还把他父亲的生日定为“太阳节”。为了进一步显示孝顺,小独裁者宣布他的父亲是“永远的国家主席”——跟封建王朝的皇帝们追封他的祖先庙号一样——不,比封建皇帝还厉害,封建皇帝还不至于封他的父亲“永远的皇帝”。谁说这个国家没有创造力?用死人占据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难道不是世界首创吗?
  
从此,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的上空,又多了一颗太阳。据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一个太阳就足够了,可是在这个国家,天上却有三颗太阳——一颗是靠核聚变发光发热的,另外两颗是靠脑子里不断冒出的“主体思想”发光发热的,其中一个虽然成了一具躺在棺材里的僵尸,居然也能散发出熠熠光辉——从此这个国家就跟“自然灾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二十世纪一直到二十一世纪都在闹“自然灾害”,是不是因为太阳太多的缘故?我想起了神话传说中的后羿,不知他何时光顾这个被太多的太阳晒得颗粒无收、赤地千里的国度来,用他的神箭射下那两颗害人的“太阳”?
  
据说,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里的人民特别热爱这父子两人。每年的“太阳节”和“亲爱的领导者”的诞生日二月十六日,全国都要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当作民族最大的节日来庆祝。你可以经常看到:“金什么日同志是廿一世纪的太阳!”这样的标语,到处并排悬挂看他们父子两个太阳的彩色肖像。
  
为了表达对这两个太阳的忠诚,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要配戴他们的像章,像章不出售,也不随便送给外国人。这可是有教训的——公元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来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货轮“斯维尔斯克”号静静地停泊在中国旅大港,船员们有的正在给家里人写信,有的在读书,一片安宁静谧的景象。突然,一阵声嘶力竭的喧闹传来,船员们连忙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一群头戴绿帽子的“革命群众”上船象散发赖皮广告一样的强行派送某个独裁者的像章。船员们没有接受这个肥头大耳的独裁者的像章,他们沉默不语。头戴绿帽子的“革命群众”见这群苏修分子并没有象自己一样,对独裁者崇拜得六体投地,于是硬把像章塞到船员们手里。船员们接过被硬塞过的赖皮广告,嘲笑着把它当成粪便扔到水里,“革命群众”大怒,把船长挂上木排、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那个处于疯狂中的国度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对苏修侮辱独裁者的行为提出了“最最最最”强烈的抗议,为此还闹了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1976年那个独裁者死后,“革命群众”转眼间摘掉了绿帽子,独裁者的像章也从他们胸前瞬间消失了,而被丢弃在垃圾堆上、化粪池里。兔死狐悲,从此各国的大小独裁者们发自己的像章时变得格外谨慎起来。特别是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里,太阳们的像章可不想自己的尊容与垃圾堆和化粪池为伍,如果外国人想得到,手续相当复杂,一旦获准,有关部门还要举行授予仪式,隆重其事。
  
尽管饿着肚子,“欣欣向荣”的人民们还一直坚持每日和每周的学习制度。各单位都设有“主体思想学室”,上班前,人们集中在这里,由书记带领高唱《金日什么将军之歌》,随后学习半小时的“主体思想”,向领袖表忠心,最后唱《金什么日将军之歌》。下班后,也要集中在学习室内,总结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每个星期六下午,还有半天的个人总结会议,每人每月还须写出书面总结汇报。是的,肚子再饿,一学“主体思想”不就饱了么!
  
据说自一九九五年起,这个本来“欣欣向荣”的国家连续十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一九九五年降到二百七十万吨,而要维持全国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每年需要四百万吨量食;一九九六年人均定量为三百五十克,一九九七年降到二百五十克,一九九八年再降到一百八十克。直到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还看不到饥荒的尽头,以至于“亲爱的领导者”又号召进行“第二次苦难的行军”了。这使我不由得记起了我国历史上那个“自然灾害”,可那只是“三年自然灾害”啊!这里却是整整十年不见天日!(罪该万死!明明有三个太阳,我却造谣那里“不见天日”)。
  
于是,有些特别珍视与朝鲜这种“友谊”的人开始找原因了,据说“遭受自然灾害”是第一条。我总是在思考,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殚思竭虑地把责任推卸到客观方面,总是可笑地把自己的贫穷落后归咎于“自然灾害”,归咎于 “天气”,归结于别人呢?殊不知这个半岛国土面积总共只有22万平方公里,其中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12万多,南面9万多;“欣欣向荣”的国家人口为2000万,南面5000万——和北边比起来,南面才是真正的地少人多。至于说“自然灾害”,我想,这个“北不过鸭绿江,南不过三八线”的“灾害”,为什么只喜欢光顾“欣欣向荣”的地方却不往“水深火热”的南边走呢?为什么南边好好的,而北边生活不下去了呢?莫非是苍天有眼,专门给“欣欣向荣”的北方降点灾祸,以让它跟“水深火热”的南方找点平衡?或者,是灾魔在北方找到了知音,以至于待在那里流连忘返?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说到朝鲜“被封锁”和“自然灾害”,我倒要找个可比的例子。朝鲜的三个邻国中国、俄罗斯、韩国,都没有“封锁”朝鲜,相反,这些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每年还要送给朝鲜无数的无偿援助。如果说这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政权处境最险恶,我看还要属古巴——哈瓦那离美国本土只有九十公里,关塔那摩还驻有美军,古巴的经济是以蔗糖相关的单一经济,经济基础远不如朝鲜,在经互会瓦解之后,古巴遭受的困难比朝鲜要严重很多。但是,古巴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难道美国对朝鲜的封锁比古巴更厉害吗?难道朝鲜比古巴离美国还要更近吗?难道朝鲜比古巴还要更孤立无援吗?难道朝鲜的经济基础比单一经济的古巴还要差吗?难道朝鲜遭受的“不过三八线、不过鸭绿江”的“自然灾害”比年年都要遭受飓风袭击的古巴还要更严重吗?难道美国对朝鲜的颠覆比对古巴的颠覆更猖獗吗?难道朝鲜因为苏联解体给经济造成的重创比一度丧失了90%的贸易量的古巴更严重吗?我看都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古巴共产党人所做的努力,确实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古巴共产党人也许犯过错误,但是他们仍然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惮思竭虑。
  
还有一条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苏东演变,西方封锁”。据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得“势利眼”了,废除了“记帐贸易”,据说苏联解体后不再援助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了,据说西方国家一直在封锁这个人间天堂,不让它“欣欣向荣”,因此,这里就完了。可是,我知道,废除了“记帐贸易”并不等于不进行贸易,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优质产品出口给我国呢,比如,卖出和韩国“三星”一样的“五星”手机或卖出和“LG”一样的“GL”彩电?苏联解体以后的确不再援助它了,可是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却欠了俄罗斯60亿美元外债一直赖着不还,害得普京总统在2002年亲自到太阳的国度去讨债,却颗粒无收。当时,孝顺得出奇的小太阳对普京总统双手一摊,说:“建议我们把过去的那些一笔勾销,从头再来吧。”和这样无德无信的无赖打交道,除了最蠢、最不懂事的人以外,谁还敢“记账”呢?等记完了账,人家再要求来个“一笔勾销、从头再来”,你找谁诉苦去?我还知道,西方国家累计向这个“欣欣向荣”国家提供了数百万吨粮食援助。
  
至于说到中国对朝鲜的贸易,我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经贸部亚洲司有关人士在第84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的一段讲话,他特别提醒大家,对朝贸易一定要注意收汇安全,以防止受骗上当。他是这样说的:……大家对朝贸易要特别注意收汇安全。朝方除惯用的以预付款诱使我方发货后拖延支付货款、以政府名义(有时由朝鲜驻华使馆商务处出具保函)提 供付款担保以及小额贸易及时付款在大额贸易中拖欠货 款等形式外,目前的“招数”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有:
  
一、频繁调整边贸政策,让我企业多出口其所需货物,待我方公司大量发货后,朝方便改变政策,禁止我方欲进口货物的出口,造成我方回货困难。
  
二、以一家企业一批货物多头对外,让我多家企业争相向其出口货物。待我方企业货物大量出口后,朝方则以该种货物需办许可证为由,不按合同规定出口。
  
三、采用不当手段向索取货物。在边贸中,朝方常以电话等方式通知我外贸企业货物已运抵口岸,要求我方速派车拉货。待我方货车出境拉货时,朝方又向我索要汽油、柴油、粮食等货物,否则不供货,致使我方空车回国事情时有发生。
  
四、随意限制我边民入朝携带商品品种、数量。当朝国内急需某种货物时,就鼓励边民大量携带该商品入境,当其困难缓解后,朝方又禁止携带这些商品入朝,而改为其它商品。
  
五、朝方企业擅自扣押我出境载货运输工具。朝方企业欠我方外贸企业债务相当普遍,但当我企业欠朝方公司债务时,朝方公司则以不当手段追回债务,有时竟扣押我方运输车辆。
  
此外,朝方有时还随意单方面停止过货,拖延我在朝货车的装货时间致使我车辆不能及时回国。
  
上述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北地区,目前在内陆也发现此类问题。根据新情况,特提出如下对朝贸易注意事项:
  
从事对朝贸易,首先要了解朝鲜国情、政策以及客户的资信情况,选择朝方有实力有信誉的商社为合作伙伴。必要时,可向我驻朝使馆经商外咨询。
  
对朝贸易要坚守“现汇贸易安全收汇、易货贸易有 去有回”的原则。现汇贸易,一定要要求朝方通过我认 可的第三国(或地区)银行开证或担保;易货贸易,要做到朝方先交货,而后我等值交货。
  
对朝贸易要经过正常贸易渠道(朝对外贸易商社)进行,切勿同朝政府机构(即使是朝鲜驻华使馆)发生 贸易关系。在目前中朝经贸活动中,朝方经常以政府名义,有时以朝驻华使馆经商处的名义,为其企业提供支付担保;有时派部委政府官员率由本国若干较大公司组成的政府代表团来华进行贸易“洽谈”,并以政府名义或中央银行名义进行支付担保,当我方公司依据合同发货完毕并凭合同和朝方出具的担保要求朝方交货或付款时,朝方则以推诿、躲避或反复许愿来拖欠货款。对此,提请各有关公司、单位和部门注意,朝鲜驻华使馆作为外交使团,既不具备担保职能,亦不履行因支付发生问题而产生的担保义务。朝方的各种担保,只是一种手段。
  
……
  
大家看完这段讲话,就不用我多解释什么了。我只知道,一国政府亲自赤膊上阵、出面行骗的,恐怕不是空前,也是绝后的。这样无德无义、形同诈骗集团的“政府”,会怎样对付他自己的子民?难道不是造成这个“欣欣向荣”国家灾难的根源?
  
总之,“自然灾害”是原因,这叫怨天;“中国改革开放,苏东演变,西方封锁”也是原因,这叫尤人;二者合起来叫什么呢?——怨天尤人。总之,太阳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他们永远是那么伟大光荣正确。
  
据说,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是有骨气、有尊严的。是呀,人家在日均180克粮食的供应下能够将卫星送上天!于是,一些天天把“人民”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的人对此称颂不已。是呀!“有尊严”,多么神圣,多么崇高啊,多么令人向往啊!谁不想有尊严、有骨气地活着呢?可是,当我来到《脱北者同志会》网页,看到那活骷髅一样、目光绝望的妇女的照片——这难道就是那些和蔼可亲、总是唱着“金达莱花开漫山遍野”的“阿妈妮”们吗?我没有在她脸上读到什么尊严;在那肚子和锅一样大(小儿疳积?)的“小萝卜头”脸上——这难道就是那些免费上学的祖国的花朵吗?我也没读到什么“尊严”;在那个公然出售人肉的市场上,无论卖人肉的、买人肉的、还是被当作肉来买卖的人脸上,我读不到什么尊严;在写出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逃亡故事的“脱北者”们脸上,我也没读到什么尊严。没有,没有读到,我只读到绝望、愤怒和死亡。
  
那么,尊严在哪里?在哪里?哦!在这里,你看阅兵式主席台上那个罗圈腿的矮胖子,他面对山呼万岁的人群,脸上却流露出一种上天主宰般的冷酷与不屑,对了,这就叫“尊严”。是呀,巴黎有凯旋门,他就要修个比它还大的,据说这就叫“尊严”;美国有华盛顿纪念碑,他就修个比美国还高的“主体思想塔”,据说这也叫“尊严”。这种“尊严”我似曾相识,对了,在希特勒脸上,在博卡萨脸上,在萨达姆脸上,在齐奥塞斯库脸上,在波尔布特脸上,在阿明脸上,我都看到过类似的“尊严”。
  
对了,这个浑身绑满炸药的乞丐,到处讹诈说:谁不给我钱和粮食,我就发展核武器!发展洲际导弹!对,据说这叫“尊严”。为了换来资金发展军备,“亲爱的领导者”从国外换来核垃圾埋在这个人间天堂里造福他那最最幸福的人民,这也可以算“尊严”。“亲爱的领导者”还把西方国家无偿援助救灾的牛肉,撒谎说成是“慈父领袖的慷慨馈赠”,这也许也可以叫“尊严”。对呀,多有尊严哪,举世罕见的尊严!
  
有人说,朝鲜以一个小国,居然不屈地对抗住了美国的压力,可见,太阳们是有尊严的。对,太阳们确实很尊严、很体面。不过,这个有尊严得出奇的国家的《劳动新闻》的社论却是这么说的:“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有能力让汉城在一小时内变成一片火海!”瞧瞧,太阳们的尊严,对“美帝国主义”的恫吓,竟然是建立在“让汉城在一小时内变成一片火海”、拿全体南北朝鲜族人民的生命做人质的基础上的。可是,汉城变成火海,关美国什么事?于是,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的“美帝国主义”,一听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汉城会变成“火海”,立即吓得瑟瑟发抖,退缩了,露出了“纸老虎”的本性。瞧,太阳们不是很有尊严吗?
  
至于活骷髅般的妇女,萝卜头似的儿童,他们,什么都不算,因为,“亲爱的领导者”说了,没有他,人民就不过是“一堆没有头脑的肉体”(【注】《金正日语录》:“如果没有英明的领袖领导, 群众就等于没有大脑的肉体”)。因此,和“亲爱的领导者”的尊严比起来,饿死三百万“没有大脑的肉体”算什么呢?和“用主体思想照耀全人类”的宏图伟业相比,再多饿死些人又算什么呢?最好饿死一半,次好死三分之一,再过多少年,又是2000多万?对,这就是各国太阳们的逻辑。
  
当然啦,太阳们的确有尊严,因为无论饿死多少人,太阳们也不会瘦下来一斤肉。有尊严的“亲爱的领导者”从来不为吃什么发愁,你看,虽然他号召他那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人民进行“苦难的行军”,但他自己却和他的父亲一样肥头大耳;你看,他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脑满肠肥的太子开心愉快地跑到日本去开洋荤,仿佛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从没有过饥荒。他们确实有资格谈论“尊严”。
  
那个罗圈腿、一头自然卷的太阳,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个戴眼镜的矮胖子。这个超人的儿子,自然也是超人。据“欣欣向荣”的国家声称,他于1942年出生在朝鲜民族心中的圣地——白头山天池。但是,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却戳穿了这一谎言:1941年,“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被日寇击溃,逃到了苏联境内,从此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苏军第38旅中度过,并且在苏联结婚、生子。可是,他那小太阳儿子,却怎么会出生在白头山天池?莫非老太阳是一只候鸟,到了季节就飞到白头山产卵?小太阳继承了老太阳的权势和威仪,但和他那总是笑容可掬的父亲不同的是,这个家伙总是毫无表情、面无血色。不知为什么,他这付面孔总是让我联想起恐怖电影里的吸血僵尸。在这个人人面带菜色、甚至发生人吃人惨剧的“欣欣向荣”的国家里,他那臃肿的身材本身就令人啧啧称奇。而且,他还是个超级美食家,在赴俄访问时居然一口就尝出了俄式大餐中的“保加利亚腌黄瓜”不是保加利亚原产的。据说,身材清瘦的肖伯纳有一次参加宴会,坐在他旁边一个臃肿的贵妇人挖苦他说:“呕!我一见到您就知道世界正在闹饥荒。”“而我,”肖伯纳回答道:“一看到您就知道闹饥荒的原因。”
  
不知为什么,这些一直自诩为“大无畏”的“英雄”的太阳们,都那么惧怕搭乘飞机。即使到远隔半个地球的外国访问,他们也宁可乘坐乌龟般爬行的火车。不,这可不是一般的火车,而是日本制造的防弹装甲专列,而且在专列前一定距离还有另外一辆机车开路保护,目的是防止火车遭到地雷或炸弹的袭击。2001年8月,这列乘坐大无畏英雄的铁甲列车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驶向莫斯科。当太阳的列车驶过他那赤地千里的国土时,正在荒地里刨食的那些面黄肌瘦、战战兢兢的臣民们停下来,惊恐不安地注视着太阳的列车……
  
假如你去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你会为它首都的美丽赞叹不已。据说这个城市有“公园中的城市”的美称。它地跨大同江两岸,市区依山傍水,美丽如画,宽阔的街道,雄伟的广场,整齐的住宅,富有民族气息的公共建筑,显示著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化都市风貌。街上绿树成荫、秩序井然、空气清新,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女警察,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你会陶醉,你会感到这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市。可是,当你准备独行的时候,你就会被阻止,因为,你看到的那些高楼大厦因为没有电梯,人们不得不气喘吁吁地爬上几十层高的家中;那些宽阔的街道没有几辆汽车,而又不允许骑自行车,人们就只好用双脚到达一切地点;那些漂亮的女警察与其说指挥“交通”,不如说在街道上跳舞,因为除了“公仆”们的几辆进口车以外,这大街上空空如也;那些商店什么都不卖,货架上的“商品”只是供展示给旅游者使用,那些“顾客”从这个门进来,过过眼瘾后又从那个门出去,然后再来一遍……是的,一切都在做秀,一切都在演戏。这个“公园中的城市”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波将金村,远远超过了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建造的犹太城市特莱西恩施塔特(注:特莱西恩施塔特位于捷克境内,是纳粹德国为了欺骗国际红十字会而建立的所谓“犹太城”,里面专门挑选几万名年轻健壮的犹太人向国际红十字会检查人员展现他们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在表演几个月后,这些人全都被送到灭绝营)。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自由的波将金村。这里不允许国内人口的自由流动。跨道、市、郡,甚至于合作农场之间的人员相互往来,都必须获得当地社会安全部门的批准,就连串门走亲戚也要持有单位的通行证和安全部门的许可证。除了党政机构组织的活动外,个人是根本不能从外地进入波将金村的。党政机关干部和波将金村的村民,到外办事或探亲,也要特证并获安全部门的批准。
  
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波将金村。这里不允许人们收听、收看外界的广播、电视,所有的收音机、电视频道都是焊死的,只准听太阳们的训示。就这样,“亲爱的领导者”用手捂住了人民的耳朵、眼睛、嘴巴,这里面黄肌瘦的人民,还在向满面红光的外国旅游者高唱《全世界羡慕我们》,引来哄堂大笑。
  
这是个永远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秘密的波将金村。在这里,你得不到任何一项经济指标的真实情况。在这里,永远只有“今年×××产量比去年增长20%”之类的数字,而无法知道今年究竟是多少,去年是多少。在这里,连马铃薯的产量、生产了多少米布,都算是最高国家机密,更不要说统计有多少人死于饥饿了。对,什么都是秘密,什么都值得保密,这个波将金村就靠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保持着自己统治的魔力。
  
这是个跟得上时代脚步的波将金村。2000年,那个“亲爱的领导者”来中国访问,参观了联想集团,回去后就下令全国要实现“人人免费上网”的宏伟目标。对,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亲爱的领导者”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吗?不是显示了“亲爱的领导者”知识多么渊博、多么勤奋好学吗?不是证明了“亲爱的领导者”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是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吗?不是说明了这个童话般的国度还是那么“欣欣向荣”吗?
  
这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波将金村。一个人均收入仅为400美元、2000万人口(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多?)、一年GDP仅为80亿美元的蕞尔小国,竟然豢养着一支110万人、位居世界第五的庞大军队。为了供养这支军队,“亲爱的领导者”动用了国际援助的、用于救济灾民的粮食和药品。据说这支军队特别有战斗力,扬言“只要最高司令官一声令下,就解放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还可以“让侵略者有来无回!”他们忘了,一九五○年,这支被“侵略者”打得溃不成军、抱头鼠窜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付出了三十七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才起死回生的,否则世界上将根本不存在这支军队。
  
他们太健忘了,于是他们拒绝中国参加200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50周年纪念,有段时间在他们的战争记录中、战争博物馆中只字不提志愿军的贡献,仿佛他们自己真的是一支钢铁雄师。于是,一九九九年,最高司令官一声令下,南北双方在黄海交火,结果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再次被弄得灰头土脸、一败涂地。除了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以外,这个波将金村还豢养着三百多万的秘密警察、特务、民兵,用于疯狂的对内镇压。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公仆”队伍,享用着比一般“主人”高得多的供应和伙食,却可以随意殴打那些饿得半死的“主人”。
  
这是什么样的童话?对,只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里才会有的童话。在对赤身裸体的皇帝发出“多美的衣服啊!”“多漂亮的料子啊”之类赞叹的人群中,我默默期待着那个说“可他什么都没穿啊!”的小男孩的出现。终于,公元一九九七年的二月,这个小男孩出现了,他叫黄长烨,是劳动党中央书记、党的首席理论家和自给自足哲学的设计师。他途经北京投奔韩国后透露,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因饥荒死了300多万人。
  
一股逃亡的潮流立刻席卷了这个童话般的国度。在韩国、在中国东北、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处都是从这个人间天堂逃出来的人群。尽管“慈父”下令抓到逃亡者一律要在锁骨上穿上铁丝枪毙,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那些高唱着“全世界羡慕我们”的人们逃亡的决心。于是,一些特别特别关心爱护人民的“左派”出现了,他们大骂这些逃亡的人是“软骨头”、“叛徒”。对,这就是“毛左派”,他们实在太热爱人民了,他们实在太有骨气了,他们眼里,你不跟着独裁者饿死,你就是没骨气、就是叛徒。
  
我真不明白,这些口口声声“为了人民”、高谈阔论“全人类的解放”的人,为什么对这个“欣欣向荣”国家里人民的悲惨遭遇竟然会这么无动于衷,竟然会这么熟视无睹。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的?你去过那里吗?你相信那些叛徒、西方国家和爆发户般的旅游者的妖魔化吗?你被美国洗脑了吧?”是的,我承认我没有去过那里,我也不可能去那里,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去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里饿个不成人样才能诅咒独裁者吗?难道我们必须从奥斯维辛煤气室、焚尸炉里出来才能诅咒法西斯吗?难道我们必须从南京大屠杀的死人堆里钻出来才能控诉日本侵略者吗?至于“妖魔化”,我只是反问,在这个连马铃薯产量都算最高国家机密的地方,除了外电报道、逃亡者的自述和旅游者的见闻,我们还能有别的什么信息途径呢?至于“洗脑”,我实在想弄清楚,我这个十年以来连一个美国人都没见到、一本美国小说都不读、一分钟美国之音都不听、一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的人究竟是怎样被万里之外的美国人“洗脑”的?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些终日为独裁者唱赞歌、张口“人民”闭口“群众”的家伙,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人民的死活,而只是想把人民的利益当成自己手中挥舞着的,为自己瞒天过海、盗名欺世的道具,想把人民的尸体当作自己攫取权力的阶梯。“亲爱的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和威仪,让他们眼馋得发疯,让他们嫉妒得要死。每一个暴君的垮台,每一次自由的胜利,都使得他们如丧考妣,都引得他们发出疯狗般的狂吠。他们多么想成为中国的“亲爱的领导者”啊!他们多么想把中国人民也调教成那个童话国度的人民啊!他们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吗?他们是“左派”吗?不,不是,用一个最恰当、最适合的名词形容他们就是:“假左派”。他们不是左派,因为左派决不会对人民的命运这样漠不关心;他们也不是右派,因为右派是无法容忍这种对自由的彻底剥夺。他们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人”,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他们是一群人面野兽!
  
暴君总是想阻碍人民获得自由,他们总是幻想能用手指遮住太阳,能用双臂挡住大海的波涛,他们从来就不惜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而干出一切最卑鄙、最龌龊、最肮脏、最残忍的勾当。但是,人民要获得自由的钢铁意志是不可能被任何人阻挡的,人们迟早会觉醒,迟早会明白:不是被暴君砍下头颅,就是砍下暴君的头颅。人民注定要踩着暴君的尸体奔向自由,暴君欠下人民的血债注定要用暴君的血来偿还!
  
“巴比伦城啊!伟大的城,坚固的城。一时间,你的惩罚就要来临了。”(《圣经·新约·创世纪》)
  
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修改于二○○五年六月九日

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

   前    言
  
  本来这个帖子不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而是我的另一篇文章《愿历史不要简单地重复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第六节《不可避免的政治衰败》中的一段话。由于当时写的时候只是第六节的一个引子来使用,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个别论点和语气还有待推敲,因此一直没有作为单独的文章发表过。后来我看到了读者李贽给我的建议,他要求我把这段话作为单独的文章重发一遍。我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本人对极权主义这种特殊的独裁形式的思考,因此我在原文基础上,认真地进行了修改。
  
  不过,必须说明的的是:把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分开看待这个观点,并不是我发明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不过,他在该书中仅仅做了一个区分,并没有很细致地描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危害等等。
  
  由于本人掌握信息范围的限制,本文一定有不足或不全面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对于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我将会认真吸收,并对本文予以修改和补充。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平时所讨论的独裁制度其实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简言之,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
  
  极权主义不同于奴隶制。奴隶制度下,奴隶们虽然也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没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随时被奴隶主当作工具一样转卖甚至处死,但是奴隶们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此外,社会上还存在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而在极权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空间都被剥夺,理论上连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像奴隶制下的平民一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地位仅次于头号极权主义者的人也不能幸免。
  
  极权主义也不同于独裁的另一种形式:威权主义。威权主义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威权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威权主义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威权统治下,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允许人民的意志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例如:威权统治专制时代,很多不愿在官场沉浮的人可以选择隐居,农民在交纳赋税和徭役之后有权决定自己在田里种什么,一些看破红尘的人可以选择出家,人们有权决定自己一天做什么、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休息,大多数时候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居住地,等等。然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权利都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梦幻。
  
  极权制度可以看作人类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暴君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的桀、纣,罗马帝国的尼禄,沙皇俄国的伊凡雷帝等等。但是,这些暴君并不能被称为极权主义者,他们虽然残暴不仁,但他们的力量却有限,即使在其统治的帝国内,也存在他们力量不及的统治真空。而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电报、电话、广播、汽车、火车等现代化技术的发明,以及热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导致了三个重要后果:一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导致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区域,无论是深山老林还是偏僻小镇,那种所谓“山高皇帝远”的统治空白地带已经不复存在,一切尽在统治者的掌握之中;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力差距迅速扩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其不利于被统治者的变化,原来的大刀长矛对镰刀锄头变成了飞机大炮对镰刀锄头;三是信息手段对普通人民的使用,导致人们不得不每天聆听统治者的貌似公正的训示,接受经统治者精心伪造、阉割而具有明显导向性的各种信息,潜移默化中消磨掉反抗意识,有些甚至成为统治者的卖力走狗。在这三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统治者有组织的武力反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这个国家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并且在现代化面前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就极容易导致极权政体的建立。因此说,极权主义是某一个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彻底奴役;而极权主义者则是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超级暴君”。
  
  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三个客观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具备成熟的公民社会,个体权利意识尚未觉醒,民主、自由等意识尚未深入人心。出现极权主义的国家要么从未经历过民主而一直处于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下,要么虽勉强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根基很不牢固。二是这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深重灾难,人民生活困苦,一部分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当然,比起“救世主”们带来的灾难,这种“水深火热”也就不算什么了),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三是这个国家刚刚遭受过外来侵略,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据此产生出一种畸形的民族自尊心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巴黎和会上被迫割让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和担负巨额的战争赔偿,并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协约国为了不让德国东山再起,还通过各种条约限制德国军备,并把莱茵河以西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德国军队不得驻扎德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巨大损害,民族自尊心被强烈伤害。不仅如此,在随后的20年代,短短10年内,德国又先后遭受了三次巨大灾难:1923年法国、比利时联合出兵占领鲁尔工业区;“奔腾式通货膨胀”;1929年遭到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生产下降40%,全国6000万人口中有800万人失业,而且这次危机持续了4年之久,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虽然经过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是德国专制统治的根基容克集团和军阀势力却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各种专制思想还颇有市场。由于德国的民主制度恰恰建立在这种动荡、贫困、失败、愤恨交织的基础上,真可谓生不逢时。一些比较负责任的大党如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敢做出很有把握的摆脱危机的保证,民主制度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德国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倾向于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带领他们摆脱危机,这就给纳粹党这个极端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党以坐大的机会。由于纳粹党本来就是个极端的小党派,正欲借危机爬上权力顶峰,并且从未执过政,因此它的领袖希特勒不但不必像其他执政党一样承担以往灾难的重负,而且反而可以以此为契机,对群众信口开河地许诺。纳粹党的纲领是符合当时德国大众胃口的:一是主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满足了主张强权的专制主义者的胃口,而民主主义则因软弱无力而信誉扫地;二是慷慨许诺,拍胸脯保证将带领德国摆脱危机,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让失业者有工作,满足了下层群众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三是鼓吹狂热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满足了德国人的畸形民族自尊心的要求。正因为这三点,希特勒被德国民众视作救星,纳粹党在不到十年中从一个几百人的阴谋小团体变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最终导致希特勒攫取政权,建立了极权主义统治。这就是法西斯式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虽然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这个改革很不彻底,大量农奴制残余被保留下来,农民生活比起西欧国家来极端困苦。当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沙皇俄国却刚刚开始工业化的进程。沙皇尼古拉二世长时期宠幸佞臣拉斯普京,弄的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沙俄军队骄横而无能,在和新崛起的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时惨败而归,被迫割让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给日本,并丢掉了在南满的全部势力范围,这导致一向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传统的俄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大受挫伤,沙俄军队的声誉一落千丈。1905年圣彼得堡的工人和普通市民向沙皇和平请愿,却遭到武装镇压,死伤一千多人;随后全国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革命。虽然1905年革命以失败告终,但这表明:沙皇的统治已经不得人心,民众对水深火热的处境已经极端不满。1914年,沙皇又把俄国拖入到一场没有希望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沙皇军队的无能又一次体现出来:人员大批死亡或被俘,大片国土被占领。帝国主义战争进一步恶化了俄国人民的生活,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俄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1917年在首都圣彼得堡市民由于饥饿首先爆发了二月革命,随即蔓延到全国,沙皇的统治转眼间就崩塌了。沙皇统治崩溃后,国家权力陷入真空,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接替沙皇执政的临时政府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组成,这个政府一开始就缺乏一个正常的政府所具备的全部权威:工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基本上不予合作;军队基本上由沙皇的将军、贵族们指挥,不听调动;有些将军还在密谋发动叛乱;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地组织群众进行示威。临时政府处于来自“左”的和“右”的夹缝中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城市的口粮供应更趋紧张,人民处于饥荒状态中。临时政府不得不派出武装征粮队去争夺农民的粮食,又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特别是,看到协约国胜利希望和期待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的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不久前还在瑞士感叹“这一代人是看不到革命的”列宁秘密返回国内,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夺权斗争。他抓住士兵渴望和平,工人渴望摆脱饥荒,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士兵的热烈拥护。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工人和士兵发动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除了遇到军事学院学生和妇女营的微弱抵抗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阻挡地就夺取了政权正如一位回国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权力就静悄悄地躺在大街上,等我们去捡。”实际上,“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不现实的,不过是群众的幻想。例如说“和平”,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在没有进行周密的谈判之前就让俄国军队解除武装,使得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更多的领土;而各地进行的政权拉锯战,中断了城乡物资流通渠道,中断了农村地区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加剧了城市的饥荒;而采取生硬的办法瓜分地主、富农土地给农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贵族和富农们的抵制与反对,他们藏匿粮食、宰掉牲畜,不但加剧了饥荒,而且组织起白卫军,使得国家在内战中又多煎熬了4年,直到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开始分赃时,俄国还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国内战争;而且,贫农拥有土地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就全盘集体化了。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高举的“和平、土地、面包”的旗帜,一个也没有兑现。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没有获得胜利,结果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并当场枪决了数名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后,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还在一起共同执政,不久因在布列斯特和约上发生争执而取缔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一党独裁的体制就此形成了。不过,我认为列宁主义本身还是相当民主的,虽然他采取了很多使得国家走向极权主义的方针,但我还是相信这些方针是在内外交困下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并且列宁在政权巩固后不是剥夺人民权利,而是取消了很多极端过火的措施。例如:取消余粮收集制,取消肃反委员会不经审判就杀人的权力、取消了“红色恐怖”,实行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显然不是极权主义者的做法。而接替列宁的斯大林,则是以列宁的学生和捍卫者自居,在与托洛茨基夺权的斗争中利用列宁的威望为自己争得不少分,从而成了苏联的最高主宰;接着他又利用人民对新经济政策的拥护,击败了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季诺维也夫等人;等到主要反对派威胁一结束,他就立刻“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利用俄国人民迫切改善生活的愿望,开始了全盘集体化、工业化;斯大林统治的确立,标志着苏联走向了极权主义。这是斯大林式,也就是社会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
  
  与我国新疆地区接壤的临国阿富汗本是一个封建的内陆国家。1973年,首相达乌德在苏联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查希尔的统治,并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自任总统并奉行亲苏政策。但是达乌德本身是个民族主义者,因此他对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日益壮大的势力感到担忧,于是在1977年宣布实行一党制,阿富汗共产党被解散并禁止活动。这引起苏联极度不满,1978年4月27日,苏联支持阿富汗共产党发动“四月革命”,推翻了达乌德的统治并取得政权,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是阿富汗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三派:温和的“旗帜派”、激进的“人民派”和更加极端的毛派“火焰”组织。“火焰”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小宗派,没有什么实力,主要的争斗在“人民派”与“旗帜派”间展开。“人民派”领袖塔拉基取得了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并出任总理,“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则出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人民派”的阿明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人民派”占上风。虽然两派都亲苏,但相比之下,“旗帜派”更温和一些,采取的措施不那么极端;而“人民派”则在上台后就采取了激进的政策向宗教势力、部族势力、地主势力四面出击,引起了这些人的武装反抗,阿富汗内战从此打响。与此同时,“人民派”内部塔拉基与阿明矛盾激化,苏联支持塔拉基。但1979年9月14日,阿明反而发动政变推翻并杀害了塔拉基,自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阿明从此对苏联日益疏远,频繁与美国接触,这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因此,1979年12月27日,苏联派特种部队打死了阿明并入侵阿富汗。阿富汗被苏联占领了10年,原已存在的部族武装、宗教武装、地主武装纷纷以抗苏名义招兵买马,并在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虽然使苏军蒙受巨大损失,但连年的战争破坏了阿富汗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基础。1991年苏联解体后,阿富汗共产党政权苦支了几个月,于1992年春季崩溃。由于出现权力真空,原来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立即显露出争权夺利的军阀本性,他们割据一方、横征暴敛,杀戮不止、腐败盛行,使得阿富汗遭到了比苏军入侵时期更大的破坏,阿富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极端的伊斯兰宗教头子奥马尔率领一批宗教学生军塔利班以“保护人民”的名义,得到人民支持并迅速壮大,并于1996年攻入喀布尔掌握了政权,随后建立起极端的塔利班宗教恐怖统治。这就是宗教极权主义,也叫神权极权主义的形成背景。
  
  其他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也都无一例外地符合极权主义产生的三要素。受到日本殖民掠夺而亡国、又在内战中饱受蹂躏的朝鲜,受到法西斯荼毒的阿尔巴尼亚,被郎诺集团压榨和依附于美国的柬埔寨,被巴列维王朝腐败统治和依附于美国的伊朗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是民主国家,人民都遭受了长期的苦难,民族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上述三要素是在极权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在满足了三要素的情况下,假如这个国家恰好出现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救世主”来,他们既有非凡的头脑,又保留着人类原始暴力的思想,那么极权主义的产生就将不可避免。
  
  因此可以说,极权主义者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必然性催生“救世主”,偶然性让潜在的“救世主”找到自己的位置。极权主义者确实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人民的选择。极权统治者一般依靠社会底层苦难深重的群众的拥戴上台,政权稳固后就胁迫其他社会成员、剥夺他们的权利。这种剥夺是逐步的,被剥夺者的范围由小到大,被剥夺的权利由少到多,直至所有人的所有权利都被剥夺。极权统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当时社会一部分群众的,因而被赋予神圣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实际上却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目标往往是统治者人性阴暗面的肆意释放,是狂妄的,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极权统治者让群众忍受苦难,付出牺牲,则被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极权统治下,群众必须承担无穷无尽的苦难,而统治者则开出一个个令人兴奋却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一般长期遭受苦难的民众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情结,正是这种情结催生了宗教。这恐怕是极权主义最早期的表现形式。宗教本身不能给人们带来所承诺的天堂,因而宗教的特点,就是强调现世受苦,来世超生。宗教本身包含了一些人们长期生活形成的共识,因此宗教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起到调节、缓和人们之间矛盾,建立社会规范的作用。但是,宗教决不能与政权结合,凡是政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时代,都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神权政权合一的时代,中国的太平天国时代也是如此。但是,这些神权政权合二为一的古老政权,还不能被叫做极权主义,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具备产生极权主义的技术条件。
  
  二十世纪是人类现代化突飞猛进的年代,但是技术进步程度与社会文明的积累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对于一些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后现代化国家被动地接受了现代化,但公民社会没有随之自然、稳固地发育成熟,落后的观念难以被扫除。产生极权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国家。对此,我的思考是: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国家会产生文化与技术的不均衡发展,技术(特别是武器、交通、通讯等统治工具)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人们的文化(这里讲的是广义的文化,包含道德、思想、社会制度、公民社会发育的成熟度等等)发展却滞后。这种非均衡性导致了超级暴君的出现。而作为现代化的“发动机”,西欧和北美国家,公民社会发育得非常成熟,文化的进步先于技术进步,二者之间基本上是均衡发展的,即使国家政权陷入危机或倒塌,那么公民社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牢固根基就会凸显出来,因而也就避免了潜在的极权主义者获取民众支持而上台执政,从而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就指出:“暴君通常是作为人民的公仆出现的……在最初的日子里,一般说在初期,他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要人们相信他根本不是暴君,对个人和社会都作出很多承诺……”当我读到柏拉图的这段话时,我简直惊诧万分: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柏拉图,是怎么知道二十世纪才出现的极权主义者的品行的呢?
  
  
  二、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
  
  
  原西班牙国际纵队成员、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政治幻想小说《一九八四》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在极权主义者“老大哥”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状况。可以说,这本小说简直就是一切极权主义国家的写真集。书中“老大哥”的那几句名言是一切极权主义者奉若神明的统治真谛“谎言就是真理”、“无知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奴役”、“战争就是和平”无论极权主义者以何种噱头登上政治舞台,无论极权主义者们如何赌咒发誓自己不是“以往任何形式的统治者,而是人民公仆”,但分析起来,任何一个极权主义者都无法摆脱“老大哥”的影子。因此我认为,奥威尔在揭示极权主义的真实面目方面所做出的功勋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也许有些读者并未读过这本书,那么我就以典型的极权主义纳粹德国作为例子,总结一下极权主义政体的主要特点。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上台后不久就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并以此为借口驾祸于德国共产党,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旋即把除纳粹党外一切党派宣布为“非法”,实行一党独裁。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4年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称:“西方民主制度太腐朽了,多党制与德国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必须禁止一切政党蛊惑人心的宣传。”随着多党制的被禁止,德国国会也就变成了纳粹党一家的讲坛,成为一枚为纳粹政策涂脂抹粉的橡皮图章。我们可以得出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制造借口,迫害异己,取消民主,公开独裁。这是极权主义者们上台后最迫不及待要做的头等大事。
  
  极权主义者上台以后,一般都会找到一个口实声称群众的利益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然后依此使国家进入一种“准战时”状态,公开剥夺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希特勒上台不久,就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宣称德国“受到威胁”,停止了德国宪法中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款。法西斯特务机构可以不经法定程序任意逮捕、审讯任何人,无数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普通德国公民被投入集中营进行迫害和屠杀,仅1933年,就有60万德国人(占当时德国人口1%)被判处了100万年的徒刑。此外,法西斯还发明了举世首创的个人档案制度,每一个公民一生的主要政治言行和个人简历、社会关系都被记录到这份档案中去,为法西斯培植党羽和迫害进步人士提供依据,为了充实这些档案,法西斯还到处物色告密者这种方式被以后的极权主义者纷纷效仿。这是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对人民进行无所不至的严密控制、毫无顾忌地践踏人的一切权利、彻底剥夺人民的自由。
  
  为了更便于奴役人民,极权主义者通常很愿意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因而必须竭尽所能美化神话自己,将自己吹嘘得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把自己描绘成人类一切美德与力量的化身。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极权统治者都善于玩弄装神弄鬼的把戏,大兴个人崇拜之风。例如希特勒,他自称“元首”,制定出一套具有神秘宗教氛围的、复杂的崇拜仪式,并通过造谣机器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人,并开动一切力量煽动人们对他本人进行崇拜。当时德国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到处充斥了他那留一撮仁丹胡子的肖像,上至政府要员下至普通的农妇,都必须向他本人的肖像宣誓效忠,甚至连少年都必须在希特勒画像前宣誓。这种由国家机器出面煽动的崇拜氛围很容易引发集体癔症,因此整个纳粹德国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个人崇拜史。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三个特征:装神弄鬼,制造歇斯底里的个人崇拜,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使得全体人民在癫狂的情况下失去自己的怀疑权、思考权,完完全全地变成依附于统治者个人的顺从工具。
  
  为了使得群众更加俯首帖耳,极权主义者必须寻找一个敌人,把这个敌人描绘成张牙舞爪的吃人魔鬼。因为恐惧而产生对强者保护自己的愿望是人类的本能,也并不罕见。例如很多家长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通常会用“再不听话,我就不管你,鬼就会来把你抓走”之类的话来吓唬孩子(我小时侯就常听大人这么说),这时孩子往往因为恐惧而顺从。极权主义者就抓住了人民这种心理,很擅长于编造这种“恶魔”的故事来吓唬人民。在纳粹政权时代,这个“恶魔”就是犹太人。虽然德国犹太人在德国定居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了,而且大部分已经溶入德国社会,但由于犹太民族善于经商的本领使得犹太人往往比一般德国人要富裕一些。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法西斯正是利用这种客观差别,把犹太人描绘成一种可怕敌人和毒蛇猛兽,制造“犹太人是社会寄生虫,是德国人民最可怕的敌人,随时准备控制和出卖德国”的谎言,并把德国人民的苦难归咎于“犹太奸商的盘剥”,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和二战中遭到的新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的叛卖”,以煽动起德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1940年,德国法西斯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提出了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的方针,此后五年时间里,法西斯建立了数百个集中营,策划了数千起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动,多达600万犹太人在法西斯屠杀中遇难,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四个特征:制造一个虚拟的敌人,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强化自己“人民保护者”的形象,又转嫁了因统治者自身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无能而使得人民遭受苦难的罪责。
  
  一切极权主义者都非常惧怕自由思想的传播,因此他们全都是文化和知识的摧残者。纳粹德国始终把钳制人民思想、愚弄人民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上台后就开始大规模地焚烧书籍、压制知识分子,包括爱因斯坦等一大批德国科学家被迫离开德国,包括马克思、海涅等德国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被查禁和焚烧,大量珍贵文献被付之一炬。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以后,也立刻把波兰知识分子和犹太人同时列为“最后解决”的首要目标。知识分子作为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一般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当极权主义者开始剥夺人民权力时,知识分子往往会产生怀疑。因此极权主义者最痛恨和讨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不是根据极权主义者的要求获得知识的。特别是从事哲学、历史、文化等人文学领域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是具有本身已经形成的善恶标准,即使表面屈服于极权主义者的淫威,但内心深处总是有“异端”的想法的;二是能够识破极权主义者的种种骗术,能够依据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分析出极权主义者所炮制的种种谣言的可信度,进而可能会动摇极权统治的根基。由于极权主义本身就建立在暴力和欺骗基础上,暴力害怕良心、骗术害怕知识,极权主义者把从事人文领域研究的知识分子视做自己的心腹大患,因此这部分人往往得到极权主义者的格外“垂青”。极权主义者一般首先拉拢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如达不到目的就迫害;即使有拉拢过来愿意为极权主义者效犬马之劳的,也还是不放心,时机一成熟还是要想法消灭掉,这种消灭片刻不会停止,直到极权主义者死亡。而理工类的知识分子由于一方面知识面大都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知识不多;另一方面极权主义者还要依靠他们掌握更先进的杀人武器,因此他们处境要比人文类的知识分子好一些,只要不公开反对极权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往往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和待遇。极权主义者们对群众都无一例外地采取愚民政策,这种愚民政策有的是不许老百姓获得知识,有的则是直接插手教育,利用教育灌输谎言、培养自己的忠实奴才,为此,他们不惜侮辱人类文明、侮辱先贤,而对自己“大树特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五个特征:绞尽脑汁地扼杀思想、摧残文化,公然践踏文明,愚弄人民。
  
  极权主义者为了便于把人民分而治之,都非常喜欢把人民人为地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以挑动各个等级之间互相仇恨,互相争斗,削弱人民反抗力量。纳粹德国鼓吹其伪科学种族优越论,声称雅利安人是“世界最优秀的种族”,而斯拉夫人、黑种人则是劣等民族,是“天生的奴隶”,犹太人和吉朴赛人则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必须“最后解决”。德国法西斯还通过了《种族法》,明文规定“低等种族”不得与“高等种族”通婚,否则要判处徒刑;混血人则要受到各种歧视。这样,法西斯制造出一种理论,把社会分裂成三六九等,追求所谓的“出身纯洁”还必须上查三代。当然,他们把自己放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别人则被放在被奴役、被屠杀的地位。极权主义者为人民划分等级的理由是近乎荒谬的,有的依据种族,有的依据信仰,有的则依据家庭经济状况。他们把因这些理由而产生的客观差别强化,而不是致力于使之缩小或消失,造成社会的裂痕。由于人类自身还处于幼年时期,人民对和自己有差别的人群总是心怀敌意,即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极权主义者们的这种挑唆很容易引起人民中大多数的共鸣。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六个特征:尽一切可能把社会分裂成若干个森严的等级,拼命煽动各个等级间的互相仇恨与歧视,让他们彼此进行无休止的争斗、以达到削弱群体力量和分而治之。
  
  极权主义者明白人的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给人民灌输什么样的信息,人们就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当人类实现了信息现代化以后,舆论工具对人民的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极权主义者就把控制舆论工具、扼杀新闻自由当作一项重要手段,以便于他们对人民进行类似邪教般的精神控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宣布整个国家的舆论工具都归他领导,凡是对纳粹有些微词的报刊电台一律取缔。全国的舆论工具都变成了为法西斯服务效忠的喉舌,整天谎话连篇、造谣生事,普通德国人民没有任何途径获得外界信息,所知道的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要么就是经过精心阉割的一面之词。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这也是一切极权主义者们信条。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七个特征:控制舆论、编造谎言。极权主义者都是靠欺骗维持统治,因此他们片刻离不开撒谎,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而制造信息铁幕无疑是谎言不穿帮的可靠保证,因此所有的极权国家都想尽一切办法堵死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途径:有的对收听、收看外国广播、电视的公民处以重刑,有的干脆焊死收音机和电视机频道。
  
  极权主义者始终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础之上的,他们的杀戮之剑不仅要落在人民身上,还会落在极权主义者同伙的身上,只要这个同伙被认为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或是为了取悦于新的同伙而干掉旧的同伙。例如,在夺权之前希特勒就网罗一批头脑简单的学生、对社会怀有仇恨的流氓无产者、生活无着的退伍军人以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冲锋队组织充当自己的打手。由于法西斯本身就是由各式各样的野心家、迫害狂、精神变态者组成的,他们在镇压人民、血腥独裁方面完全一致,但他们内部之间则有不同的利益,因此他们免不了要进行一番狗咬狗般的撕咬。1934年6月的“长刀之夜”,希特勒对冲锋队发动突然袭击,为希特勒攫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冲锋队长、同性恋者罗姆毙命,整个冲锋队领导层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八个特征:一切极权主义国家,在都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轮又一轮残忍的清洗,最终往往是最无人性、最卑鄙无耻、最狡猾的极权主义者胜出。对于这一点,柏拉图也预见到了,他说:“某些曾帮助独裁者登上高位的有影响的人物,开始在公开的场合以及私下的议论向独裁者表示自己对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的不满……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暴君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光,最后变得一个朋友不剩,一个敌人也不剩,尽管有些人还有一点用处。”
  
  不能说极权主义没有一点优越性。由于极权统治者彻底地奴役了所有人,因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完成极权统治者的一个或几个目标,从而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极权主义上台的初期,往往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投群众所好,能够调动一切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以往政权无法解决的一个或几个社会或经济问题,这也是民主国家无法做到的,因而看似具有某些“优越性”,实际上是为了获得进一步的威望,以为让群众迷信自己、交出一切权利和自由做铺垫。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人民群众必须付出千百万人的血和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在极权主义者眼里就像是踩死一只小小蚂蚁那样不值一提,因为人命和鲜血在极权主义者看来是最廉价的成本。这种骗术并不稀罕,其实世界上形形色色大小骗子之所以能够得逞,秘诀就在于初期给你点甜头,再骗得你血本无归。为了得到极权,极权主义者给群众的许诺和甜头是就他们付出的必要诱饵。从群众吃上诱饵开始,极权主义就带领他们走上一条奴役之路。德国法西斯在执政期间也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就是纳粹德国时期修建的,在纳粹德国期间德国的失业率下降,工业生产速度变快。这也是纳粹们所津津乐道、大肆吹嘘的。然而,这种“成就”是建立在对犹太人的剥夺、对各国人民的侵略和掠夺基础上的。在纳粹德国期间,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工、掠夺被占领国的资源始终是法西斯各项“成就”的基础和支撑。但是由于法西斯控制了舆论,很多真相人民无法了解,因此这些事例似乎也证明极权主义能够给人民带来好处,进而增添了极权主义者的神话色彩。这就是极权主义者的第九个特征:先慷慨许诺,再想尽一切办法兑现其中几条作为诱饵,让人民得到甜头,以表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救世主”,并且解释说还有无数的承诺要兑现,但是群众必须……放弃某样权利,还必须……作出某样牺牲,还必须……忍受某些痛苦,还必须……感谢统治者,还必须……还必须……还必须……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咬了钩,再也无法挣脱,直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干净,而统治者则“忘记”掉了自己的承诺或找个“破坏分子”来当替罪羊,反正承诺是兑现不了的。
  
  极权主义者脑子里一般都有一个主观的进行社会重构的蓝图,有的是为了建立“种族纯洁”的社会,有的是为了建立“宗教纯洁”的社会,有的则是为了建立“道德纯洁”的社会。因此,极权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权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极权主义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的想法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民的愿望,这也是极权主义者能够夺到权力宝座的原因。但人都有弱点,一个最大的弱点就在于人们实际上并不喜欢劳动,直到今天,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劳动也还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成为一种乐趣”,而是为了谋生迫不得已的手段。因此,人们总是试图找到捷径,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和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人类现代化的动力,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极权主义者正是利用人们存在的这种改善生活迫切愿望的心理来达到目的的。前面已经提及,极权主义者总是利用苦难深重的劳动大众一步进入天堂的幻想,把自己装扮为救世主,而这个“救世主”拯救芸芸众生的手段,就是大规模的、翻天地覆的社会重构。极权主义者一旦掌握政权,往往就不顾一切地来实现自己的主观蓝图,这种社会重构通常会把一个国家变为人间地狱。这种进行社会重构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可以是宗教教义、可以是科学假说、也可以是某种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崇尚暴力,鼓吹一些人可以以“信仰”为理由不择手段地强制另一些人,直至鼓吹为了“信仰”而不受任何道义约束地杀人放火。一般人要杀人放火,特别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辜人民,不但要面临法律制裁的压力,也会首先遇到自己道德与良心的谴责。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却以所谓“信仰”的理由摧毁了良知的堤防,要人相信为“信仰”而杀人不是作恶而是行善,而且是“大善”非“小善”;同时,极权主义还制定了一套专门针对其成员的严酷“纪律”的强制来抵消法律的威胁,使他们除了跟着极权主义者干罪恶勾当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就会成为“叛徒”,受到最可怕的惩罚。这样一方面抵消了极权主义走卒们行恶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因此什么滔天罪行都干得出来。高度强制的意识形态化和大规模的社会重构,是极权主义的第十个特征。
  
  极权主义者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不仅仅表现在用意识形态奴化其国内人民,还表现在大力输出其意识形态。纳粹德国并不满足于德国的法西斯化,而且不断地干涉他国、扶植法西斯政权。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就急不可耐地向佛郎哥提供武器、金钱甚至直接派军队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最终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在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挪威还先后建立了法西斯政权或完成了政权的法西斯化。极权主义者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哪里有矛盾,他们就在哪里出现;不是去解决矛盾,而是挑拨是非、激化甚至无事生非;不是去维护和平,而是去挑唆仇恨与杀戮。不但是德国,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热衷于搞“输出革命”,甚至连穷的要命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也竟然声称自己是“最纯净的伊斯兰法的国家”,不断地培养和输出各式各样的伊斯兰极端宗教分子,这些极端分子在中亚国家、中国新疆等地大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也成为世界恐怖主义野兽们的最大巢穴。实际上,人类意识形态彼此存在差异,各有优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并且应当给人民自由选择意识形态的机会,因为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群众自然会做出选择。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意识形态选择的自由化,以及同一个国家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极权主义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绝对化,既不许本国人民背弃其意识形态,也对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采取歧视和不兼容的态度。对于一个不具备极权主义产生的三要素的外国的人民来说,极权主义者显然不是救世主,再加上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极端的、丑恶的和反动的,因此绝大多数外国人民不会选择这种意识形态。自认为神圣的极权主义者们不得不依靠暴力输出意识形态,以期待把他们近乎邪教般的教义强加给外国人民。因此我们可见:以暴力输出意识形态,这是极权主义的第十一个特征。
  
  极权主义者要进行社会重构,仅仅依赖意识形态的控制还远远不够。暴力才是极权主义者实现自己野心的最心爱的工具和统治保障。因此,极权主义者对内扩大警察、秘密警察、特务、准军事组织加强镇压力量,对外则疯狂扩军备战。一切极权主义者对杀人武器的研究都达到了痴迷的地步,集中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制造、发明更新、杀伤力更大的杀人武器,甚至全国饥荒、人民大批死亡的时候也丝毫不能影响其对杀人武器的热情。此外,极权主义者还利用其掌握的一切信息资源,向人们灌输战争思想,把战争与暴力描绘成浪漫史诗,煽动起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战争的崇拜,使其心甘情愿地充当极权主义者实现其统治世界野心的炮灰。此外,极权主义者还利用战争营造一种恐怖氛围,藉以把“通敌”的罪名加到反对者头上,使之既丢掉性命,也丢掉名声。在历史上,那些耿直的人虽然也会因触怒暴君而被杀害,但他们却可以在老百姓当中赢得声望。但是在极权主义时代,这些人往往被安以“叛徒、内奸、里通外国”的恶名,遭到深受极权主义精神控制的人民的唾骂。因此,德国法西斯一上台就提出要扩军备战,“要大炮不要黄油”、“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获取土地”的口号,梦想建立所谓的“千秋帝国”。柏拉图早就预言过极权主义者热爱战争的本质,他说:当暴君们的统治稳固下来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经常使公民卷入一个又一个战争,使他们感到需要有一个统帅……假如他怀疑某某人有思想自由或者反对他的统治,那么对这种人他就要以投敌为借口加以消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暴君必须经常利用战争来使大家不得安宁。”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十二个特征:穷兵黩武、疯狂备战,炫耀武力、美化战争。
  
  极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很多,但是由于篇幅原因我只能列举这么多了。我虽然仅仅是以德国法西斯作为例子,但是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是一切极权主义国家的共性。虽然极权主义本身还可以依据它们的意识形态细分为种族极权主义、神权极权主义和社会极权主义,但是所有这些极权主义,都一点不少地具备了我列举的十二个特征。
  
  
  三、极权主义的若干危害
  
  
  极权主义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最黑暗的政体,凡是极权主义肆虐过的国家,无一不遭到一场巨大浩劫,这种浩劫不仅影响到极权统治下的人民,也会影响到极权主义灭亡后人民的生活。它的危害有很多,其实我在“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一节中就已经提及了不少,这里我不再重复上述内容。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极权主义超出其统治时空的长远的危害。
  
  第一,由于极权主义是依靠一部分群众拥护上台的,它既有意识形态的无形枷锁,也有暴力机器的有形枷锁,还有一部分群众的狂热支持,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稳固性与严密性都达到人类几千年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它是不可能从内部被军事政变、革命或自由选举推翻的。极权主义者不会允许自由选举,而军事政变或革命,我们知道,任何革命都需要组织,这就需要存在一个组织的空间。即使在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之下,也毕竟有统治者力量所达不到的统治真空,因此军事政变的密谋和革命的组织,都有一定的空间。而极权主义统治下这种空间不复存在了,人们互相监视,彼此猜疑,任何抵抗都没有组织起来、发展壮大的可能。虽然有些人也会萌生不满而进行英勇的抗争,但是面对人类数千年来最为严密庞大残酷的统治机器,这种分散个体的反抗必然是有来无回。也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一旦确立,无论个人和社会怎样挣扎,都无法推翻极权主义,只有听任极权主义者的肆意奴役。人民无法推翻极权主义,这是极权主义的第一个危害。
  
  第二,由于极权主义无法从内、从下被推翻,那么极权主义政体的灭亡就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极权主义者的自然或意外死亡。由于其接班人不具备极权主义者的那种权威,同时由于民众(包括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自己)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普遍厌恶,导致极权主义逐步蜕变为威权主义。在伊朗、苏联、阿尔巴尼亚,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极权主义者培养自己的直系亲属做为自己的继承人,则这个继承人有可能承袭老极权主义者威势,被群众看作是老极权主义者的化身,进而使得极权主义政体有可能得以延续,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极权主义政体灭亡的第二种途径是国家被更强大的外力彻底摧毁,如纳粹德国、红色高棉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由于极权主义可以充分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捍卫自己,因此这种被外力摧毁的极权主义政体往往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血泊而灭亡的。极权主义的灭亡也伴随着人民的灾难与死亡,这是极权主义的第二个危害。
  
  第三,极权主义政体的基础是暴民专政。过多的苦难和社会不公会导致下层群众的暴民化倾向,产生一种甘愿玉石俱焚的反抗心态。此时,极权主义者就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煽动暴民的破坏情绪,允诺自己取得政权后就将带来幸福与公正。为了达到破坏旧世界的目的,极权统治者怂恿暴民的无政府主义,怂恿暴民践踏一切旧社会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不管这种规范是否有益于人民。极权统治者的出发点也许带有某些建立新秩序的成分,但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充分解放一种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任何制度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为代价的。爱因斯坦说过:“极权主义的最大罪孽之一,就是极权主义终结后留下的制度与道德的空虚”。由于极权主义者以社会重构的主宰自居,因此他们为了更有效地维持其统治,就怂恿人们砸烂旧时代遗留下的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规范。当然,人类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过时的、荒谬的社会规范往往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需要不断的革新。但是,人类本身也是一部文明积累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在生活中逐步积累起人类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给了人们以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秩序。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果实。然而极权主义者并不这么看待,在他们看来,凡是有利于其统治的,哪怕是罪恶,都是要大力美化的。例如,告密行为千百年来一直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但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告密第一次被赋予神圣的含义,居然成为了美德。而那些妨碍其统治的社会规范,哪怕是千百年人们所珍视的,极权主义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洪水猛兽。这样,人们势必会出现道德失范的状态。即使是极权主义灭亡之后,人们还要为极权主义导致的道德沦丧付出代价,为此,可能牺牲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
  
  第四,人类本身有服从和崇拜权威的本能,极权主义者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超级权威,无疑会得到一部分人的崇拜与服从。林肯说过:“你可以愚弄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可见,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极权主义者必然会得到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狂热崇拜与拥护。纳粹已经灭亡57年了,可是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却不乏其狂热崇拜者,甚至在深受纳粹荼毒的俄罗斯,也出现了一批不肖子孙把希特勒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而在法国前不久进行的大选中,极右翼的勒庞居然击败了左翼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投票,虽然热爱自由的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他遭到残败,但是勒庞仍然赢得了17%的选票。在极权主义者的尸首早已化作腐土时候,极权主义的阴魂仍旧久久不散,每当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极权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就会沉渣泛起,威胁着人类文明。
  
  第五,由于极权主义者实行的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面控制的政策,因此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极权主义者掌控之中。一般的独裁统治者尽管政治上独裁,但这种独裁仅仅限于政治方面,而无法延伸到学术领域,因此他们对于历史记录难以控制,或者无意去控制;但极权主义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精心篡改、伪造、阉割历史记录,毫无顾忌地消灭任何敢于真实记录极权主义者所作所为的学者,这就造成了极权主义时代历史记录的严重失真,除了溢美、歌颂、感恩之外看不出什么破绽。极权主义者每当做出一项罪恶决策之时往往要采取口授形式,避免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在不得已做书面指示时也尽可能使用代码。这就给后人们研究极权主义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很多极权主义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当中,缺乏具体详细的历史记载。这也给了很多极权主义的鼓吹者以可乘之机,进而蒙蔽后来的群众。
  
  
  四、对极权主义者的一些研究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者是一些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们深深理解权力的秘密,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总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歇斯底里的拥护与爱戴,这种状态半是麻醉,半是羡慕。同时,极权统治者也可以骗来绝大部分人的好感,并且把任何敢于怀疑挑战他们的人送进坟墓。人们在极权统治者的奴役之下,除了如醉如痴地爱戴统治者,或者是战战兢兢地生存下去,别无选择。那些歇斯底里的拥护者们甚至甘愿为这个“救世主”去送死,死前还感到无比幸福。从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我们发现了这些甘愿被奴役者死前喊的口号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极权统治者在人格是分裂的,他们往往表现为勇气与怯懦同在。他们可以完全掌握政权之前是大无畏的勇士,甚至可以做出最狂热的自我牺牲;而在攫取政权之后,则变为彻头彻尾的懦夫,用铁甲、地堡和特工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阿道夫·希特勒敢于在啤酒馆暴动时孤注一掷,却在攫取政权后藏到了地堡里;而斯大林曾在察里津勇猛作战,后来一生凡是出行都藏在铁甲列车中;萨达姆尽管处处冒险,但却非常害怕微小的细菌,以至于所有拜见他的人都必须进行细菌检查。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他们时刻害怕自己被敌人夺去生命,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巢穴构筑得天衣无缝,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潜在的敌人。
  
  极权主义者在精神上也是分裂的,在他们身上伪善与残忍并存。他们总是力图把自己描述成仁慈大度,特别喜欢别人用“慈父”、“大哥”、“大叔”等表示亲近的词汇来称呼自己。某些极权主义者在和人接触时甚至显得非常平易近人,让人觉得很亲切,例如著名的柬埔寨刽子手波尔布特就是这种人。但是,这些人全都无一例外地心狠手辣、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感谢上帝,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最终落到被审判的结局,他的政权也灰飞湮灭,残余的党羽正在接受正义的审判。无论审判是何种结局,那些刽子手都是死有余辜)。
  
  极权主义者很少能够拥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正常家庭。他们的家庭总是充满各种各样奇怪的不幸,有的终身不娶,有的妻子自杀,有的夫妻同床异梦。究竟是因为暴君们自己的偏执狂使得家人不和睦还是因为家庭的不幸加剧了暴君的偏执狂?
  
  极权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孤独的,他们如精神病人一样多疑。他们不相信朋友,不相信同志,不相信亲人,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是的,在这些超级暴君们眼中,能和自己相媲美的人一个也没有,值得自己信赖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虽然也有一些忠实的走狗,但他不但不相信他们,甚至还瞧不起他们。在这些超级暴君的眼中,这些人还不如狗值钱,因此他想抛弃他们时,他甚至通常让这些为他忠实服务多年的走狗们以最为屈辱的方式去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的走狗叶若夫了,这个帮助斯大林消灭了无数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斯大林亲自为他安排了死法:他不但是可耻的叛徒、帝国主义的特务,卑鄙的托派(叶若夫曾亲手把成千上万名“托派”送往地狱),而且还是个道德败坏的鸡奸者。
  
  极权主义者往往还具有某些艺术家气质,没有时代的客观条件,他们或许会成为不错的画家、作家和诗人。希特勒本人自幼就喜欢绘画,曾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在密谋策划一次次侵略战争与集体谋杀之余,他也不忘继续他的艺术探索。我曾经看过希特勒的一些绘画作品,如对新柏林的建筑构思,维也纳的风景画等等,颇有些天赋。撒达姆也不甘寂寞,最近也写出了一篇小说《芭比和国王的故事》,可惜这本书我们却无缘见到。历史上的暴君不乏艺术家和诗人,古罗马暴君尼禄在自杀前还慨叹:“现在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啊!”
  
  极权主义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来自人民之中。他们中很多人甚至年轻时都为解放苦难的人民做过许多事情,有时几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不能说他们是虚情假意的,有些甚至应当说他们还相当真诚,因为极权主义者取得政权之前,统治者们也往往是一个同样残暴不仁的独裁者,极权主义者们要取得政权,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牺牲。问题在于,极权主义者本身往往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甘为人民而做出牺牲,另一方面却在心理上凌驾于人民之上,狂妄自大,藐视一切。当苦难深重的人民把极权主义者当成救世主一样顶礼膜拜,授予他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极权主义者的狂妄就会变成杀人的钢刀。极权主义者先杀掉自己的敌人,再杀掉旁观者,第三杀掉自己的朋友,第四杀掉自己的同伙。每当杀掉一批人却引来其他继续顶礼膜拜人的喝彩,极权主义者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杀人是必要的神圣,对杀人会产生一种病态的快感,于是接着就会有下一批牺牲者。幸亏极权主义者寿命有限,否则我可以断言,极权主义者的杀戮机器将永不停止,直到世界上只剩下他自己。
  
  极权主义者往往出身贫寒,青少年时代他们往往受到过社会的种种歧视与家庭的伤害。我们不乏见到一些青少年罪犯,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来自于充斥暴力的家庭。这种伤害激起了他们的叛逆精神,不但叛逆家庭,而且叛逆社会。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酒鬼,喝酒以后就殴打妻子与幼小的约瑟夫(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约瑟夫在这样的家庭里养成了阴郁、暴躁、多疑和残忍的性格,这对他以后几十年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希特勒年轻时代流浪维也纳街头,生活无着,饱受白眼,强烈的自卑感转化为一种超乎寻常的狂妄自大。
  
  由于对权力的极度迷恋,极权主义者极少象我们平常人那样有友谊和亲情观念。对他们来说,来自平凡人的亲情完全是一种利用的工具。这其实并不罕见,在封建时代,独裁者们为了争权夺利,从来就不吝惜牺牲亲情。子弑父、妻杀夫、父灭子、兄弟反目、骨肉相残……这些被权力极度扭曲了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极权主义者秉承了古代暴君们的做派,因此表面上显得似乎很“不殉私情”,进而捞取到“大公无私”的美名。当我们谈论起极权主义者的家庭生活,切切不可以以常人的情感来衡量极权主义者。
  
  由于极权主义者可以伪造历史,因此极权主义者的个人生活表面上看往往是比较简朴的。有一些极权主义者确实非常简朴,这与他们的平民出身与对权力的迷恋超过了一切有关,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一些极权主义者则是伪装简朴,实际上无比奢华。例如奥马尔,在阿富汗这个哀鸿遍野、赤地千里的国度里,奥马尔却给自己的牲口也装上了空调;还有萨达姆,虽然他宣称他的国家已经因为联合国制裁而导致几十万人死亡,但是他居然还象发疯一样地为自己建造奢侈的行宫,据说多达89座;而金正日,他的国家连续八年发生饥荒,但他居然借外债来为自己祝寿。是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在这些极权主义者眼中看来算什么呢?
  
  极权主义者不象威权独裁者那样喜欢敛聚财富,他们死后往往没有给家属留下什么。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极权主义者本身就不具备我们平常人所具有的家庭观念,他们对自己的家人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情感;第二,极权主义者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像极权主义者那样的随心所欲,恐怕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都难以做到,极权主义者还何必再敛聚小财呢?
  
  
  五、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什么样的专制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极权主义国家的,也不是任何独裁者都可以称得上极权主义者。迄今为止世界上仅仅出现过三种类型、十个极权主义国家:一是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就是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1936~1945年的军国主义日本;二是社会极权主义国家,包括1930~1953年的苏联,1975~1978年的柬埔寨,1945~1985年的阿尔巴尼亚,1945~现在的朝鲜,1979~2003年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三是神权极权主义国家,包括1979~1991年的伊朗,1996~2001年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也仅仅出过11个极权主义者(朝鲜出现两个),他们是希特勒,天皇裕仁,斯大林,波尔布特,霍查,金日成、金正日父子,萨达姆,霍梅尼,奥马尔。
  
  这十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社会极权主义国家竟然有六个之多,占到总数的60%(伊拉克的萨达姆所实行的是一种叫做“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把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因此可以勉强将其列入到“社会极权主义”中去)。即使不算伊拉克,那么标榜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也达到一半左右。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就武断地把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等同看待。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当然不同意他们这种肤浅的划分。这是因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权主义国家,例如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被称做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享有相当的自由度,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只能算做威权主义国家;而斯堪德纳维亚半岛那些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更谈不到极权主义,反而它们是民主与人类进步的范本。第二,即使被列入极权主义名单的这些国家,也不是个个都永远维持极权主义的,例如斯大林死后不久,苏共二十大就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国家随之演化为威权主义;红色高棉的统治被越南的军事进攻推翻以后成立的韩桑林谢辛洪森政府,也不能说是极权主义的。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呢?
  
  但是,西方学者们的指责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的。由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很多年内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模式,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采取了移植苏联模式的做法。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来替代私有制,把个人所有制当作一种罪恶来批判。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权,完全将一切社会财富垄断于国家手中,这就使得人民客观上处于一种弱势状态。
  
  假如这个国家具备了极权主义产生的三个必要前提(即: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自由与民主意识尚未深入人心;经历长期不公正而导致人民生活困苦;不远的以前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那么一旦出现了极权主义者,这个国家就极易演化为极权主义,而群众是无力抵抗的。
  
  由于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因此社会主义者很容易走上对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全盘否定的歧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很透彻,但是由于他个人精力的限制,导致他只得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为主要研究方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讲的不多;并且马克思生活于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资本主义确实是非常野蛮的,而且整个欧洲大都还处于君主专制之下,民主还处于相当脆弱的幼年阶段。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受到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更多地阐述依靠暴力取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传统阶级构成正向两个极端演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泾渭分明、尖锐对立。在那个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的年代,资本家只有通过对劳动者的过度压榨,以及减低福利和劳动保护等一切开支才能获取超额利润;并且,那个时代人类自身的思想状况还相当原始野蛮,因此资本家一味依靠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不在劳动保护方面给予任何支出等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进行剥削,并广泛使用暴力和屠杀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因此,在那个时代,只有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暴力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反抗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杀戮机器一旦启动,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它就不会停止;而终止杀戮机器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要么是公民社会刚刚孕育的国家(俄国),要么就是根本不知道公民社会为何物的亚洲国家(中国,柬埔寨),总之没有一个拥有成熟的公民社会。而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西欧典型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这样,暴力之剑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失去了约束,从而为这些国家走向极权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控制提供了前提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中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之多的原因。不过,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容易产生极权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其他变种容易滋生极权主义。
  
  
  六、公民社会:极权主义病毒的防火墙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俄国、德国、阿富汗以及东方国家这些文化不同、国情各异的国家的那些事情,在英国和美国却没有发生?为什么东欧国家移植了斯大林制度,却没有走上国家对公民的全面控制?这些国家会不会受到极权主义威胁?难道这些国家仅仅是凭借幸运躲过了极权主义的劫数?在思索了很久以后,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这些国家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时产生出了足够抵御极权主义病毒威胁的、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租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二十世纪初,英美等国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而德国的公民社会,则建立在黑格尔的“社会应服从国家”的理念基础上,因而社会力量弱于国家力量。而俄国则刚开始孕育公民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化面前这些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即便是拥有公民社会的德国,也由于遵循国家至上的理念,使得公民社会在攫取了国家权力的法西斯主义面前而表现得有气无力,更不用说俄国和中国了。
  
  总体来说,就公民社会的发育而言,西北欧及北美强于中东欧,而中东欧强于俄罗斯,俄罗斯又强于东方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欧各国移植苏联制度之前,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恰逢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演变为威权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没有走向国家对社会、对公民的全面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是幸运的。但朝鲜、柬埔寨这些国家的人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了。
  
  政客们总是试图从人民那里偷走更多的权利,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特别是在国家遭受危机、群众普遍有不安全感的时候,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们总是蠢蠢欲动。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现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潜在极权主义者妄图偷走人们权利的一个绝好例子。1950年~195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当时美国战后经济萧条、失业加剧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以及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引起一些人担心“共产极权”会渗透到美国的情绪,接连不断地炮制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消息,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在此期间,麦卡锡分子不但焚烧“危险”书籍,迫害左翼人士,甚至连一些跟政治不相干的人也难以逃脱被怀疑“同情共产党”的厄运,遭到非法传讯、监视和恫吓,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其表现已经直逼当年的希特勒。然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很快做出了反应,越来越强烈地抵制了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对自由的无耻侵犯,最终导致麦卡锡身败名裂。一个美国式的、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就这样溃败在公民社会的面前,而“麦卡锡时代”则作为一种耻辱而载入美国史册。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一时间,“新麦卡锡主义”仿佛又死灰复燃。此后一段时间,一些以反恐怖为名的措施、法律纷纷出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具备了极权主义的一些特征:一个无所不在而又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部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一个笃信依靠暴力重构世界秩序的蓝图,一种自认为优越的意识形态,一堆以反恐怖为名限制自由的法律……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美国并不会演变为极权主义,因为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掀翻任何一届政府。目前的公民社会,准备为自身的安全牺牲掉一些权利,然而当它意识到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本国的政客,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清除掉他们。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发育,但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抵御极权主义病毒的程度。中国是否会再走到极权主义的梦魇中去,取决于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腐败行为是否能够得以扭转,经济是否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台湾问题是否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是否有一个足够狡猾、狠毒并且具有个人魅力的极权主义者出现。如果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形发展,那么,等待中国和世界的,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
  
  
  七、俄罗斯轮盘赌:下一个轮到谁?
  
  
  在从二○○一年到二○○三年短短的两年内,有两个极权主义政权被消灭了。转眼间,全世界只剩下金正日这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还在苟延残喘。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然而,贫困、苦难和不公正依然遍地存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腐败和实际的独裁依然充斥着大多数国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在制造着民族仇恨和极端民族主义。在某些国家,新极权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已经分崩离析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则虽然频频制造暴力事件,但其纲领却相当温和,因此这些组织很难发展成为极权主义政权。那么,下一个轮到谁?我注意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这个国家已经具备了极权主义产生的一切土壤:一个腐败、专制而又声誉扫地的政府;一个基本上还处于封建阶段、人口中有70%是文盲的臣民社会;一群人均寿命只有52岁,人均收入不足一百欧元的苦难人民;以及来自想称霸南亚次大陆的庞大邻国印度的干涉。从1996年开始,这个国家的毛派游击队就开始扩大影响,到目前为止已经拥有20000名武装成员,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建立了政权。
  
  尽管我是社会主义者,也认为被压迫者武装反抗压迫者有理,但尼泊尔毛派游击队却是一个从目标到行动都非常激进和残忍的组织。它奉行的是为了夺取政权不择手段的纯粹暴力原则,靠绑架人质、抢劫平民作为经费来源,对胆敢不响应其罢工号召的工人施以酷刑甚至处决……假如这样一个组织夺取了政权,那么等待尼泊尔人的,将会是类似红色高棉那样的屠杀。
  
  只要贫穷、愚昧与不公正还存在,只要公民社会还没有发育成熟,极权主义的出现就如同俄罗斯轮盘赌那样不停地持续下去,直到有一个不走运的国家恰好碰上了那颗实实在在的子弹。不要认为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噩梦不会重现,在不断抠动扳机的俄罗斯轮盘赌面前,总会有人难以幸免。
  
  
  八、先发制人:极权主义就是战争
  
  
  极权主义的奴役本性,决定了它除了对内的杀戮,还意味着对外的战争。一旦有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产生,那么这个国家将马上进入军国主义轨道。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无论大小,都把扩军备战当作最重要的目标。除非这个政权还认为自己尚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否则,战争就不可避免。
  
  因此,只要一个国家演变为极权主义政权,爱好和平的人们就无论如何不要指望避免战争,决不能姑息养奸,或者幻想靠妥协、退让来换取和平。对此,人类已经有深刻的教训: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随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为了维持所谓的和平,英法等大国幻想靠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因而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得到了希特勒的“这是德国最后一次领土要求”的保证后,兴冲冲地对着舆论界挥舞着那份一钱不值的《慕尼黑协定》宣布:“和平即将来临!”然而,《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法西斯军队就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利用捷克发达的工业为自己的扩军备战服务,大大加强了法西斯的战争潜力。
  
  早在1935年,现代波兰国家的奠基人毕苏斯基就曾针对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气焰的日益嚣张,提醒英法对德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消灭掉法西斯德国羽翼尚未丰满的军队。遗憾的是,英法把此建议看作是奇谈怪论而未予理睬。人类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痛代价:仅仅四年以后,法西斯就发动了世界大战,6000万人成为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的牺牲品。假如当时毕苏斯基的建议能付诸实施,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本是可以幸存下来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以奴役人类为目标,仅仅按自己的意愿依靠暴力重建世界秩序的极权主义者们来说,他们对战争的渴望已经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此时任何妥协与退让,甚至袖手旁观都只会鼓励极权主义者们的战争野心,并在实际上增强极权主义的力量。
  
  极权主义就是战争!无论极权主义者做出任何爱好和平的宣传与赌咒,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能予以相信。袖手旁观就是犯罪,民主国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先发制人地把极权主义消灭在孱弱阶段。
  
  然而,很多时候,能够给人们的选择不是“好”与“坏”的选择,而是“坏”与“更坏”的选择。先发制人的主张,却又给了那些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以侵略别国的口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极权主义与霸权主义这两害而言,只有取其轻,才能使人类的前途变得不至于最坏。因此,我主张一方面坚持对极权主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另一方面,也要与霸权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九、结束语:并不光明的未来世界
  
  
  事实上,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如同病毒一样到处都会产生。但潜在的极权主义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需要合适的环境和条件的。幸运的是,有些地方存在合适的土壤,但没有够格的潜在的极权主义者来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而有些地方有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但绝大多数没有找到适合的土壤和环境,因而他们就自生自灭,沦为历史的匆匆过客。然而,由于人类自身仍然处在一种幼年阶段,理性的认识和人道主义的光辉并不能照耀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各种不公正和暴力到处存在,因此这种侥幸总会有不走运的时候。一旦极权主义的病毒找到了合适的宿主,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另一场灾难。
  
  令人忧虑的是,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实在是太快了,快得人类思维的发展和道德的提高赶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大规模杀伤武器不断扩散,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因此,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极权主义阴云,不是越来越淡薄,而是越来越稠密了。
  
  一种全新的技术融入我们的生活,总会打破以往的宁静,引起人们的种种混乱,并向我们多年以来遵循着的道德体系、法律体系提出挑战,甚至引起它们的崩溃。这种崩溃的结果,往往导致国家政权出现紊乱甚至崩溃。那么,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存续下去的唯一希望。但是看看全世界,除了西欧、北美和澳洲以外,并没有多少国家和地区真正进入公民社会阶段。况且,即便是那些具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国家,谁能保证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否一定能够赶得上技术发展的脚步?
  
  假如朝鲜的极权主义者找到了一种方式,可以不断地克隆自己直到千世万代;假如美国的某个技术寡头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在头脑中移入芯片而控制人的思维;假如伊朗的毛拉和恐怖分子们为了进行圣战而疯狂发射核武器;假如某个类似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的种族主义者找到了一种利用基因技术消灭其他种族的方式……那么,人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永远接受奴役,要么全部灭亡。
  
  也许有人会嘲笑我是杞人忧天,说这些东西都是好来坞科幻电影里才会有的故事,不能拿来当作考虑人类发展前途的依据。但是,我却不这么看,因为科学技术会如何发展,绝不是我们当代人才能预料到的。当诺贝尔发明炸药的时候,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发明的这些东西,竟然会被制成相对于火药来说如此威力强大的杀人武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如果不被道德约束,它会变成吞噬亿万人生命的可怕魔鬼。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的今天,唯一能够保证人类不灭亡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多的公正、和平、理性、宽容、善意、信任和人道主义。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剥削、压迫、仇恨和各种不公正现象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因此导致了无数次暴力和战争。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从石斧、木棍,发展到刀剑、枪炮,又到毒气和核武器。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以十亿计,而死于战争所引起的瘟疫、饥荒的人们,则不计其数。有历史学家做过统计,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八千年以来,全球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已经掌握了能够灭亡自己几十次的武器。东西方两大阵营剑拔弩张,虽然双方都慑于灭亡的恐惧而不敢首先使用这些武器,但任何一个小小的擦枪走火都可能引起“末日的审判”……
  
  这种恐怖的和平维持了四十年,人类非常幸运:掌握着最多核武器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类似希特勒或者是波尔布特那样的疯子。但是假如这场“冷战”没有被终结,那么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变化?人类命运得以扭转,全凭一个叫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十几年前,他站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响亮地提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论断,采取坚决的措施结束了这种“恐怖的和平”。然而可悲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米·谢·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把苏联带出危机,反而因为改革的步骤太急而导致全面的混乱,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解体。这导致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被当作无用之物而遭到某些“聪明人”的嘲笑,而冷战的对手美国则为自己赢得了冷战而趾高气扬这真是全人类的悲剧。也许直到人类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惨痛代价的那一天,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叫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曾经为人类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名为《日渐黄昏的极权主义》的文章,该文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预言极权主义即将灭亡,自由民主将全盘获胜。思考良久,我实在不能赞同该文的观点,因为极权主义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东西,只要它生存的土壤存在,那么极权主义的威胁就永远不会消失。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剥削与压迫,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贫困与苦难,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狭隘和愚昧,那么极权主义的阴魂就永远不会散去。唯一可以拯救人类的,只有以消灭剥削、压迫、愚昧、狭隘、贫穷、苦难为己任,以民主、公正、友爱和人道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而获胜的未必是人类。但愿我被当作忧天的杞人而被后人嘲笑。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二○○二年七月~二○○三年十二月
  

红星陨落之后——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作者按】这是一篇我早就想写,却迟迟不能如愿的文章。在我看来,苏联改革及其失败是人类历史中最令人遗憾的事件之一。如今,苏联解体已十二年了。这十二年来,我天天都在思考着: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竟会分崩离析?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发起的、原本有声有色的改革会最后一败涂地?为什么苏联共产党这个拥有两千万党员的百年大党最后会无声无息地死亡?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苏联解体永远是我心中的痛楚,客观地研究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前因后果,一直是我最强烈的愿望。其间有几次我曾经动笔,但每写个开头就无法再写下去了。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而是因为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结果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了。
  
  目前,国内外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研究、反思已经是页繁卷浩。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二○○○年的一项统计,十年中全世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类专题书籍一共出了大约二十多万种,约数百亿字,五花八门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话题比苏联解体更引人注目、更能激发人的思考了。不同阵营、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政治家、观察家、外交家、作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宝贵、丰富的史料,对此我也读了不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苏联改革的观点和看法。
  
  在此,我首先感谢“议宣”网友。他曾写了一篇文章《苏共垮台的原因是“极左派”搞政变》,里面的一些观点我不很认同。激动之余我写了一篇约一万字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作为回复。该文是完全凭借记忆而仓促作成的回复,并没有引经据典,一些事实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观点也未经提炼。但是,很多读者给予该文以热心的支持与期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笔名“八匹马”的读者,他在给我的回复中这样写道:“根据本文标题,似乎应该有一个精炼、准确的总结性概括,扼要阐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以及其对中国改革有何借鉴意义。这个结语很重要,希望能补上。”读者们这种求实求真的态度鼓舞了我,因此,我决定以该文为蓝本,将其重新改写为一篇比较全面地反映本人立场、观点和思考成果的文章。
  
  当然,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各种矛盾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鉴于本人的学识及理论水平的局限性,想在一篇文章中做全面分析是不可能的。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初步理清苏联改革及其失败的头绪;分析一下改革者的心态和困境。中国也在进行着改革,因此研究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目前形势下尤其重要。同时,我想通过此文驳斥国内一些不严肃、不客观的“学者”对苏联改革进行的主观臆断和故意歪曲;也对一些颇为流行的政治谣言和错误说法做出澄清。
  
          第一节:苏联改革进程综述
  
  首先要明确我的历史观。我认为人民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民心向背,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但是,有时一些精英人物和突发性事件也会对历史演进产生很大影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即开始了改革。改革的后果,现在我们看得很明显了:改革彻底失败了,苏联解体了,苏共瓦解了;经济崩溃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下降,犯罪率激增;苏联从世界第二强国沦为了一个地区强国,而且多半是靠苏联遗留下来的家当,特别是辽阔的疆域和核武器,才勉强保持如今的地区强国地位。因此,美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是错误的,这场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都一败涂地。当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人民有了多多少少一些发言权,仅此而已。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是以教训为主。某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总是美化苏联和俄罗斯这场失败的改革,把俄罗斯现状描述得一片光明。当然,还有一些人从另一种目的出发,把戈尔巴乔夫咒骂成一个钻进共产党队伍里的“特洛伊木马”,一个“第五纵队”头子,甚至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复辟的任务;〔1〕同时,他们还把苏联在改革前的情况描述得一片光明,似乎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是戈尔巴乔夫毁了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我认为:持上述两种态度的人,是一种缺乏起码的求真求实态度的胡言乱语。
  
         一、危机四伏: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形势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凭空出现的。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势呢?我认为可以用“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十二个字来概括。
  
  (一)经济危机。苏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长期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依靠对资源的无限掠夺和限制消费取得的高增长率,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济危机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局部短期危机,而是全局性的长期危机。主要表现在:
  
  ①苏联虽然号称“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经过七十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11〕但由于苏联实行控制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供给不足,经常需要凭票供应,暗藏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仅15平米,为西方国家50%;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4辆,仅为西方国家的17.50%。〔2〕
  
  ②苏联虽然拥有发达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术,但由于体制原因阻止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采用,平均转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国则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在现代技术领域,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3〕。虽然曾经有人提出了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观点,但该方案被垂暮的领导人长期束之高阁。
  
  ③民用工业品技术非常落后,音响设备、录象机、摄象机等民用电子产品苏联几乎都不能生产。〔3〕而能够生产的民用产品则质量低劣,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苏联工业产品也只有18%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4〕由于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苏联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赚取外汇,沦为原料出口国。〔6〕
  
  ④工业生产中浪费惊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断降低。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为西方国家的2.5倍,能源消耗为西方国家的1.5倍;工业劳动生产率却只为西方的四分之一。〔3〕在西方国家开展信息革命、进行以取得效益为目的的增长时,苏联却依然沿着追求产量的老路走,使苏联费尽力气实现的主要工业品“赶超”努力成果化为乌有。〔5〕
  
  ⑤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效率低下。虽然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7〕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农业中仅管理机关人员就多达300万人,超过了美国全体农业人口数量,〔6〕但苏联农业连年歉收,被迫花掉本来就是稀缺资源的外汇进口粮食,每年花费七十多亿美元,经济上捉襟见肘。〔8〕与此同时,苏联农用拖拉机报废率达每年12.5%,为美国的三倍;大批农作物因不能及时收割而损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粮食和33%的土豆因为保管不善霉烂变质,无法食用;〔4〕1980年,全国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盈利。〔9〕
  
  ⑥石油市场暴跌使得苏联在石油收入掩盖下的经济衰退显露。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七十年代已经丧失了潜力,但恰逢石油危机,石油储量丰富的苏联靠石油的大量出口缓解了经济衰退。但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石油价格猛降50%,低于苏联石油的开采成本,使得苏联为石油输出投资的大量输油管道成为无效投资,〔10〕苏联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经济上陷入绝境。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降为1.5%,甚至低于西方国家的3%,对于一直依赖高积累维持高增长的苏联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噩梦。
  
  虽说经济增长与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苏联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反映出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丧失了全部潜力。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危机是体制造成的,这为后来苏联改革急速转向政治领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二)政治危机。长期以来苏联实行高度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体系之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徒有虚名。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创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贻误了发展和改革时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国家的主要领导沉醉于带傻气的欣快状态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短短三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
  
  (三)信仰危机。苏联的党政不分的体制,决定了苏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岁月流逝,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人却心存疑惑:凭什么老一代人的选择在我们这一代还要延续下去?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苏联官僚国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信仰灭失,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愿意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是为了信仰,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则完全是为了钱。〔13〕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4〕信仰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真实地显露出来:在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14〕而 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仅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30〕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是苏共提倡“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因。在我国,有一些研究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弄乱了思想,这是不公正的。苏联人的思想早已混乱,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早已丧失,只是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暂时没有在桌面上表现出来而已。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不过是用“公开性”扯掉了那块掩饰真实情况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已。
  
  (四)族际危机。沙皇俄国是靠侵略扩张起家的,这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很多民族还处在部落阶段,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尖锐。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给苏联民族问题造成了很多欠账。随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压政策被相对的怀柔政策所取代,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五)国际危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长期以来都具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军事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苏联四处伸手,扶植亲苏政权和游击队,策划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即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不但给苏联造成了长期无法愈合的“流血的伤口”,每年花掉几十亿卢布,而且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给了西方制裁苏联一个大好借口。为抗议苏联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时宣布抵制该奥运会的国家达66个,占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占五分之二。
  
  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改原先美国的收缩战略,处处以强硬态度回击苏联的扩张,并且宣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而此时内外交困的苏联,再也无力应付,被迫进行全面收缩,最后认败服输。
  
  在当时苏联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通过克格勃搜集的情报,对苏联面临的危机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初见一些成效。但安德罗波夫很快因为病情恶化而不能视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赏的戈尔巴乔夫身上。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官僚—精英阶层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他上台后立刻停止了安德罗波夫的种种改革努力。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他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在他看来,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代表了已经意识到国家危机的官僚—精英阶层的意志,尽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对他带来变革,但归根结底是改革占了主流。
  
  必须说明,在缺乏民主的苏联体制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与否并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对比,而是取决于官僚—精英阶层的力量对比,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悲剧。不过,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样,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也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为无论如何,人民的一些情绪也会间接地在官僚—精英阶层中一些负责任的人中表现出来。
  
       二、对传统模式的最后一次挽救:加速发展战略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并没有进行大胆尝试,而是因循旧的传统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1985~1989年苏联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为1.9%,而改革前5年的平均值为1.7%。〔4〕这一点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警示》中可以看得出来。〔15〕然而整体来说,“加速发展战略”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戈尔巴乔夫的在整顿经济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大忌——开展反酗酒运动。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俚语:“俄罗斯人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俄罗斯人过度酗酒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罗斯文化之中。酒业的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资金进行军备竞赛,“不道德地”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15〕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酩酊大醉,仅首都莫斯科街头,每个冬天都要因为醉酒街头而冻死上百人。〔16〕戈尔巴乔夫开展反酗酒运动初衷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采取行政手段对付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群众不满、政府收入下降。戈尔巴乔夫知难而进,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反酗酒运动,三年内不但使得苏联政府减少了上千亿卢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由于反酗酒运动的失败和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上千亿卢布经济损失,以及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不但使“加速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些成就化为乌有,也使得改革者立场发生转移,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三、外交:从全面对抗到全面妥协
  
  前面提到过,里根上台后咄咄逼人的政策,已经使苏联力不从心,因此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把摆脱军备竞赛困扰作为主要大事,但此时尚是以对等裁军作为先决条件的。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改变了这种对抗。一个核电站事故,就造成了几千人死伤(实际死伤更多),大片区域遭到污染,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至今也未完全恢复,那么全世界五万多枚核武器互相发射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答案只有一个:人类的灭亡。戈尔巴乔夫开始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汲取了教训,迅速形成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开始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裁军。
  
  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角度来讲,“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无疑是积极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国力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支撑的苏联来说,“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等于在没有取得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就自己解除武装。苏联军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戈尔巴乔夫则抓住1987年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躲过苏军监控降落在红场这一令苏联国内舆论哗然、军方大大丢脸的事件,出奇迅速整治了军方,换上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从此军方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苏联加快了单方面、全面向西方妥协的步伐。
  
           四、民族主义:不祥的蛋
  
  和历届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苏联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朝令夕改、顾此失彼。
  
  民族主义势力借助“民主化”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而苏共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就是一种鼓励。此后,族际冲突、共和国与中央的法律大战、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遍地开花,不但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而且割断了各地经济联系,分散了领导人的注意力。最终,民族主义这颗“不祥的蛋”孵化出了怪兽,吞噬了苏联。
  
        五、改革转向: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由于经济改革的出师不利,导致戈尔巴乔夫把改革主要目标转向了政治领域。他认识到官僚主义、长官意志等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发展的迟滞和破坏作用。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17〕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倡导苏共一党制下的民主。公允地说,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他采取的措施确实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高明的政治家善于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甚至制造新的问题。民主化、公开性、权力归苏维埃这些口号和认识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改革,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让社会的演变按照一个稳定的轨道进行,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
  
  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桎梏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作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并且灌输臣民意识,抑制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难以获得较大发展。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因此,我认为民主性、公开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骤然放开,必然适得其反,引发政治狂热,从而为野心家粉墨登场提供舞台。
  
        六、联盟大厦的爆破手:叶利钦现象
  
  叶利钦原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后调任苏联中央建设部部长,口碑不错。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相识,基本上是工作关系,但双方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叶利钦对此铭记在心。〔18〕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将叶利钦调任中央书记、后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后,很快显现出了其激进平民主义倾向,和群众一起排队购物、访问贫苦、抨击特权腐败、对干部进行大换班,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叶利钦的激进主义矛头很快转向了苏共中央,特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1987年10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猛烈地抨击了苏共中央改革进程缓慢,并点名批判了利加乔夫的工作作风,立即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央委员的迎头痛击,不久就被解除了相关职务。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下台后把他打发到卢旺达或者巴巴多斯去当大使,也许叶利钦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继续让叶利钦在中央任职,而且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仍然是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在下台后,叶利钦在一切场合都痛陈苏共统治的腐败堕落、压制民主。是的,这些不是空话,这些都存在,再加上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清除,因而叶利钦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称号。作为体制外的破坏者,叶利钦不必承担苏共沉重的历史负担,为了争取权力不惜做出最不切实际的慷慨许诺,因而又赢得了“激进改革家”的称号。从此,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斗争贯穿以后的苏联改革,直到苏联解体。
  
  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排挤出政治局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在联盟中央层次挑战戈尔巴乔夫。在一半是良心、一半是野心的驱使下,叶利钦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斗争武器,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得支持。他利用当时苏联人民对苏共的失望,利用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困境,慷慨许诺,痛陈时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他凭借充满不切实际的许诺竞选纲领和对苏共的尖锐指责,于1989的苏联首次真实意义上的苏维埃选举中获得89.4%的选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从叶利钦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在当选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后,他根本就不关心工作,而是成天忙于竞选;他提出的各种口号、做出的各种许诺,完全脱离现实,如表示要在两三年之内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还清内债外债等;作为中央委员,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从来都不对中央的国内外政策发表反对意见,在选举中却对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意见;他口口声声反对特权,但他自己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住房、医疗的特权。〔19〕可惜,当时的苏联人民没有足够的理性思考能力识破这个政治骗子。
  
  叶利钦就是靠着“激进改革”的幌子,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的墙角,在随后两年里获得一个个胜利,迈向了俄罗斯联邦的权力宝座。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泛滥的形势,提出要“给俄罗斯足够主权”的纲领,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中以535票赞成、502票反对,仅比法定票数多4票的结果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夺取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选举前戈尔巴乔夫曾采取说服代表的办法阻止叶利钦当选,但未奏效。叶利钦知道,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联盟存在,只要有一个苏联总统存在,自己的就不会有货真价实的权力。因此,叶利钦对联盟的维持三心二意,阳奉阴违,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并以俄罗斯联邦为根据地,逐步蚕食、架空中央权力。1991年6月12日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击败了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支持率高达57%。叶利钦获得如此高的选票,说明了当时俄罗斯大部分选民已经被叶利钦的“激进改革”口号所迷惑。上台以后,叶利钦以自己是民选总统自居,公开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蚕食中央权力,颁布非党化命令,并时常以苏联总统的合法性让戈尔巴乔夫难堪(戈尔巴乔夫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不是全民直接选举选出的)。
  
  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却非常笨拙。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的权术大师,其政治手腕是高明的;但作为他自己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下的新政治体系,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笨拙,在叶利钦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又不肯采取断然措施,致使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多年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回首往事时,终于醒悟了这一点。他说:“因此,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20〕
  
        七、大溃退:丢掉了东欧
  
  二次大战后,苏联根据雅尔塔体制将东欧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即把苏联制度移植到东欧国家。然而,这种大国划定势力范围、近似帝国政策的做法,始终无法得到东欧国家人民的认同。二战结束几十年时间里,东欧总是出问题。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发生过不少政治动荡,均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小步舞曲”式的改革努力均遭失败,普遍陷入经济困境,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例如匈牙利,1945年人均收入高于芬兰,但到1989年人均收入仅及芬兰的十分之一;东欧阵营中最富足的民主德国,与同一民族的联邦德国相比,生活水平差距也非常明显。
  
  东欧国家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是波兰,居民中有97%的人口笃信天主教。四十年中,这个国家大约每隔八、九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导致原来的党政领导人下台。到八十年代初期,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导致严重政治危机,几乎致使苏军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为避免苏军入侵实行了军管,团结工会表面上被镇压下去,但实际力量十分强大,其会员竟然占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比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势力还大。
  
  到了一九八九年,苏联改革逐渐陷入困境,加上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明显放松。这样,缺乏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不得不与势力强大的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商定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票未得,团结工会则几乎囊括了一切选票,政权转移到团结工会手中。
  
  波兰的巨变和苏联的暧昧态度引发了连锁反应。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纷纷发生和平演变,而罗马尼亚则是通过血腥的武装斗争完成这一进程的。其中,民主德国在一年之后就并入联邦德国。
  
  短短时间内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有些分析家认为提出了不少说法:西方和平演变论、经济未搞好论、新思维推波助澜论,等等。但是,这些原因只是东欧演变的外因,而根据唯物辩证法,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次要原因,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内因。那么,什么是东欧国家演变的内因?就是这些国家走上苏联体制,并非本国人民自愿的选择,而是作为大国的苏联强加的,并且对任何离经叛道者进行无情打击。例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开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试验时,遭到了苏联的入侵。苏联的强制是这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保证。
  
  东欧的迅速演变和随即产生的华约解体使苏联领导人目瞪口呆,但是鉴于阿富汗的教训,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采取军事入侵的手法进行干涉,只好全面溃退。对于很多持帝国倾向的苏联人,特别是军方来说,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东欧的演变也反作用于苏联政治进程,此后不久,苏联就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条款,苏联正式进入多党制时期。
  
        八、苏共的分裂:左右之争
  
  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主要政治盟友: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都逐渐远离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这些人都是改革派。但是,任何改革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那就是非民主国家的改革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避免更深刻的危机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动,官僚—精英阶层支持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既得利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们从改革的拥护者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另一些人则希望趁改革之机进行投机,攫取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国家却不必如此,因此他们每一次正常的选举都会导致权力更迭,新的统治者都会调整政策,从而使社会积累的问题得到经常性、制度化的解决,根本用不着等到问题堆积如山、“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的地步。
  
  戈尔巴乔夫痛苦地处于“极左”和“极右”的压力之下,并因为误判给自己增加了不少新敌人。不过请注意,当时苏联的极左和极右含义,与中国恰恰相反——叶利钦代表“极左”,保守官僚代表“极右”。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对着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自我掌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或者干脆牺牲掉改革者本人。这种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多次上演,此时唯一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终掌握全局,并借助人民的力量完成改革事业。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由于对改革态度、立场的截然不同,苏共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三大势力,绝大部分党员还是跟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的。1990年苏共召开28大的时候,三派斗争日趋激烈,会后虽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和新的党纲,但这个决议不能满足叶利钦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宣布退党。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还有有多达75%的代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直到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要与“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帜,然而为时已晚。由于苏联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普通群众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生活改善,因而开始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其中,多数转向支持激进民主派(“左”派),少数转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应者寥寥。群众的这种情绪分化在1991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可以看得出来,此次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8%的选票,雷日科夫获得17.29%,而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巴卡京只获得3.47%的选票。
  
  对于苏共的前途,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谓精辟。他说:由于过去只有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几乎全在苏共内部。多元化以后,苏共必然分裂。右翼激进派认同资本主义,其理由是西方国家生活好;左翼激进派要求回到过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后好。而余下的中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处境最为艰难,既要为过去的错误和今天的危机负责,还要建设无人建设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好是“左”“右”两个极端派都从苏共分裂出去,一般情况下只会有人退党,但党不会垮;除非各共和国没收苏共财产,宣布苏共非法。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九、戈尔巴乔夫的梦魇:赫鲁晓夫综合症
  
  戈尔巴乔夫一直有一个梦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发动了改革,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赶下了台,扼杀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时期,苏联很多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为另一个赫鲁晓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所警惕的问题。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是敌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敌人;而保守派也是敌人,但他们是谁呢?当年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些人,苏斯洛夫、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谁在公开场合表明过他们是反对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戈尔巴乔夫对来自暗处的敌人,必然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进行到1989年年底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如同走独木桥般左右平衡,时而支持左派打击右派,时而支持右派打击左派,以艰难地推进他的改革,同时艰难地维持苏共的权威。可以说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必背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派的沉重的历史遗产,又不是现实的掌权派,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鼓惑性和煽动性,很快争取到了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或者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局的动荡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处境更为艰难,支持率不断下降。1990年,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和社会持续动荡的影响,苏联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负增长的比例约为2%。煤矿工人成了叶利钦要挟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此外,叶利钦还公开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使得民族问题骤然紧张。戈尔巴乔夫只好来灭火,但是又在是否武力镇压方面优柔寡断。这是一个难题:要么,把改革淹没在血泊中,要么改革因国家分裂而失败。
  
  而保守势力则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关。要命的是,戈尔巴乔夫区分不出谁是真正的反改革派,谁是真正的改革派。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是光明磊落的,但是除了他们拉出队伍组织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以外,没有明确宣布加入这个派别的人难道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吗?戈尔巴乔夫始终无法挣脱赫鲁晓夫梦魇。
  
  利加乔夫是个正派而明白的人,他也没有反对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在具体实施、何种限度上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恰在此时,持极左派观点的列宁格勒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我们不能背弃原则》的公开信,公开反对改革。由于该信发表时恰好因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利加乔夫代理总书记职务,顿时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赫鲁晓夫第二”的梦魇。其实,利加乔夫并无此心,否则,历史的演化不是这个样子。利加乔夫可能认为“公开性”过了头,而且是“一边倒”,因此想借此机会平衡一下舆论,却没想到触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痛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立即从政治局清除利加乔夫,但把他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调为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仍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但随着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日益下降,利加乔夫实际上被架空了。苏共28大上,利加乔夫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仍然投票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
  
  至于雅科夫列夫这个人,我一直觉得这个“灰衣主教”观点有些奇怪,直到读了他的《一杯苦酒》。从这本书看来,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彻底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念的人。国内有些研究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执行的是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我看有些欠妥。的确,二者某些言论有相似之处,但最重要的区别是:戈尔巴乔夫至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但雅科夫列夫显然不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一直致力“重建”“革新”社会主义,而雅科夫列夫却仿佛对“社会主义”这个词有刻骨仇恨;戈尔巴乔夫至今肯定十月革命的选择,认为全盘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是不正派的,〔25〕而在雅科夫列夫眼里,苏联有的只有罪恶,能获得的只有诅咒。当然,我也不认为雅科夫列夫像某些人臆断的那样是“美国奸细”。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个貌似“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人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并信任他,显然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误。例如,1988年立陶宛独立运动高涨时,戈尔巴乔夫曾派雅科夫列夫去了解情况,结果雅科夫列夫竟然鼓励了分离分子,令他们喜出望外。〔26〕回来后又撒谎说那里一切正常,并向政治局建议和波罗的海国家搞个邦联,遭到政治局的拒绝,〔27〕此后波罗的海独立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而1991年7月27日改革最艰难的日子里,雅科夫列夫宣称自己不相信苏共会革新,并确认“我们不幸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28〕,宣布辞去总统顾问职务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为叶利钦效力去了。
  
  为了摆脱“赫鲁晓夫综合症”和官僚—精英集团的困扰,专心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实行了权力重心由总书记向总统的转移。但是,这种权力转移进行得十分不成功,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最高苏维埃、政府之间机构重叠、职责不明,导致政出多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后,戈尔巴乔夫在短时期内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很多次人员还未明确分工就又改组机构,加剧了权力中心混乱。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失去了驾御全局的能力和清晰的改革思路。
  
        十、联盟中央被架空:俄罗斯的主权宣言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为了建设美好的生活在努力,那么鲍利斯·叶利钦则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忘我地破坏这种美好的生活。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这个人可以不顾一切。叶利钦明白,如果不架空联盟中央,他这个“总统”就是徒有虚名。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一降再降,但仍然有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应付联盟危机的唯一人选。在联盟层次,不但要看民意支持率,而且还要考虑各共和国的立场,而多数共和国领导人则是支持戈尔巴乔夫。这样,叶利钦始终无法在联盟层次与戈尔巴乔夫对抗,他转而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架空联盟中央。
  
  1990年5月30日,叶利钦刚刚当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就表示要俄罗斯获得主权。当然,他还为这种行为戴上一个光环:“只有共和国的强大,苏联才会强大。” 〔24〕接着,在激进民主派的鼓噪下,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主权宣言》,随即叶利钦处处宣称自己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不对联盟中央负责,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法律。这种公然闹独立的行为鼓励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叶利钦为了抢夺权力结成对抗中央的统一战线,亲自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分子打气,并且唆使俄罗斯联邦内的各自治共和国抢夺权力和中央财产,为车臣分裂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从此各国宣布独立成风,《主权宣言》漫天飞,苏联事实上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当然,联盟中央仍然存在,统一的军队尚未瓦解,各国人民要求苏联统一的呼声还很强烈,几十年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但是,在与野心勃勃的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地位极其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的博弈之中,早已被全面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戈尔巴乔夫毫无还手之力,处处被叶利钦等人牵着鼻子走。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人在研究苏联解体问题时,对俄罗斯主权宣言的通过所引起的联盟实际的瓦解重视不够。实际上,俄罗斯的独立在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其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十一、苏共的政治绝唱:《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苏共中央提议召开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7月2日,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做了《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报告。该报告驳斥了对改革的一些指责,但重申了“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党”的原则。这次大会上争论激烈,各种派别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措辞尖刻,气氛十分紧张。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进行了总书记的差额直接选举。结果,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即赞成票占75%的结果再次当选总书记。而进行副总书记的选举时,利加乔夫只获得了18%的选票而落选,伊瓦什科当选为副总书记。利加乔夫表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是策略性的分歧,而不是战略性的分歧。
  
  叶利钦则继续进行他对党的破坏活动,提出了要没收党的财产、追究反酗酒运动的责任、苏共解散在国家机器中的组织、还要求共产党改名等,他的报告引起了代表们的反感。戈尔巴乔夫要求叶利钦澄清其反党言论,于是叶利钦和“民主纲领派”要求退党。大会立即对撤消叶利钦的二十八大代表资格问题进行表决,结果94%的代表支持将叶利钦开除出党。
  
  苏共二十八大有失有得。所得是:多数代表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在完全民主的情况下投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通过了名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反映了多数苏共党员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苏共在危机时刻仍可以实现团结;将叶利钦从苏共队伍中清除出去,减少了党内激进民主势力的活动。而所失是:这次大会没有制订出应对危机的切实方案,而且苏共联邦化成为现实,削弱了苏共战斗力。
  
  对于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我国一些人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但多年以后当我重读这份纲领时,我却不这么看。首先,该纲领是在代表们民主表决的基础上通过的,代表了多数党员的真实意愿;其次,该纲领是苏共用自己一百年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写出的回顾、反思与期望,杜鹃啼血,字字珠玑,几乎每一行都凝聚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眼泪和心声。这是苏共留给我们的、永生不朽的精神遗产。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实现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恰恰是抛弃了这份纲领。
  
          十二、走向深渊:经济的崩溃
  
  由于政治狂热和各共和国离心力的加强,以及雷日科夫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雷日科夫宣布准备在1991年改革零售价格,并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结果造成全国的抢购风潮,囤积居奇现象严重),1990年秋天商店里商品匮乏,排队现象严重,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与购买力严重脱节。当时苏联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游行示威、辩论选举等活动,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形。这种政治狂热必然会影响到生产活动。当年,苏联国民经济下滑2%,1991年又下滑11%。经济的困境大大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1990年夏天,尚有56%的居民支持戈尔巴乔夫,而到了冬天,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比例只有13%。
  
  由于叶利钦已经控制了俄罗斯联邦,故经济改革纲领没有叶利钦支持是无法执行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激进民主派的非建设性再次暴露无疑。他们对雷日科夫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不屑一顾,另起炉灶由经济学家沙塔林制订了“500天计划”,要在500天之内过渡到市场经济,具体到每一天要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哪一天消灭赤字也规定得一清二楚。
  
  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他要把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500天计划”综合起来,提出了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总统方案”。然而,实际上,按照中国改革的实践来看,雷日科夫的方案本身就够激进了,而沙塔林的方案极度激进,因而貌似折中的“总统方案”实际上也是一个激进方案。戈尔巴乔夫本想通过折中两面都不得罪,但没想到结果恰恰是两面都得罪了,但相比之下雷日科夫更有涵养、更懂得负责,支持了总统纲领。
  
  1990年10月16日,戈尔巴乔夫签署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结果以356票赞成、12票反对和26人弃权获得通过。从这个表决结果来看,多数代表也是持折中立场的,希望经济稳定。但大权在握的叶利钦再次找茬,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总统纲领是“企图保持行政官僚体制”,“蓄意欺骗人民”,“无视1.5亿居民”等等,并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该纲领。由此可见,叶利钦这样的“激进民主派”根本不是什么尊重多数原则的民主派,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民主派。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回击,他说叶利钦“把涉及国家切身利益的稳定经济的纲领变成施展政治手腕的对象,”不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提出“实质上对立的调子、尖刻的言辞。”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破坏者本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遗憾的是他被他自己确立的“民主”原则束缚住了手脚,没有及时把叶利钦赶出政治舞台。
  
  同时,以雷日科夫为首的稳健改革政府遭到了激进民主派的猛烈抨击,一年中提出了六个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雷日科夫长期从事经济管理,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尽责,当时苏联经济出现的问题当然不能由他一人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在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和激进改革派屡屡找茬的情况下,他心力交瘁、满腹委屈,终于在1990年12月26日人代会上爆发,发表了措辞尖锐的回击,而后突发心脏病住院,辞去了总理职务。
  
  雷日科夫辞职后,戈尔巴乔夫又棋错一招:提名原苏联财政部长帕夫洛夫为苏联总理。提名此人作总理令苏联和全世界分析家感到奇怪,因为此人一向政绩平平,为人不正派,夸夸其谈,性格十分古怪。他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总理人选,尤其不能承担危机时期的总理工作。〔18〕果然,帕夫洛夫上台后不久就宣称要打击“影子经济”,于1991年1月23日建议停止1961年版50卢布和100卢布的大额钞票流通,结果不但没有打击“影子经济”,反而造成民怨沸腾,给激进改革派平白送去一份政治礼物;在激进民主派尖锐指责之后,此公的辩解更令人大跌眼镜: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他们掌握了80亿卢布,打算将这些卢布突然投放苏联,把苏联经济搞垮。〔23〕帕夫洛夫近似梦呓般的胡言乱语遭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嘲笑,就连克格勃也赶紧发表声明,表示不知道外国银行有此“阴谋”。〔18〕戈尔巴乔夫在这种危机时刻选用此庸人,真是致命的错误。
  
         十三、整顿秩序: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
  
  叶利钦的咄咄逼人及其蓄意制造混乱,使得戈尔巴乔夫逐渐转向强硬派一边。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促成了亚纳耶夫当选苏联副总统,并同激进改革派拉开了距离。整个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都在与激进改革派做斗争,直到“八一九”政变为止。1991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阅兵和群众集会,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消息表明,期间,戈尔巴乔夫甚至考虑过采取非常措施“解决”掉叶利钦等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关于非常措施的问题可能列入议事日程表。” 〔21〕
  
  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立场,遭到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坚决反对。其中,谢瓦尔德纳泽竟然在人代会上不同任何人商议突然提出辞职,并且呼吁:“民主派同志们,你们逃走吧,独裁正在来临……我要辞职,这是我个人的贡献,也是对独裁的抗议。” 〔22〕不久以后,雅科夫列夫也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相继辞职表明,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全部班底均已众叛亲离。
  
  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接近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对采取不流血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增添了信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签署新联盟条约,再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给拒绝加入联盟的几个小共和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加入联盟,解决好联盟分权问题,平息分离主义;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假如没有“八一九”事件,或许他可以成功。因为联盟的四个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是要加入联盟的,至少表面上不敢分裂联盟。
  
        十四、曙光一现:全民公决和新奥廖加进程
  
  面对气势汹汹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和联盟解体的危机,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慎用武力,以谈促变”的手法。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分离主义闹得凶,就派军队吓唬一下,让其收敛;同时通过谈判满足加盟共和国一些要求,保持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因为有些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领导人根本就不愿意进行任何谈判。野心家们一旦掌握了权柄,就不会主动让出丝毫。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都明确拒绝加入这个谈判。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杀一儆百。可惜,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么做,而是派出军队犹犹豫豫地进去,遇到对抗就灰溜溜地出来,实际上加剧了分离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倡议进行了题为“你是否赞成保留一个统一的、经过革新的联盟?”的全民公决,这也是苏联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根据公决结果,76%的苏联公民不希望国家解体,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是代表了人民意志的。
  
  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91年8月在莫斯科新奥廖加国家别墅与9个加盟共和国达成了“9+1”谈判,预定于1991年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在谈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初坚持不改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写为CCCP)的国名,但是遭到了俄罗斯等共和国代表的坚决反对。为了获得俄罗斯联邦,也就是叶利钦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只好妥协,定国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写也为CCCP)。这一点尤其要说明,因为国内有些材料里说戈尔巴乔夫是蓄意地毁灭苏联,因此“连社会主义也不要了”。其实,这是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统一所不得不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十五、转折点:“八一九”事件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新联盟条约签署前,叶利钦颁布了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企图强行将苏共排挤出国家机关。鉴于新联盟条约签署在即,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反击软弱无力。叶利钦进一步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强力部门领导人的职务。为了拉拢叶利钦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口头上答应了。但是该次谈话被克格勃窃听,成为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出于丢掉官职的担忧,克留奇科夫忙碌起来,8月17日,他邀请本来支持戈尔巴乔夫,但又对国家日益混乱局面忧心冲冲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拉上见谁势力大就跟谁的骑墙派总理帕夫洛夫,在克格勃秘密聚会地点“ABC”小屋洗蒸汽浴,形成了政变计划。随后,他们又召集了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八个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此外,参与政变的重要的幕后人物还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其实这些参与政变者,一直都是戈尔巴乔夫所信赖、倚重的人物。否则,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主席、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政府总理、内务部交给他们。在政变发生前,叶利钦等人都曾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发生政变,但戈尔巴乔夫根本不予理睬。
  
  但这个早就适应了苏共中央机关善于空谈的作风的密谋集团实在是太离心离德了,其政治手腕也相当拙劣。1991年8月18日下午,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参加了帕夫洛夫儿子返回莫斯科的晚会,两人喝得醉醺醺的,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到亚佐夫家里有要事相谈。于是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来到亚佐夫家里,克留奇科夫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可靠情报,民主派要发动政变。博尔金则说:戈尔巴乔夫中风了,无法履行职责,因此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29〕直到这个危急关头,对领导核心成员还要采取欺骗和愚弄的手段,怎么能不失败呢?从成立委员会开始,到政变失败,亚纳耶夫除了发表个讲话就是蒙头大睡;而帕夫洛夫第二天就“生病住院”。
  
  可笑的是,这个密谋集团既决定冒险把坦克开上街头,却又害怕流血。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笨拙不堪,一再贻误逮捕叶利钦的最佳时机,甚至连叶利钦的通讯联络都没有切断,使之畅通无阻地与外国联络。叶利钦跑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白宫”),纠集了成千上万人保护自己;叶利钦还通过电台越权宣布,所有俄罗斯领土军队归其指挥。密谋者没有胆量下令对群众开枪,也没有人下达对白宫发起攻击的命令,而军人也不听指挥。各地支持叶利钦的电报、电话成千上万,坚定了叶利钦孤注一掷的决心。叶利钦明白,如果自己不进行一场豪赌,那么丢掉的肯定不止是已经到手的权力,还有性命。而密谋者,则是害怕孤注一掷的,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紧急状态令的亚纳耶夫不知道是出于胆怯还是醉酒未醒的原因,拿稿子的手居然不断发抖,这一情节被支持叶利钦的电视台摄影师特意录下特写,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情景。
  
  叶利钦的英勇顽强与政变者的心虚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一刻起,政变的失败就已经不可避免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保卫白宫,很多部队也拒绝执行任务。从保卫白宫者的成分来分析,他们大多数是被叶利钦所蛊惑的人民群众。至少叶利钦是个民主派,虽然跟他走未必很好,但万一政变成功,可能退回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却让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叶利钦。
  
  八月政变很快地失败了,叶利钦通过这场政变中的表现捞足了政治资本。他越权接收了苏军指挥权,实力和野心急剧膨胀,近乎病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苏联共产党发起进攻。叛徒往往比敌人还要凶恶,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而一直在观望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纷纷表明态度,退党的退党,独立的独立。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原先所倚重的强力部门和政治力量全部身败名裂。本来他刚回到莫斯科时还反对“反共歇斯底里”,重申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但在疯狂的群众情绪面前,戈尔巴乔夫没敢再坚持自己的言论,并于8月24日建议苏共中央解散。苏共这个大党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垮台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十六、谋杀苏联:别洛韦日的即兴之作
  
  “八一九”事件及其惨败彻底打破了苏联政治格局的平衡状态,消灭了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基础,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骤然增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迅速宣布独立,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抢夺苏军财产。从此,苏联政局急转直下。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努力,奔走于各共和国之间,甚至在一次会谈中几乎以鞠躬的方式恳求各国保留联盟,但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根基和威信的政治傀儡,在叶利钦等人蓄意瓦解苏联的情况下,他是无可奈何的。
  
  假如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用军队解决分裂问题可不可能呢?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当时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中忠于联盟的人已经被清洗,各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瓜分苏军。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说服当时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支持联盟,但沙波什尼科夫权衡以后还是投靠了更有势力的叶利钦。假如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利用自己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号召发动内战,可能会有一部分军人响应,但是那将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噩梦。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舒什克维奇(白俄罗斯)、克拉夫丘克(乌克兰)三人撇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狩猎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告成立“斯拉夫联合体”,随后又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11个共和国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随着独联体的建立,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5日,已成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职,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
  
  从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短短六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包含了很多积极因素,但为什么最终一败涂地?我认为首先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并非一个称职的国务活动家,特别是危机时刻的国务活动家,六年的改革脉络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戈尔巴乔夫心地善良,对社会主义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认识,对苏联存在的问题分析得也比较透彻,但他遇事优柔寡断,意志不坚强,稍有阻力就改变想法。这样的性格,在太平盛世大概会讨人喜欢,但在多事之秋却无论如何不行。此外,戈尔巴乔夫用人失察,例如错用叶利钦、帕夫罗夫这样的人,却疏远忠心耿耿的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也不注意保护下属,致使他改革过程中无法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例如,在利加乔夫受到贪污指控时戈尔巴乔夫不出面澄清,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对苏共日益被动提出担忧,对此利加乔夫回答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列宁!”戈尔巴乔夫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利加乔夫回答道:“因为列宁不会见到自己的同志受委屈而不闻不问”。戈尔巴乔夫立即缄默不语。第三,戈尔巴乔夫有严重的虚荣心,喜欢被当作“开明的共产党人”受欢迎。当国内改革不顺利,声望日益下降时,他就在国外寻找这种感觉。“越来越沉迷于西方领导人的吹捧,却不愿意面对国内愁眉苦脸的人民。”〔5〕第四,作为一个改革者,戈尔巴乔夫难以逃脱专制主义状态下改革者的历史宿命。第五,苏共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急躁冒进,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戈尔巴乔夫受到这种思维习惯的长期影响,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犯了相同的错误。第六,戈尔巴乔夫原则性差,过分注重在“左”“右”之间搞平衡、搞折中、搞妥协,力图左右都不得罪,结果适得其反,里外不是人。第七,戈尔巴乔夫忽视了改善经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外交斡旋之中,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而那种对人民菜篮子和钱袋子没有什么好处的改革,是难以得到支持的。
  
         第二节:为什么要研究苏联改革历史
  
  苏联和中国是国情比较相似的两个大国。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苏联领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人口为2.8亿,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苏联国内有大小民族一百五十多个,各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口有13亿,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大小民族56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是这两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而越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问题就越复杂,对执政者的素质、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研究苏联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苏联决策层的优劣得失,对我国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两国都是属于东方国家。虽然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传统上被列为欧洲国家。但实际上,苏联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从东方到西方的过渡性质,其中以东方性质为主。这表现在:首先,两国政治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君主独裁体制,即亚细亚专制主义,而基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影响甚微;其次,两国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都是臣民社会和臣民意识,公民社会发育得很不成熟,公民意识淡薄;再次,两国文化传统中服从多于思辩,也没有什么分权制约意识;最后,两国执政党的统治方式、权力架构也基本相似。
  
  第三,两国历史条件极具相似性。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极不成熟、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两国都是在长期战争破坏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爆发革命的;两国的共产党人都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后,独立自主地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的(这一点与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都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也被称为“苏联模式”);两国都在体制的创建者去世后开始了改革。
  
  两国国情、文化、上层建筑和历史的相似性,决定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中国。实际上,虽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两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基本雷同,甚至领导人的历史角色、个性都很类似。这再一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前车覆,后车鉴。只有认真研究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开改革进程中的陷阱与雷区,中国的改革才会取得成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既不希望我国中止改革的步伐,退回到极权主义时代;也不希望我国象苏联一样,在改革中陷入混乱与衰退。
  
       第三节:苏联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认为,改革是必须进行下去的艰难选择。有些人主张退回到过去,退回到改革前去,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和苏联改革比起来,中国改革至少在目前看来是相对成功的,但问题还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胁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对比苏联改革的教训,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者们,应当注意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必须坚定地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建设,但决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实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众参加到权力决策体系中来,是保证改革不背离群众愿望的唯一办法。现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驱动为主,精英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经直接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就是“人本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同时还要加强公开性建设,决策透明化,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但是,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得极其不成熟,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习惯于臣民思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官僚—精英阶层,则漠视人民权利,使得许多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沦为一纸空文;而广大群众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愿承担自己的义务,更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歹徒当街行凶,众人袖手旁观”。此外,由于多年来政府一直漠视人民的公民教育,并且蓄意进行思想控制,因而在多数中国居民的思想深处,奴性多于尊严,浮躁多于思辩。典型例子就是前不久在西安发生的“仇日事件”,这是一个在虚假信息误导下,在自卑心理与浮躁情绪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怪胎。在群众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思辩精神的前提下,盲目开展民主化“大跃进”,必然导致大嗡大哄、秩序混乱,引发政治狂热,致使破坏性力量沉渣泛起。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决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于求成、四面出击。那样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最终断送改革、断送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然而,官僚—精英集团必然会最激烈地反对那种旨在引入人民群众进入决策机制的、真正的民主化,因为那是他们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最大噩梦。因而,他们会蓄意地拒绝一切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或者以实质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取而代之,窃取民主革命的果实。因此,假如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真诚的改革者(但愿我的希望不要落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民主化改革,与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力量进行无情斗争,打击那些公然反对民主化的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要再把民主仅仅视为达到某项目标的手段,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再次,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步骤明确、有条不紊,最好能够立出一个不激进但坚定不移的民主化进程表,制订出每一步的底线和边界,保证民主化在可控制的轨道内进行,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权。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在民主化问题上胆子不大、步子太小、观念保守。是的,我承认比起那些幻想一觉醒来就实现“民主化”的“民主先生”们,我的胆子是小了点。然而,请去查一查我以前的文字,自从我开始发表政见以来,我一直坚定地捍卫着民主的价值,为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奔走呼号。因此,我自信地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然而,我与那些头脑发热的“民主派”不一样,我更注重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我看来,即使是一党专政下,只要能够保证人民的决策权和言论及思想自由,就是实质的民主;而即使在多党制下,也会出现官僚—精英阶层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的情形,那就是假民主。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没有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革命必然会昙花一现。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革命者们所希冀的民主共和国,仅仅在完成了政权更迭之后,革命的果实就被官僚所窃取,随即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苦难;1917年的二月革命,曾经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内战深渊,甚至世界大战结束三年之后,这个国家还在内战中厮杀,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恐怖统治;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把苏联变为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反而使得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苏联解体、“民主”胜利十二年以后,在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上演的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戏剧。而那些幻想“一夜民主化”的民主派们,要么被人遗忘(谁还记得萨哈罗夫?),要么堕落为醉心于争权夺利、不惜践踏民主基本原则的假民主派。
  
  假如谁对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视而不见,那么他要么头脑糊涂,要么心术不正。我热爱民主,热爱自由,但我不想成为头脑发热的激进民主派。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假如俄罗斯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把苏联从世界一流强国降为三流国家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所造成的灾难远远不只这么点。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是苏联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比中国丰富,苏联领土面积是中国的2.33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人口,保证了人们可以靠自然的力量度过难关。农村居民自不必说,城市居民也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在1992~1995年那些最困难年头,很多城市贫困居民多是靠自己种植农作物维持了生命——请问中国哪有这个条件?假如中国到了那一步,恐怕饿死三千万都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其次,苏联人民整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要远远强于中国。苏联共产党留给苏联人民最大的财富就是消灭了文盲,普及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同时,整体来说,俄罗斯民族道德淳朴真诚直率友爱,文化中深深渗透了人文精神,这一点远远强于我国。即便如此,苏联解体仍然带来了犯罪激增、道德水准下降的恶果。而假如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只有上帝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恐怕纳粹大屠杀和红色高棉大屠杀都不能望其项背。再次,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基本把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例如免费医疗和教育,这也使得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中国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社会福利保障。
  
  当然,比起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也有优势。首先是经济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仅仅指经济),中国已经成功地告别了短缺经济,商品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充足。虽然国有经济和苏联一样不断萎缩,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化、多样化,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因此,中国改革者不必面对苏联改革者那样的经济困境,避免了破坏性力量靠经济问题发难;也会避免经济、政治改革相互交错、结成死结而致使改革失败的绝境。其次,中国不必背负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必须背负的巨大包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长期来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每年有大量金钱耗费在军备竞赛、支持第三世界那些不争气的小伙伴们上,使得整个国家疲于应付,捉襟见肘;而中国则几乎没有这些负担。第三,中国民族问题比苏联情况要好许多,处置得当不会引发民族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真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开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在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义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最终结局就是国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来,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离婚的形式分手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出奇地温顺,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时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民族问题,则是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南斯拉夫解体后,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连年战祸不但使社会经济倒退了几十年,还剥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自己辞职作为代价换来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苏联解体前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战火连绵不断,也导致了几十万人丧生。
  
  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力图把国家引入分裂与内战的、十恶不赦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些势力,只要其一出现,无论他们伪装成宗教团体、民主派、人权活动家、地方党政官员,还是伪装成别的什么面目,只要其从事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就必须坚决惩处,不容讨价还价,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当然,防止国家分裂,仅仅靠压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平等权,不歧视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渐消除民族差别,遏制主体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避免失败,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严密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培养一支坚定的建设性多数力量。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得到群众拥护的改革者迅速变为只能在“左”、右之间走平衡木,最终翻身落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培养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作为改革的坚强后盾。由于苏共长期实行一党专政,苏共领导人的产生与苏联人民的真实意愿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控制着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阶层。1957年,官僚—精英阶层在权力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使之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宫廷政变;而1964年,同样是官僚—精英集团则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废黜了赫鲁晓夫。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他们已经厌恶了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规则,渴望体制和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们需要排除那些死抱着斯大林的粗腿不放的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们;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与反对特权的政策侵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左右了国家政治大权,因此,他们可以让勃列日涅夫在数次中风、患上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不过,与其说是勃列日涅夫统治官僚—精英阶层,不如说是官僚—精英阶层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于鼓掌之间。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又让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又让同样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迈上权力顶峰……官僚—精英阶层之所以让这三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台上,是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而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当经济不断衰退并且接二连三地死掉总书记之后,一部分比较负责任官僚—精英阶层感觉到原有的体制继续运转下去必然会导致危机,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能够带领国家摆脱危机的人物走向前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但另一部分则想继续维持这个已经快转不动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于推选保守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也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没有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当上总书记。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阶层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得官僚—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分化:上层官僚由于政绩不佳在选举中失掉了职位、特权,或者岌岌可危,他们自然成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则及时转向,要么把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因为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中,官僚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们虽然享有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还是叫叶利钦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必须拥有某个职位,什么样的职位对应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他丢掉了职位,也就失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得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因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机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么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绝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摆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1991年5月,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76.7%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苏联历史的走势。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造成了共产党脱离群众。对于共产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前的严酷斗争条件本身就会淘汰很多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成员,而革命胜利后,就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监督和群众的授权来进行淘汰,确保党组织的纯洁。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的一党专政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反对势力,导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来,都不得不戴上共产党的面具。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的纯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靠不断地进行残忍的清洗和造神运动来维持党的“纯洁”的,毛泽东则是靠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这种手段作用实在是有限,因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残暴的清洗总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同时漏掉不少投机分子;同时,这种不得人心的残暴和欺骗方式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和官僚—精英阶层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总要归于正常,“制度”终究要归于稳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有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派分子,有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纯粹是捞取个人资本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有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的随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为了政治安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资本主义崇拜者,还有怀有朴素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共产党的这种复杂构成,决定了长期的一党专政之后,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分裂党”被定义为一个足以使其身败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党迟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都会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但他始终不敢首先迈出这一步,徒劳地维持着党的虚假团结。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留在党内,却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内斗不止,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戈尔巴乔夫忙于互相调停党内斗争,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党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认为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众叛亲离,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苏联改革失败给中国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不能不回避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坚定地支持改革,又能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终使这种建设性力量保持旺盛斗志,应付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队伍分化?笔者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执政党必然会发生分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大同小异,苏联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内仍然存在。虽然因中国的一些特性,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根据笔者观察,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二十年,改革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国存在着四股大的势力。
  
  第一种势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过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国拉回1978年以前的轨道。这种势力被称为“左”派,其上层人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失意的政客。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因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托累进”式,也就是社会全体阶层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体现了官僚—精英阶层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明显有利于自己、剥夺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游戏规则,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此时,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后“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于是“左”派又活跃起来,利用人们善于遗忘的弱点,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在官僚—精英阶层异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支持,成为抵制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种势力则是“激进民主派”,也就是被称为右派的那些人。这股势力完全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绩,主张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后的一些年里,右派势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来的则受到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处于蛰伏阶段。中国激进民主派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思想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苏联改革在苏联的激进民主派破坏下弄得一败涂地之后仍然不进行反思和革新,继续重复着已经破产了的那些激进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打击,而且也遭到“左”派打击,却在中下层民众中得不到支持。但是这种力量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蛰伏的激进民主派又会活跃起来。
  
  第三种势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队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后,官僚—精英集团与中下层群众的开始逐渐走向利益尖锐对立局面,促成了原来统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极度不公正的基础上敛聚财富,损害了社会多数阶层的利益。很明显,“官僚—精英改革派”试图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官僚—精英改革派”表现为在经济改革方面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右”;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顽固拒绝任何民主化和公开性尝试,和毛派一样“左”。由于官僚—精英集团手握各级政权,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种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种势力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从八十年代的统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改革派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进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广泛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张限制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力;并认识到缺乏民主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人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因而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把民主话和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来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标时力图避免社会动荡而让劳动人民受苦;社会主义改革派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缺乏竞争的弊端,因而主张自由竞争,但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的竞争是人性化、充满保障的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场的竞争,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改革派并不把私有制看作灵丹妙药,反对“私有化大跃进”,特别反对将存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迈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改革派力量逐渐浮出水面。笔者全盘支持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力量。
  
  这样,中国目前实际上是“左”派、左派、右派、“右”派并存。从追求民主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是民主派,但左派倾向于实质民主,并且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而右派倾向于形式民主,并且要求立即实现民主化,“左”派与“右”派是反民主派;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左”派和左派都不赞成私有制,但“左”派追求的是实践中已经证明破产了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而左派追求的是混合经济;右派和“右”派都主张私有化,但右派主张的是“全民私有化”,而“右”派主张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权贵私有化”。
  
  由此可见,“左”派和“右”派们,漠视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诉求,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防范。现在再不能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抉择。按照“左”派们的主张,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按照“右”派的主张,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着我们;而按照右派的主张,俄罗斯的教训还墨迹未干。任何真诚的改革者都必须把改革的主导权从官僚—精英集团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左派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
  
  第四,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幻想通过在国家利益上的让步获取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给予经济援助。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民主的强大的苏联,因此一方面诱使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市场化、德国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让步,另一方面则口惠而实不至,致使戈尔巴乔夫利用外资拯救苏联经济的打算全盘落空。对此,戈尔巴乔夫难咎其责。此外,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为苏联开具了一个“休克疗法”的损招,并被叶利钦、盖达尔等人视为灵丹妙药,结果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急速崩溃,至今未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对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双手一摊,承认失败:“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我才发现该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可是老百姓为了这个江湖郎中的馊点子遭那么多灾难,谁来补偿呢?
  
  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经济的强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国施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国的指导和干涉。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吸取,进行建设也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要求我们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尽量与各国改善关系,并虚心向先进经验学习。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张的四面树敌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决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的施舍。
  
  第五,必须正确区分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施以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伴随着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难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它主要表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只是以极端的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攻击执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这种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彼此仇视,拒绝一切妥协与让步;不顾一切后果煽动人们反对政府。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建设性。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代之以更好、更有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要求分散权力,但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合理的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一切权力的集中,甚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备的权力集中。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的“民主无边界,公开无底线”。在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中,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能出笼,并且轰动一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情绪失控。因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打击,不给其以危害社会的机会。
  
  第六,无论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经济建设,都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放在首位。从某些角度来看,群众对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一项政策,一个政治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他)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处境带来显著的提高。当然,有的时候,某项长期看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必须让这种痛苦减少到最低、最小、最短,并且使群众看到希望。苏联改革失败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改革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而忽视了经济情况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加剧。糟糕的经济成为破坏性力量屡屡向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发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动。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始终把持着改革的主导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目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驱动的每一项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亿万诚实的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教育、医疗、工作、退休保障,一场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国的改革者只有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为此,我再次呼吁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跃进”!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认真研究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既不被苏联改革的失败所吓倒而贻误时机,也不要急躁冒进地推行改革。
  
       第四节:关于我对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并对那些大骂戈尔巴乔夫的人嗤之以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并率先到中国访问,结束了中苏两国长期尖锐对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使人类从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持赞同态度,他为了不使国家陷入内战而毅然放弃自己的权力的高尚品质、对政敌仁慈宽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张的同时,也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更不想回避他在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其实,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样对着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我也许会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对苏联历史和苏联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来,我的咒骂会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会那样做,那样的谩骂除了显示出谩骂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和知识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破口大骂不是战斗,破口大骂挽救不了苏联改革的命运,破口大骂也不会让我们在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任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承认,在苏联解体最初的几个年头里,作为一个对苏联怀有真挚感情的人,我曾经非常憎恨戈尔巴乔夫,我憎恨他为什么会解散苏共,为什么不采取武力解决掉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什么不动用核武器保卫国家。为了解清这些不解之迷,我开始了对苏联改革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坚持不懈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没有越发憎恨戈尔巴乔夫,反而由憎恨转为好感,好感转为崇敬。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对苏联问题一窍不通、嗜权如命的“左”派们自然不会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这种代表苏联人民真实想法的思想如何走向了善良愿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然而,国内有一些所谓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码的治学品格,先入为主地先把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叛徒”,再根据这个定性罗织材料,甚至不惜采取造谣的龌龊手段。我曾经见到某个“学者”的一本书,竟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成为了自己发财的过程——这是缺乏最起码学术道德的肆意污蔑。这种污蔑甚至不合逻辑: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但掌握无限权力,而且掌握全国的资源——这样的地位,世界上哪个亿万富翁能够享有?而且,只要他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什么都不改变”,他的总书记宝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这类人,那么直到现在我们的北方邻居的领袖还叫戈尔巴乔夫。
  
  “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到:“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度确实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应当不成问题,以后就不好说了。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至于自己死后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演员女护士演绎一段风流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到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劳什子、催人老、充满风险的改革?
  
  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了如指掌,对劳动人民无权的现状认识得一清二楚,对官僚—精英集团榨取人民血汗的行为义愤填膺。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人,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将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伟人而永垂史册。
  
  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曾先后有过七位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各有特性:列宁睿智而民主,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并说服党内同志;斯大林坚强而冷酷,靠镇压与恐怖贯彻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顽强好斗,富于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享受;安德罗波夫冷静沉着,锐意改革;契尔年科则充当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说,在这些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最像列宁的人。但是,他的个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断与坚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二○○一年年初,一则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份杂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大家请他提供出处,基列夫当众出示了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期上一篇报道的复印件。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向基列夫索要了这份材料,并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译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编者按中得意洋洋地说道:“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请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该文中,这个“戈尔巴乔夫”讲话的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实话实说,刚读此文章时我首先感到极度震惊,其次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番话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思想轨迹的研究极度不符,假如这番话真的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那么就意味着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评价都要统统推倒重来。我一时既没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对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间,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被到处传播,有趣的是,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既被“左”派们引用来证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也被右派们四处散发,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访谈时,李永全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给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民。”
  
  读了这一段戈尔巴乔夫本人亲口讲的话,再读一读那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尔巴乔夫讲话”,谣言不攻自破。当然,造谣者们不会甘于谣言被戳穿后的尴尬,他们很快又炮制了一篇文章,又从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几句话,来“证明” 戈尔巴乔夫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非常无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谎言被当场戳穿而出丑的骗子,在徒劳地为自己辩解。
  
  我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问题,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在想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恍然大悟:因为二○○一年三月一日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七十岁生日!
  
  我自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进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败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风险,国家间的冷酷和激进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五节:寄语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将近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不敢上街的时候,总书记却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就在互联网世界、朋友之间私下的叙述中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矿难与灾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不要重演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剧,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初稿于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修改于二○○三年十一月十八~二十八日
  
  〔1〕《苏联兴亡的沉思》
  〔2〕《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陆南泉等著
  〔3〕《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许新等著
  〔4〕《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姚海等著
  〔5〕《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俄]博尔金著
  〔6〕《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俄] 阿尔巴托夫著
  〔7〕《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
  〔8〕《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美]达斯科·多德尔著
  〔9〕《农产品的代价》,[俄]西蒙诺夫著
  〔10〕《独立报》,[俄]1996年11月14日,莫斯科
  〔11〕《苏联模式的兴衰》,程又中著
  〔12〕《背叛的历史》,[俄]雷日科夫著
  〔13〕《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14〕《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
  〔15〕《警示》,[俄]利加乔夫著
  〔16〕《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俄]切尔尼亚耶夫著
  〔17〕《真理报》,莫斯科,1988年6月29日
  〔18〕《苏联最高层决策七十年》,邢广程著
  〔19〕《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1989年3月19日,季霍米罗夫的文章
  〔20〕《戈尔巴乔夫访谈录》,李永全著
  〔21〕克留奇科夫1990年12月25日答记者问
  〔22〕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12月20日在苏联人代会上的发言
  〔23〕《劳动报》,1991年2月12日
  〔24〕《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1990年5月30日
  〔25〕《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俄]戈尔巴乔夫著
  〔26〕《真理报》,莫斯科,1990年7月11日
  〔27〕《苏联解体亲历记》,[美]马特洛克著
  〔28〕雅科夫列夫1991年8月2日答记者问
  〔29〕《苏联最高层七十年内幕》,渠福启著
  〔30〕《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