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主战决非爱国，主和也非叛变

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总是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当然，也有一些卖国投敌分子。一个国家或人民，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主战和主和都是很必然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如果战争胜算的把握大的时候，主战的多，主和的少。但是，很多情况是战局并不明朗，或胜算的把握并不大。

汉朝初年，匈奴不断骚扰北部边关。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动员全国力量战争显然有点不明智。在主战派的怂容下，刘邦带大军跟匈奴开战，结果，全军被包围。对匈奴作战的结果，反倒国家失去的更多。

坚持开战不仅要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而且要有所准备。当强敌入侵，求和也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明智之举。北宋立国之后，就一直存在主战和主和的问题。当然，在力量悬殊不太明显的时候，战争有个时机问题。一味主和，可能导致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可是，很多时候，宋朝的战斗力显然不如北蛮。南宋几次开战的结果，收复的土地得而复失。一阵厮杀之后，最后，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去，接受更为苛刻得屈辱的条款。

强敌面前，明知战局不可为的情况下，主和可能更有利国家和民族生存。在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主战非但不是什么崇高的爱国行为，反而是误国行为。宋朝开国以后，北方战事一直吃紧，可是，多次军事行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宋朝的主和声音更为强大。南宋时期，很长时间，主和成了主流声音，而主和派则成了少数派。

中国历史是一个杂交的历史，说得文明点就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在民主杂交过程中，中原原有的中华民族表现出强大的同化力。在人类的历史上，战争和和平，似乎都推动了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主战派是民族利益决定的，但是特定环境下，主和可能更有利于国家的完整和社会的安定。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家陷入战乱的危机不能自拔。可是，生命力极强的满清入关后，战争几乎到了一面倒的结局。尽管明朝的臣民顽强抵抗，可是，任何抵抗都根本无法改变战局。相反，顽强抵抗只能导致整个城市的军民被屠戮。如此情况下，抵抗很有点不自量力的味道。主战非但不是爱国爱人民，反倒是误国、拿人民生命去孤注一掷。

中国历史，特别是最近的一千年里，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被奴役、被欺辱历史几乎贯穿整个民族的历史过程。正是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养成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下，似乎只能主战，不能主和。犹如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上必须是胜利的，否则，就是就会伤害自尊心。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战和主和，应该拿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是强硬的主战派，但是，战争并没有改变伊拉克必败的结局，相反，战争却让伊拉克失去了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机会，同时，也给伊拉克重建设置了障碍。

苏维埃成立之后，为了赢得更多的建设时间，列宁用领土换和平。如果用国人的观点看，肯定是十足卖国贼，可是，列宁的“卖国”的确为苏维埃政权赢得时间。二战之前，斯大林为了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也跟德国签订了卖国条约。可是，在当时，这些卖国行为的确是为了国家将来更强大。

主战决非爱国，主和也非叛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战争要坚决主战，当战争对国家民族不利的情况下，要因时而变。盲目主战，其实要比主和更能把民族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