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着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着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着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袁崇焕引出的“丑陋的中国人”

　十余年前，从陈家林导演的同名电视剧，第一次接触到“袁崇焕”三字。记不清彼时的我年方八岁还是九岁，更忘光了所有的人物和剧情，如今仅有结局那触目惊心的一幕还依稀如在眼前——于童年时代的我，“袁崇焕”唯与这幕画面相联系。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由明季张岱的史笔，今天我知道剧末的镜头绝非艺术的夸大而是真实的再现。我同样知道，这个当年被京城百姓恨入骨髓以至于生吞活剥的袁崇焕，其身份偏偏是他们的保护神、他们的万里长城；更重要的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真英雄，有着几乎无人比肩的高贵灵魂和赤诚人格。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可敬可爱之人，却被他全身心所保护的人们施以天底下最痛苦的极刑！
　　
　　前些日子一家人去吃北京烤鸭，当厨师照例把整鸭推到我们面前片去皮肉时，我便开始笑了起来。妈问笑什么，我答袁崇焕，然后笑得更厉害。我说不是吗，这就是凌迟，也一样叫人给吃掉，所不同的，是鸭子死后受刑，当然比咱袁爷要幸运多了；百姓们吃袁爷的肉是生吃，还不要调料呢，他们就咽得下去？说着几乎笑出了眼泪。
　　
　　把英雄给零刀碎剐了还活活吃掉，这难道还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大笑话、大笑柄？！
　　
　　二十万字的各种翔实记载已经细细通读，张晓然的历史小说也几乎夜夜放在床头；书中最后一节的标题是“寸寸血肉喂黎民”。每次合上书的时候，我都在想，袁督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英雄，因为他的沉痛的悲剧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其实并不属于他本人：这与岳元帅、文丞相、于少保和史阁部有很大不同；他没有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面对着的并不仅仅是暴君谗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也是死得其所，得以名垂青史、可以瞑目九泉了。
　　
　　关于袁督师，可谓“前人之述备矣”——网上和杂志里著文专论督师的，大都是两岸三地的名家：或博士、或教授、或专职记者……即便是与我同龄的学子，其为文的深度、对史料的全面把握；其倾注的深情、以及实地踏勘的谨严态度，都些须不逊于学富五车的前辈。面对他们，我还能做出什么超越之举呢？不妨且把零散于各处的资料收集一下，在网络世界的一隅筑起这处纪念堂吧——便算是为至今仍然记得袁公、怀念袁公的人们开辟一方专门的凭吊之地；也算是同三百六十多年来十七代为袁公守墓的义士后人建立起某种意义上的遥相呼应吧。
　　
　　是的，前人之述备矣。愿意了解袁崇焕其人、其时代的朋友，愿意知道我为什么称他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剧英雄而其他民族英雄都不能算是的朋友，请到纪念堂的各个栏目当中寻找答案。
　　
　　前人之述备矣。在这些无比精彩、恍如历史画卷再现的叙述中，我每每惊讶于袁崇焕一生的传奇色彩，其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传奇色彩决没有丝毫艺术的强加和虚构。以广东人之身将生命值根于戍守酷寒辽东的事业已经令我意外，于全军兵溃如潮之际逆流出关探视敌情又是何等的胆识！世人都道袁崇焕乃有明一代的大将，而他实是一介地道的文臣却鲜为人知；以文臣而统封疆武事的人最为令我敬重和钦慕，更何况他又是一个既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不是套话，而是太重要了），又富于奇谋妙算的“名副其实”的军事家（不是那种爱国气节可嘉或者坚韧不拔地奋斗但是军事才能颇有争议的“军事家”）。明末汉军的战斗力已经消弥到了极限，但他竟能把他们训练得可以直面“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铁骑，百战百胜不算，更书写下了两番重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样优秀的对手的华彩篇章！
　　
　　前人之述备则备矣，虽然当读到那些行刑的场面时，我们的心会紧缩成一团，我们也许四肢冰凉、甚至看透了世道；但绝没有人会对袁督师受刑之时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也想不出中外历史人物经历过像他那样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无极的痛苦。一些朋友说朱由检（崇祯）先生是被日坏的国事逼疯了，导致心理变态怪不得他本人呵。好吧，就算我是绝对的不同意也暂且不论，毕竟这个是他一人之事。可又有人说这完全是朝廷的错，老百姓受到了愚弄欺骗他们其实是也无辜的。在纪念堂的一个栏目中，柏杨送给这样的民众一个称号曰“愚恶”，而我，也一向认为愚昧是天底下最大的罪！袁督师为邵武县令时期的清廉令名，或许没有传到你堂堂的皇民耳中来吧？但他镇守辽东九年之久的卫国御敌之功，宁远、宁锦两番大捷的伟绩，你们难道也没有耳闻，没有心存感激和敬意？“远”的暂且不提，可袁督师千里驰援，人马疲惫不堪却好歹仍把皇太极的雄师铁骑阻在广渠门外，家门前的战事你们也没有长眼睛吗！更退一步，袁爷下狱几乎一年以来每天都有同僚或者将士为他请命，有些鸣冤的书帖更是散发到了京城的各处角落，连朝鲜百姓也晓得他的冤屈，这些“皇民”却更不产生半分半毫的疑虑。难道官方的舆论就那样有效，足以完全掩蔽那么多双“雪亮的眼睛”？难道那几句不知从何而来的市井谣言就能激发你们对英雄那么刻骨的仇恨，以至于噬其肉、寝其皮、磔其骨犹不解恨？这一切的一切，按常理很是叫人想不通，因为你们的确历来就是善良弱小智慧的代表——百姓；因为你们不是个人的残暴而是群体性的丧失了人性啊——照这样看来，你们也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罢了，就是行尸走肉也不至于残毒和疯狂到这种地步！民众的愚恶，难道不比统治者的愚恶更加可怕、更加值得注意和鞭挞么！
　　
　　任何一位作家都是要站在“人民”一边的，即便“人民”有什么“不对”，也要尽量为其开脱，以淡化的笔法敷衍他们的罪恶，为其找出种种借口。语言尽量委婉一点吧，有一点义愤也要变成无可奈何地叹息，无法化作喷发的火山。（我们的教训似乎还太少了，要不要想一想文革）还是拿破仑以轻蔑的口吻这样说过：“只有雅各宾派是真正站在那些贱民一边的，可是最终的结局却是上了他们的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们其实是死于党争，不过他们临死前面对那些“不明真相”的民众的辱骂和抛打，与我们的袁爷受刑时如出一辙，不过法国人可能稍稍文明一些，没有扑上去又撕又咬的，也没有使用千刀万剐。
　　
　　我的一位马来华人网友赵聿键小弟对自己的种族归属深感痛苦，他对我说自己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我听了大感震惊。他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于柏杨著名的《丑陋的中国人》（承蒙盗版了，好在我读过），那本书也的确鞭辟入理，写透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丑陋面（偏激处也多，暂不论）。我真不敢把袁督师的故事告诉小赵，以免他更加为自己的种族耻辱难当而跳海自尽。要告诉，也要等到柏老先生续写一篇《美丽的中国人》且把袁督师收录其中的时候。在纪念堂所收录的那么些篇纪实文章（或者小说）当中，我唯一感到不“实”的，是他们都说袁督师完全不以肉体上的痛苦为痛苦（感谢他们的好心！）：临刑前面容安详，行刑时可以不作声，即便作声，也绝不会是呼天喊地而是“一直在长叹”。读到这些地方我不禁有些疑惑，真的是这样？真的会是这样？——我又何尝不希望是这样呢！最后当我读到袁督师的《临刑口占》时才有了些释然，或许他们所言，所揣测全是真的吧？否则怎么要凌迟了还能写出诗来？换了我，要砍头倒还做得到这一点，如果是凌迟的话怕是绝对不会有诗兴！“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就凭着这句文学价值不怎么高的“口占”，真是令人对袁督师的崇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他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极刑真的毫不为意么？一念念竟还牵挂着他的辽东、他的事业、他所保护的国家和人民——还包括眼前这些手持刀斧利剪的人，他们正排着长队巴望着将他碎尸万段。他不会不明白他们要怎样对待他，可他竟已原谅他们了！忠魂依旧守辽东！！还是那句话，若是砍头我或许也能做到宽宥，若是凌迟可就绝对做不到！能做到的人，心胸必定如海一般博大，以至于人世间任何愚恶污秽都能于此融化。能做到的人，他的爱必定如海一般深沉，虽然他实在是爱得过了头，直爱得“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爱得成了“大明国里一亡命徒”，一大汉奸；爱得被所忠之君所爱之民活活磔死，天下唾骂，沉冤百年。
　　
　　在搜集袁督师遗诗的时候，我不禁又一次目瞪口呆。因为正如你们也将看到的，他其实真是一个极谙为臣之道，政治预见力非常强的人而绝非一个军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傻瓜！特别是《哭熊经略》二首和《题孟县韩昌黎故居》一篇，可以说他已将自己未来的下场窥视得一清二楚了，但仍毅然“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直不避之而独行”，杀毛文龙、请发内库、与后金议和、招祖大寿回军：以一人之力撑起摇摇欲坠的大明苍天，却也分明是一步步把自己往死路上送——此中的矛盾心情和漫长痛苦，又岂是今天的人们所想见得到的？这真是袁督师又一心迹卓绝，人所不及之处。有位网友说得好，不计个人安危这点，历史上倒是有很多人做得到；而不计个人毁誉，恐怕就没有几人能做到了。更何况恰与今天的人们相反，古代的志士一贯是将名节看得高于生命的。袁督师不仅能把生命置之度外，还能把身后的名节也置之度外，尤为难能可贵，不得不说他比诸文天祥、史可法又高出了一头！“心苦后人知”可能是督师临刑之前的唯一愿望了，但如果后人依旧“不知”（如果不是乾隆皇帝动了一线良知，为其昭雪平反）我可以断言九泉之下的他也必然不会为自己做过的一切护国救民之事而悔恨。
　　
　　我们的袁督师终于被绑赴刑场了，对于自己的死这件事，套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他“猜得中这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他对君王的反复无常、极端残忍是早在意料当中的，但对老百姓向自己发射的痛恨，一定估计不足，甚至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样他的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就可想而知，同时也是不可想象而不可知的了；因为对于这个被亲朋好友都抛弃了的“亡命之徒”而言，也许只有百姓们能够理解他的苦心；然而这唯一的渴盼和安慰，都已完全落空。
　　
　　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愚恶者因高贵者的反衬而更显丑陋，高贵者因愚恶者的对比而更显伟大，亘古未有的巨大悲剧因此而辉映出美丽得惊心动魄的英雄光彩来，是的——绝美！我仍然没有回答赵聿键那个“中华民族是否世界上最劣等民族”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可我觉得，一个最低劣的民族应该不会产生袁崇焕（绝不止他一个）这样伟大的英雄吧。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国人真是最劣等的种族，这个最劣等的种族最终真要走向没落和不可救药的灭亡（不能想象），也必定会有许许多多人就像袁崇焕那样奉献自己的一切去挽救，实在挽救不了就无怨无悔地陪伴她共同走向终点。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论断成立的话，又怎么会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呢？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赵小弟在给我的信件中，看得出他对故国的厌恶和偏见已经深入灵魂，但仍然没有给自己这个三代华人移民冠以马来西亚国籍：字里行间，“我们”一词频频出现，自始至终。是啊，如果他以马来人自居的话，就应当不会感到如此痛苦不堪了，难道他——也是那种永远不会放弃中华的人???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李大苗:他们在大选

1996年，阿拉法特当选巴勒斯坦临时权力机构主席，直到他逝世的八年里，巴勒斯坦没有再举行大选，明显的理由就是危机环境不适于选举。这个道理似乎和我们的习惯吻合，我们也曾经以这样的理由连续十几年不曾选举，即使选举本来就是形式上的程序。阿拉法特逝世后，巴勒斯坦却在更艰难的时刻做出了大选，看起来，即使有着“按既定方针办”的留言，巴勒斯坦也依然努力地改变自己的航向，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性转变。

阿富汗也在去年实现了自己的大选，所有的人都赞扬这是阿富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显然人们不愿意记得阿明和卡尔迈勒时期的阿富汗也进行过选举。卡尔扎伊经由这个大选，其政府权力获得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选举过程是在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威胁下进行的，但其公正性得到了各个政治派别的认同，也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或政治势力的认同。

再然后呢，我们又意外地看到了乌克兰的大选，跌宕起伏曲折艰难。政治力量角逐甚至呈现你死我活的事态，国外政治势力露骨地参与其中。即使我们关注到美国的势力卷入到经费资助中，我们还更看得见，俄罗斯直接插手乌克兰的选举事务。而后者已经为俄罗斯自己所承认所懊恼。无论大选是否公正，但最终的选举绝对公开透明，尽管选举的最终结果为某些人所不愿意看到或者不愿意接受。

昨天，伊拉克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还没有听到对此次大选公正性、公开性提出指责的声音。伊拉克的选举被讥讽为“刺刀下的选举”，却宁愿看不到这是在恐怖威胁下选民的自觉选择，而且多达59%的选民勇敢地投下了自己的选票。战争改变了伊拉克民众的命运，而选举则是伊拉克民众自抉自己的命运。选举能够给伊拉克民众带来和平么？有谁曾经提问过穷兵黩武的萨达姆时代让伊拉克民众有过和平？可今天伊拉克人比以前多了两件东西，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自由。

一年以来，我们还看到西班牙的选举，本来看似稳操胜券的阿斯纳尔政府为马德里地铁的爆炸撼倒，人们赞扬说是正义力量的胜利。到了年底，小布什已明显优势击败克里，又有人担忧美国从此分裂。我们看到的选举不止于此，无论是感叹也罢、焦虑也罢，甚至激动或赞许，总之他们在选举，他们在自由地选举，他们在信心中选举，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在选举。

有着一两百年民主历史的国家在选举、有史以来从未选举过的国家也在选举，贫穷和困苦的国家在选举、处于战乱和恐怖威胁下的国家也在选举，人口数以亿计的国家在选举、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在选举，单一民族的国家在选举、多民族的乃是有民族世仇的国家还在选举，西方文化下的国家在选举、东方传统中的国家也在选举，福利国家在选举、教育状态一败涂地的国家还在选举。总之他们在选举，他们在自由地选举，他们在信心中选举，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在选举。

《新民晚报》20043月16日的报道：“在14日的投票中，许多选民喊出了“政府是骗子”“让军队撤离伊拉克”的口号。他们手中的选票当然不会再投给人民党政府”，他们决心抛弃自己曾经支持的掌权的阿森纳尔政府。

“阿富汗西部巴德吉斯省的桑亚达瓦村，当地民众经过长达23年的内战，民不聊生，甚至不知汽车为何物，更不用提“选举”一词了。桑亚达瓦村一位老先生欧玛发现，联合国人员实地清点选民人数时，竟然过该村而未入，于是决定为全村近百名的村民争取投票权。欧玛自己掏出了路费，他花了4天时间长途跋涉，先骑毛驴，后搭计程车，找到省政府，省长表示选民注册期已经结束，无法再加印选票。欧玛仍不放弃争取桑亚达瓦村应有的公民权利，于是决定继续前往首都喀布尔向中央政府争取。在此之前，欧玛从未到过喀布尔，……”这是国内转发2004年10月6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2004年12月27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报道：“在第２１９选区第１０投票站，记者采访了第一个赶来投票的基辅彼切尔贸易公司的退休经济分析员柳德米拉。她告诉记者，她对这一天期待已久。但她没有透露自己把票投给了谁，只是明确表示希望新一任总统进行政治改革，整顿社会经济秩序”。

《人民日报》2005年1月10日发文介绍：记者在开罗街道采访了居住在埃及的几个巴勒斯坦人。在一家餐馆打工的哈利勒告诉记者，他希望阿巴斯能赢，而且一定会赢，因为他是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他的温和政策更深得选民的拥戴。记者采访的另外几个人也都十分兴奋，有的通过卫星电视跟踪选举进程，有的则打电话向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亲戚询问选举情况。

《中国日报》转引外电报道说“伊拉克可能投票的选民估计在14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55%。伊拉克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动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广告牌、海报等等普及大选知识。他们试图向选民们解释选举程序是怎样运作的，从而激起民众对大选的热情。许多选民担心，反美武装分子会发动袭击或进行恐吓，搅乱大选。”。

他们在大选，他们在这样或那样地大选。他们在大选，在更为遥远的地方，我们在关注，我们的媒体也挑剔地关注，关注那些选票是否是那么庄重，经不起那些投票人毫无理由或毫不在意地投票。至少，我们还向巴勒斯坦和巴格达派出了我们的投票监督员，见证那里的选举是否公正，见证那里的选举在枪杆子或外国坦克威胁下是否自由。我们被告知，即使在外国军事占领下，选举也是公正的，至少程序和统计是公正的。以我们名义派出的这些监督员，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证词。他们还见证，即使没有文化、从来没有享受过投票权利的人们，他们依然可以自主地愿意或不愿意投票或选择投哪一张票。

他们在大选，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过大选，但是，他们今天确实在大选。他们在大选，他们甚至不知道谁比谁更能执政，但是他们确实选择了自己的信任和寄托。

他们在大选，他们甚至不认识字，仅仅靠着照片，哪怕辨认的谁更潇洒或更慈祥，他们就高兴地投下了自己的一票。

他们在大选，明明被告知可能有恐怖的炸弹在等待在那里，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走出家门，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在大选，他们长期被教导，知道来自西方的民主有邪恶的弊端，不合他们自己的传统和道德习惯，所有的民主都暗含着对社会价值的颠覆，但他们相信自己的智慧，汇集成民众的意志。

总之，是他们在大选，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在大选。不是我们这个很古老的国度、我们这很神圣的民族、我们这极浓厚的文化、我们这丰盛的传统。内心中，我曾经对他们不屑一顾、对他们充满怜悯和同情，曾经为我们感怀的那些苦难和贫穷的兄弟，等待我们去解放去拯救的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兄弟，是他们在大选而不是我们。所以，我只能在更遥远的想象中，向他们致敬，一个崇高和珍重的敬礼！

张博树：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前后两个文本之比较分析
二、从教材编写过程看知识分子的心态


高中“政治教育”历来是中共党化教育的重镇。2004年3月2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根据这个标准，从2004年秋季起新设计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将与高中其他学科在部份省（市、区）进行实验。高中其他15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已于2003年由教育部颁发，政治课的课程标准是颁布最晚的一个。

出于偶然，笔者于2004年2至5月受邀参与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组织的高中政治课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从中了解到高中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的情形。据我所知，这个“课程标准”从起草到最后定稿，前后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征求意见稿”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并体现在若干课程的设计中，但最后的定稿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党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比较这些不同文本，将有助于了解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共党化教育面临的困境和实施过程的某些新特点。此外，参与教材编写使我有幸结识了一批同行，并在第一现场观察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种种心态。如实记录这种心态，从威权主义知识社会学的材料积累和学科建构角度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前后两个文本之比较分析

笔者比较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先后两个不同文本，一个是2003年12月的“征求意见稿”，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一位官员证实，这是第八或第九稿，另一个是2004年3月正式公布的定稿。这两个文本都有“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4部份。“前言”说明“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

关于“课程性质”，“征求意见稿”说：“本课程是一门对普通高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思想政治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提高参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扬民族精神，扩展国际视野，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而“定稿”说：“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从后者的党化教育的老套子中可以发现，前者中“扩展国际视野”一语在“定稿”时被删除了，删除这句话的意义将在下文讨论。

关于“课程的基本理念”，“征求意见稿”的表述如下：“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统一；2、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与鼓励学生自主成长相结合；3、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4、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定稿”的文字如下：“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2、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3、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4、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5、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征求意见稿”中第一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统一”在“定稿”中变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而第二点“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与鼓励学生自主成长相结合”，在“定稿”中变成了“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在中国的威权主义条件下，语言运用（特别是正式文件中的语言运用）早已成了一门“艺术”。“征求意见稿”中第一点把“坚持”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提并论，这里的“适应”可以被解读为对“坚持”的静悄悄的修正；而“定稿”的提法把“坚持”和“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把握”往往就变成了对“坚持”的变相辩护。“定稿”对第二点修改的要害则是删去了“鼓励学生自主成长”这个令人振奋的提法，代之以一个老掉牙的陈旧命题。

下面着重讨论一下“课程设计思路”，这个部份在“征求意见稿”中本来蕴含了极有价值的改革空间，却被定稿“枪毙”了其中的最辉煌者。

与以往高中政治课的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课程设计”采取模块建构，全部课程分为4个必修模块、6个选修模块，学科范围明显扩大（原来的高中政治课只有必修课，没有选修课）；模块内容相对独立，模块之间不存在前后承接的逻辑顺序（据教育部基教司的有关官员介绍，这种模块安排意味着新教材强调学生的生活逻辑，而不再强调学科体系和学科的知识逻辑，以与大学教育相区别）；教学课时也比过去有所压缩，每个模块36学时，2学分，这样必修课的总学时减至144，低于旧的高中“课标”政治课的156总学时。

在“征求意见稿”中，必修课各科的名称是，“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思想政治4（生活与哲学）”；选修课各科的名称是，“走近经济学”、“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思维与创新”、“生活与法”、“现代社会与伦理”、“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其中必修课的4个模块可以不必探究，因为不管如何强调“生活逻辑”，这些课程里一党专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兴趣的是6个选修模块的设计。这6门课中，除了最后一门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据说这门课是为中学生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设计的），其余5门课为真正的知识传授和人文教养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两门课。“征求意见稿”中“走近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设计如下：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经济学（简述斯密的生平及学术经历，阐释他提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了解李嘉图成长为经济学家的经历，概述其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理论；简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过程，认识其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讲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谊，理解《资本论》的问世是他们共同心血的结晶）。2. 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经济学（简述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标志着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列举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史料，印证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讲述“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成功事例；解释“凯恩斯革命”的涵义，知道凯恩斯经济学说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始）。3.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分析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提出“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们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原因；评议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交锋，说明他的学术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解释加尔布雷斯为什么享有“畅销书作者”的声誉；概述阿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发展）。4. 风行于当今时代的经济学（评述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风靡世界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结合诺思的学术经历，概述他研究的两个“基本经济学原理”；评析卢卡斯对经济学的看法；了解斯蒂格里茨的学术和实践经历，概述他的主要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上的革命意义）。”

“征求意见稿”中“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的教学内容设计如下：

“1. 形式迥异的国家和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比较民主共和制、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的区别，说明政体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明确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理解国家形式既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又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列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资料，归纳国际组织的不同类型，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2 英国：“君主立宪制”与“议会之母”（简述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的缘由，描绘英王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明确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描述英国区域政权的组织状况，说明英国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分析英国政党竞选的实例，归纳英国内阁的构成及主要职权，说明英国责任内阁的作用；3. 美国：“联邦制”与“三权分立”；简述美国总统的职权，解释美国被认为“开创了总统制先河”的缘由；解析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归纳美国联邦制的特点；简述美国国会的构成和职权，解析美国政府、议会、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讲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概括美国两党制的特点和问题）。4. 法国：独特的“半总统制”（解析法国总统的职权及其与内阁的关系，比较法国总统制与美国总统制的异同；简述法国议会的构成、职权，说明其与英国议会的区别，探讨法国议会的作用；了解法国党派的现状，分析法国多党制的作用与问题）。5.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归纳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料，评述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职权和作用，表明联合国是当前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引述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规定，列举联合国的活动资料，说明联合国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解析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缘由，说明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角色和作用）。6. 欧洲联盟：显现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角色（归纳文化、历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欧盟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概述欧元、欧洲议会的诞生，以及欧洲联盟有关机构的设置，解析欧洲联盟的性质，探讨其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了解高中阶段中共党化教育以往历史和教学内容的人，看了这两个新课程的设计都会有为之一振的感觉。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也被长期剥夺了正面、系统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主张的机会，社会处于极度封闭的状态。事实上，这种封闭和信息、知识封锁，正是毛泽东与农业乌托邦幻想相结合的极权主义政治得以肆虐一时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国际社会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构原则却一直未能纳入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份（在中国，这个部份被称之为“政治课”，其实，它的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公民教育课”）的教学视野，这显然是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之一。

可以说，把“走近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纳入高中“政治课”教学系列是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它们仍然是“选修课”，在课程的具体设计和教学内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如“走近经济学”中关于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关于“马克思的降世”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发展”等内容），但新“课标”所要传达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使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让千百万中学生系统地了解国际社会主流文明的建构原则。从启蒙角度看，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制度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他几门课的“课标”也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同样精神。

然而，后来公布的“定稿”对这两门课的设计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走近经济学”中关于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介绍，除保留凯恩斯部份外，被全部删除，却用大量篇幅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内容，课程名称亦被改为并不贴切的“经济学常识”；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也压缩了原“征求意见稿”的课程内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一章，课程名称则被改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为何如此修改呢？教育部基教司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解释：部分专家认为“走近经济学”的内容太多，学生没有时间学，与大学有关教学亦有重复之处，现在的讲法容易形成“夹生饭”。其实，这个说法亦是亦否。作为选修课，学生和教师本来就有选择的自由，“多”与“少”并非没有取舍的空间；只要合理确定知识介绍的层次递进关系和方法原则，“夹生饭”问题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学模块作如是改变，显然还有未能明说的原因。至于变“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内容上也作出重大调整的缘由，教育部的官员说的很直白、很干脆：“西方国家形式”删掉一部份，就是怕学生西方的东西学多了，会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好；原来的“征求意见稿”体现国家意志不明确，经过部长办公会讨论，认为必须体现、加强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有了现在的更改。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在“定稿”的政治课“课程性质”中要删掉“扩展国际视野”一语了！

“定稿”的“经济学常识”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两门课不但在内容编排上，而且在叙述语言上，都有很微妙的变化。为了方便读者比较，也把“定稿”的这两个部份附列于下。“定稿”中“经济学常识”的教学内容安排是：

“1．古典经济学巨匠的理论遗产（简述斯密所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阐释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简述李嘉图有关国际贸易中“比较成本”的理论观点）。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简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过程，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理解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意义）。3．走进现代市场经济（运用“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活动方面的重要实例，解释“凯恩斯革命”的涵义；了解西方国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模式）。4．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初期探讨（了解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阐释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有关论述；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理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阐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及其意义；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

“定稿”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是：

“1．各具特点的国家形式和国际组织（比较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区别，说明政体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理解国家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理解国家形式既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又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引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资料，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2. “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国和法国为例（简述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的缘由，了解英王在国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确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性质；简述法国总统、内阁、议会的产生及其职权，比较法国民主共和制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异同）。3. “两党制”“联邦制”“三权分立”──以美国为例（评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揭示美国两党制的实质；了解美国联邦制的特点；简述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分析“三权分立”制的实质）。4.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归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理解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分析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阐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比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特点，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5．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为例（列举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阐释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评析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阐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解析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缘由，举例说明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角色和作用；概述欧洲联盟的诞生和发展，解析欧洲联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的“性质”、“实质”一类又成了高中课堂上必须向学生灌输的东西，同时要让学生相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以体现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意志”。

现在再来看“课标”的两个文本对政治课“课程目标”的不同界定，这里明显体现了专制意识形态力量对改革意向的否定。“征求意见稿”对“课程目标”中的“总目标”的定义是：“本课程以加强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任务。帮助学生学习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经历实践探索的过程，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定稿” 的定义是：“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应有的自主、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态度；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显然，在“定稿”中把党文化作为“总目标”的根本，与“征求意见稿”中淡化这类意识形态诉求形成明显反差。

“课标”把政治课的“分类目标”区分为“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3个部份。在“分类目标”的“知识”部份，“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是：“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识；了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常识；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常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把握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而“定稿”的内容是：“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意义；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获得正确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相关知识。”两个文本比较的结果同样是突出了党文化，对“征求意见稿“中后两条的修改，尤其是删掉“现代社会”这个词特别显得意味深长。

在“分类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部份，“征求意见稿”与“定稿”的内容反差比较明显。“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是：“理解生命的内在价值，懂得生命的宝贵，珍惜生命和个人荣誉，维护人格尊严；热爱生活，亲近知识，亲近他人，亲近自然，培养高尚、丰富的生活情趣；对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学，培养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在勤奋学习、认真做事中磨砺意志，调控情绪，增强自我接纳水平，形成正确的自我认同；始终憧憬未来，对个人发展抱有信心，对未来职业选择抱有恰当心态；关注现代社会的变化，自觉遵循和维护社会秩序，积极思考、主动表达，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对祖国和人类社会进步抱有乐观态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而“定稿”的内容是：“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祖国命运，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志向；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诚实守信，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法制观念，培养公民意识；热爱集体，奉献社会，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乐于学习，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热爱和平，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培养世界眼光。”“征求意见稿”的描述是现代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是“课标”文本中最为闪光的部份之一；而“定稿”则大多是了无新意的意识形态词句，笔者并不是说其中的内容都不对，而是说在专制主义语境中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涵义。“定稿”对“征求意见稿”内容的颠覆说明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现实，那就是专制主义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民主时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构建。

二、从教材编写过程看知识分子的心态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从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所以把这次参与“政治课”新教材的编写看作是一次现场观察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国教育领域的众生相、体验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与中共党化教育的传统势力博弈的好机会。就个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参加高中“政治课”教材的编写，还有两个重要动机，一是希望为中学生作点什么（我承接的是“走近经济学”部份内容的编撰），再一个就是用编撰收入来支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所接触到的编写队伍同仁、出版社负责人和编辑的一个共同心态就是，“如何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约束条件”是我们出版编写群体公开使用的语句，大家对其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们很清楚地意识到，“约束最强的课程，也是贯彻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难的课程”，这里当然首先指必修课中的“政治生活”和选修课中的“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后者在“定稿”中被更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且被调整为选修课的第一模块），这类课程向来是党化教育最集中的体现者。其他课程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同一问题，没有哪一门课可以完全摆脱官方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教材改编工作显然具有过渡性，不可能彻底；但我们希望尽可能做得好一些，让这套教材有更多的东西保存下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是大部份同仁具有的共识。

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教材的“审定权”，一向由官方垄断。教育部有一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司各类中小学教材的审定。教材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则长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一家垄断。这次新“课标”的推出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许有条件、有财力的出版社参与新教材的编写，最终由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于一套。虽然这些教材依据的是同一个“课标”，但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却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为教材的编写者和出版者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大显身手的机会。就“政治课”教材的编写而言，这次有全国10余家出版社参与。然而，据知情人告知，最后的结果是，2004年夏教育部审定高中政治课教材时只通过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审稿，包括我所参与的那家出版社在内的其余10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孙山，经济上赔了本；更为离奇的是，被通过的只是必修课的4门教材，6门选修课教材的审定不知什么原因被搁置。新教材将于2004年9月起在4个省进行实验，2007年全部推开。

我参加的教材编写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组织，编写组成员由北京和外地两部分人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师，仅我一人来自科研机构，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约30岁，年轻人基本上都有博士学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出版社表示，之所以请大学教师来编写中学教材，是希望该教材能推陈出新，自成一体，不再照搬过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特别强调，新教材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社会探究能力的培养，形式不必统一，以为学生创造主动的学习空间为标准。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出版社和编写组成员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采用主、副文搭配结构，主文要“科学、严谨”，副文要“生动、活泼”，课后练习的设计要有深度空间，案例要注意经典性和贴切性，等等。

但整个编写工作遇到了诸多障碍。首先，有些属于“约束底线”的东西是无法突破的。比如，各门课（尤其是必修课）中都有一些体现“三个代表”之类党的意识形态的必须讲授的东西，或是有形无形中受其约束的东西。无论你想怎么淡化它，这种意识形态暴力事实上仍然存在。它对教材编写的约束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教材正文的阐释，还是课后练习的设计，都是如此。

比如，在“走近经济学”第3课我曾经设计了这样一个课后练习：“中央电视台2004年初报导：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各用工单位累计拖欠民工工资1,000亿（全国民工约9,400万）。温家宝总理甚至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钱。组织一次社会调查（比如，到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了解民工的劳动和收入情况），看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生活有什么帮助。”这个练习的本意是提倡学生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学会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社会。但是，用剩余价值理论直接比照“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不仅无此先例，而且肯定无法通过审查。因为这道习题包含着一个潜台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19世纪的西方资本家至少要付给工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却有数以千万计的劳工拿不到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引证的材料出处也有足够的权威性，但这个课后练习几乎没有希望通过第一道“关卡”──这套教材自己的编辑班子的审查。果然，初稿“送审”后，一位受托参与审稿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就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此类练习内容“与国家意志相悖”。显然，人们很清楚，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国度，是不允许把马克思主义的枪口对准自己的！

写作者、审查者、出版者自己充当自己作品的“检察官”，这是中共自建立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来中国文人的常态。威权主义并没有改变这个现实，只是使它变得更为精巧。在这些场合，我们不但可以领略到仍然实实在在存在且发挥作用的专制主义的制度性钳制力量，而且可以体验到由于这种强制所产生的心灵奴役。事实上，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约束底线”的客观和主观基础。

编写工作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教材审查体制的官本位特征往往强化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并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东流。据知情人讲，“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这次高中政治课新“课标”的“定稿”取代本来蕴含着极大改革空间的“征求意见稿”，是教育部部长办公会的决定。据教育部基教司的有关官员讲（这位官员应我们这套书的主编之邀向编写组成员介绍课标更动情况，其言基本属实）：部长办公会强调，高中政治课绝不是一门单纯的知识课，而是承担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不能与中央精神出现任何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课标”最终稿有较大改动的理由；原来的“课标”体现党的意识形态要求比较隐晦，出发点是想缓和学生的逆反情绪，部长办公会讨论时认为，这种作法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定稿”在意识形态表述上更加鲜明，用表态的方式说明课程的性质；学术中无定论的、或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肯定不能进教材；教材审查的3条标准（是否“超纲”“漏纲”、是否适合于教学、知识点布局是否合理），首重第一条；部里特别强调，政治课对一些基本的政治观点就是要灌输，这是“政治模块”各门课程的重要特点。有人问：“课标起草专家组是否换了人，由另外一组专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课课标？”回答是：“并没有换人，还是原来那批专家写的，他们必须按照部里的意见进行修改。”

在一党专制的运作体制中，有一个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执行者往往既是专制旨意的消极服从者，又是使专制旨意得以贯彻的积极使动者。“消极服从”意味着执行者内心对其执行使命的不完全认同；“积极使动”则是就其效果而言，不管“课标”起草组的专家们是否情愿，“定稿”毕竟是他们修改出来的。其实教育部的官员也同样如是。给我们“传达”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员一方面大谈“课标”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东西不得不进去”，似乎颇有些无可奈何，他甚至谈到“作教材，怎么不让人家抓住辫子，是个技巧”，其内心所指，也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种在权力面前双重心理、双重人格的存在是当今中国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时代，专制主义与乌托邦的联姻使大多数人对“革命理想”的认同比较真诚；未来的、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人们已没有必要屈从强权的压力。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消极服从”可以发展为一种反抗的艺术，“积极使动”也可能堕落为专制体制的自觉帮凶，这就看每个人的“道行”了。

“定稿”出台后，我们这个编写班子成员的反应“非常强烈”，大部份北京同仁都认为这件事情再做下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大家曾认真讨论了“何去何从”，但最后的意见仍归结为继续与出版社合作，把这套书编完。毕竟，中途“撂挑子”意味着违背与出版社的合约，不但会伤害与出版社建立的良好的信任关系，也会给所有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经济”和“收入”问题是教材编撰工作的第三个障碍，在当今威权主义条件下从事此类教材的编写势必使编写者经历利益驱动和学术良知之间的内在紧张。

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样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将意味着出版社会财源滚滚。因此各“竞标”出版社都使出浑身解数聘请有名望、高水平的主编，组织高水准的教材编写队伍，最主要的当然是付给高报酬。以我们编写组为例，各课程模块的分主编只要拿出合格的样稿就可获得数万元报酬；若样稿通过了教育部的审定被定为正式教材，报酬还要翻几翻。大概编写外语或数理化之类教材的老师们不会有什么额外的精神压力，唯独“政治课”教材不同，在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政治课”的许多内容并非科学，而是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是为论证当权者的权力合法性服务的。参与此类教材编写的人心里都很清楚。然而，既想挣钱，又想坚持学术的纯洁和公正，坚持对得起自己的社会良心，在编写“政治课”教材的实践中是很难协调一致的。遇到两者发生冲突、或有可能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威权主义借助金钱的力量使知识界就范，早已是普遍现象。在大学、科研机构里，只要承担了“主旋律”的“课题”，就有大笔经费，不少知识分子的堕落由此起步。不管是政治课教材编写中出现的利益与良知的冲突，还是权力利用利益诱饵对知识界的围猎，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那就是金钱在当今的威权主义社会里发挥着重要的、既通过经济领域本身又逾出纯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功能。

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构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是一个互动的、互为条件的过程。“解构”的真正前提是中共党化教育“底线”的突破，而这又有赖于民主化实质意义上的进展。当然，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进必须建立在最广大的中国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在这个艰难而曲折的行进过程中，知识分子将会有所作为，他们的灵魂也将不断受到涤荡而渐次升华。


张博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