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多数人的暴政

英籍印度裔作家《撒旦诗篇》发表后，被一些穆斯林认为严重亵渎伊斯兰教，引起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极大愤怒和声讨。小说很快就被40多个国家禁止发行。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20万美元捉拿拉什迪，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处死拉什迪和该书的出版商。挪威版出版商遇刺受重伤。伊朗总统哈塔米1997年执政后，表示不会派人追杀拉什迪。但伊朗民间激进组织仍有人出资悬赏追杀拉什迪。

事过10年之后，西方又一作家被伊斯兰教组织宣判死刑事件。美国剧作家麦克纳利，创作了话剧《基督圣体节》。首演后，即遭到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强烈抗议，同样引起许多宗教人士的同声谴责。但反应最为激烈的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对麦克纳利口诛笔伐和愤慨。号称有800名成员的“捍卫使者耶稣”组织发表声明，以伊斯兰教沙里亚法庭的名义，宣判剧作家死刑。

当有人问诺贝尔获得者马哈福兹对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以及追杀令有何看法时，马哈福兹肯定了这是作家创作的自和由。正是因为马哈福兹敢站出来为一个“群起而功之”说话，一些极端分子对他的仇视升级。有人认为马哈福兹才是始作俑者，认为要不是马哈福兹写了亵渎神灵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也不会有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这样的作品面世。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信徒终于行刺了马哈福兹。

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巨大荣誉，一些极端分子不仅不感到骄傲，也不从理性的角度思考，而是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思考。他们把阿拉伯学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归咎为背叛伊斯兰教的结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看中了他的文学作品，是敌人破坏伊斯兰教的大阴谋。马哈福兹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宗教界的注意。伊斯兰研究会发布1968年的裁决：禁止传阅或出版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写作的小说，无论读、听，抑或议谈，均在受禁之列。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把这个叛教者移交给宗教法庭，“在公共大广场上处死”。

思想冲突是正常的，思想的是正常的，这是碰撞的需要。既然一种思想不能接受另一种思想，那么就应该用争鸣的方式解决。采取恐怖的做法，只能说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脆弱和没落。在阿拉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眼里，这位给阿拉伯世界带来巨大荣誉的行为，却是对真主的不敬。他们用传统的或主流的阿拉伯文化观点来批判马哈福兹为代表的众多奉行新思想的作家和学者，把新思想看作是对“命运、天定”的嘲弄以及对上天的蔑视，是大逆不道。阿拉伯极端分子根本不能容忍这些跟主流思潮相左的新思想的存在。

对作家的刺杀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终结作家的生命的目的，就是对其他的世俗主义作家，或亵渎了伊斯兰教的作家，杀一儆百。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控制的清真寺里，墙上贴满了离经叛教作家和学者的名单。纳吉布·马哈福兹、法尔吉·法奥德、艾尼斯·曼苏尔、尤素福·伊德里斯、伊哈桑·阿卜杜·库杜斯等30位埃及文学家、思想家，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和作家60名，罪名是里通外国。

9.11事件以后，全世界对恐怖主义形成了共识。但人们的认识还基本上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实际上，社会和文化传统领域里的恐怖主义依然根深蒂固、深入骨髓。“多数人的暴政”，就是假借多数人或爱国主义的名义，对少数人或异端犯下的恐怖罪恶。“多数人的暴政”，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法西斯和现实的恐怖主义，多数人凭借过时的、依然流行的社会理念，对少数人或异端人和权所犯下的罪恶。

之所以说，对少数人的加害是“多数人的暴政”，根源在于，社会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发展的，而多数人的理念与时代观念进步并不是同步进行，甚至，远远地落后时代。而另一方面，“真理或先进的理念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被群体视为异端的少数往往就是真理的发现者或守护者。但是，这些观念要被大多数人接受，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是，不理解或不能接受的人，往往会铤而走险，剥夺或加害少数人或异端的人和权。

相对于少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或文化的恐怖更为残暴和让人惊恐。在杜绝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方面，只有提倡民主和自和由的生存观念。允许既允许自我张扬，也不对反对的东西采取消灭和压制的手段。自己不能感受的理念，我们有权批评它、谴责它、甚至声讨它，但我们没有权力取缔或压制它，不让它存在。因为群体的力量或文化的不理性，给个人或社会的危害更大。

毕竟那不是属于某个人的私人场所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民主和绝对的自和由，以后也不会有！除非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存在。你有权要求民主，也有权要求你的自和由，但你没权损害别人，无论你有意无意。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既然你的自和由得以彰显了，必然会有人受到压抑或者伤害，因此有人站出来反对、声讨都是正常的，你捍卫你的自和由，同样也必须捍卫别人的自和由，最好不要因为别人的声讨而四处扣帽子只可能群体改变个体，个人不可能逆转群体。

中和国传统，历来喜欢提倡一个格式化的榜样和刻板的精神，把一个设计好的所谓人间正道强加给个体，对于敢于脱离这条轨道的叛逆者来说，背经离道的代价十分沉重。为了一个虚无的“民族精神”，很多中和国人对于多数人暴政或文化虚脱很崇拜，韩国女星李成延事件波及到中和国赵薇身上就是其中最好多说明。民族精神应该宽厚，把仇视当作“民族精神”的，只能引起民众的狂热。鼓励仇视他人的民族情绪或群体加害，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表现，其实，是误国误民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之所以提倡言论自和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可以大胆的不受到迫和害的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让大多数人去评判或接受，而不是采取文化或群体的法西斯行为让少数人不敢说话。

在阿拉伯世界，由于一系列的文化恐怖主义事件接踵而至，频频发生，使阿拉伯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思想界都感到惶惶不安，因为极端的行为很可能在某一天就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那些被送上道德法庭的作家仗义执言，为他们争得了说话的权利和发表作品的自和由。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十分艰难的。它让所有涉案的作家身心疲惫。抛开个人的安危不讲，很多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是一种危机，不仅是阿拉伯创作的危机，而且是阿拉伯思想的危机，是阿拉伯文化的危机。因为文化恐怖主义限制了阿拉伯人的创作自和由、言论自和由甚至于思想的自和由，长此以往，阿拉伯文化的生产必然走向萧条和停滞。

部分资料来源：林丰民《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对阿拉伯文学的冲击》